解丽霞

摘要：易学史上对《太玄》与孟京易学关系的探究，受到两个有争议问题的影响：一是《易纬·稽览图》和孟京《易》的先后关系，一是《太玄》源于盂京《易》还是源于《易纬》。本文以《太玄》为基点，在尝试解决“争议”的基础上，具体探究《太玄》象数构建如何取于孟、京卦气说，其义理阐释又如何别于孟、京灾异说。

关键词：《太玄》；《易纬》；孟京《易》；卦气说；灾异说

中图分类号：E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1－0021－08

一、《易纬》、孟京《易》、《太玄》关系分疏

在汉代易学的象数体系中，《易纬》和孟京《易》较为一致。清人胡煦曰：“子云《太玄》之作，其卦气起中孚、六日七分之说取京房；其分爻配卦之法，取诸《周易》；其蹄赢之法取之于气盈朔虚，盖合三家之长，而自为一书，用以推步者也。”《太玄》综合各家之长，对《易纬》和孟京《易》自然有参考。在具体探讨三者象数和义理的同异前，我们首先要厘清学术界的两个争议：《易纬·稽览图》和孟京《易》的先后关系，《太玄》源于孟京《易》还是源于《易纬》。

《易纬》和孟京《易》孰先孰后?一种观点认为《易纬》源于孟京《易》，清人吴翊寅曰：“《易纬·乾凿度》为孟喜所述，《稽览图》、《通卦验》皆京房所述。”据此，钟肇鹏先生列举八条理由指出：“《易纬》为孟京《易》学一派，无容置疑。以《易纬》来说，其上篇讲卦气及风雨寒温以推吉凶灾变，下篇推轨策法及六日七分，即京房之积算法。故孟、京《易》学虽早已亡佚，幸赖《易纬》还保存其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孟京《易》源于《易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今永乐大典载有《稽览图》一卷。其书首言卦气起中孚，而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又以自复至坤十二卦为消息，余杂卦主公卿侯大夫；候风雨寒温以为徵应。盖即孟喜、京房之学所自出，汉世大儒言《易》者悉本于此，最为近古。”

考察前人所述，就会发现解决争议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二者的时间先后；一是卦气说形成时间。在第一个问题上，孟京《易》的时间比较清楚，孟喜为昭宣时期人(约公元前90年至40年前后)，官方今文易学的代表人物，本人没有立为博士，其所传《易》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立为博士；京房(焦延寿弟子)为宣元时期人，于元帝初元四年举孝廉为郎，其《易》约于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立为博士。所以，孟京《易》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44年。《易纬》的时间则较难判断，因为历来对谶纬的起源有不同看法。钟肇鹏先生概括了十二种关于谶纬起源的不同观点，最后以纬书的编成集结时间为界限，认为不能早于王莽时代。在这些观点中，值得关注的是桓谭的“今诸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张衡的“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因二人距谶纬形成时间最近，观点较为可信，那么《易纬》当在盂京《易》后。但再详细分析桓、张的说法，二人讲的是图谶的出现，是否图谶就是指《易纬·稽览图》尚不确切，因此，单从时间上讨论二者先后仍无定论。

从《易纬·稽览图》的内容来看，它讲的是一种卦气说：

甲子卦气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从，四时卦十一辰余而从。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复生坎七日，消息及杂卦传相去各如中孚。太阴用事，如少阳卦之效也。一辰，其阴效也，尽日。太阳用事，而少阴卦之效也。一辰，其阳也，尽日。消息及四时卦各尽其日。

四卦者，四正卦，为四象。每岁十二月，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每期三百六十五，每四分。

据郑玄注，《稽览图》所述卦气包括四正卦、十二消息卦、六日七分，具体配法为：四正卦坎、离、震、兑各主八十分之七十三，其他十二消息卦和杂卦同中孚，各主六日七分，这与一年的日数不合，所以四正卦的日数不应独立出来，如坎即中孚。四正卦主八十分之七十三，一般认为是京房首先提出，僧一行《卦议》日：“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又京氏减七十三分，为四正之候，其说不经，欲附会《纬》文《七日来复》而已。”《稽览图》的“八十分之七十三”比较粗糙，僧一行《卦议》所述较为具体，四正卦的“八十分之七十三”来自“四卿卦”，加上其他五十六卦的日数，刚好是一年的日数。从“四正卦”卦气说的发展来看，《稽览图》居于京房及其弟子的中间阶段，京房的“四正卦”每卦用事时间为一节十五日，《卦议》详述“四正卦”主“八十分之七十三”的来由，当为京房弟子所言，且有“欲附会《纬》文《七日来复》”之文。所以，据卦气说的演变可以推知《易纬》在孟、京之后。

之所以大费笔墨分析《易纬》和孟京《易》的先后关系，目的在于明晰《太玄》究竟源于《易纬》还是孟京《易》。宋人朱震认为：“京房学于焦赣，其说则源于《易》矣。自扬子云、马融、郑康成、宋衷、虞翻、陆绩、范望并传此学，而昭素非之，奈何。”朱氏之说勾勒了一个汉易传承系统，扬雄之学源起于焦赣、京房。张行成也认为：“扬子云《太玄》，其法本于《易纬》卦气图，卦气图之用出于孟喜章句。”《古今律历考》则认为：“考扬雄《太玄》本于卦气，卦气出于《易纬图》与《周易·乾坤凿度》，焦赣传之京房，扬子云仿之以作《太玄》，《太玄》之数皆历数也。”《太玄》所仿卦气本于《易纬》，出于孟喜京房。从以上史料分析看来，应是孟喜→京房→《易纬》→《太玄》这样的先后顺序，对《太玄》而言，《易纬》卦气说在孟、京之后，它对三者都有所吸取，就不存在“吸取《易纬》还是孟京《易》”的问题，它们的本质关联在于《太玄》象数取于卦气说。

二、《太玄》象数与孟京卦气说

卦气说究竟何谓?林忠军先生认为：“将《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与一年中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相匹配，就是卦气说。”一般认为卦气说形成于孟喜，但刘玉建先生认为《子夏易传》已有“六日七分法”、“七十二候”。王葆珐先生认为：“昭、宣之间，恰有河内逸《易》的出土以及魏相采奏《易阴阳》与《明堂月令》，《月令》的五行图式与《说卦》八卦图式的综合，与孟喜卦气说中的四正卦理论一致，当是四正卦说的雏形，为卦气说的起源。”孟喜之前的卦气说尚不成熟，孟京卦气说当为两汉象数易学代表。

孟喜作为完备卦气说的始祖，创立了四正卦说、十二消息卦说、六日七分说、七十二候说、爵位说。京房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纳甲说、纳支说、八宫卦说、五行说、阴阳气说、飞伏说、互体说。综合孟、京的卦气说，其要点就是重新排列六十四卦卦序，与四时、十二月、七十二候相配，如孟喜“自冬至初，中孚用事”的新卦序，京房的八宫卦序、飞伏、互体，在这一基本构想下，把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也纳入其中，构建《易经》、天文、历法一体的世界图式，开创象数易学的新范式。宋人鲍云龙曾言：“卦气出焦、京，所传以四卦配四时，六十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扬子云之玄，邵子之先天，皆有合乎此也。”扬雄与孟京卦气说的关系，体现在卦序排列、纳干支、阴阳五行三个方面。

《太玄》“首”序主要依孟喜六十杂卦排列。孟喜卦气说存于僧一行的《卦议》，基本观点为：卦序

首起中孚、应冬至；十二月卦每卦六候、每候五天；四正卦主二分二至、四方、四时，爻主二十四节气。清人惠栋认为：

孟氏卦气图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数，内辟卦十二谓之消息卦，乾益为息，坤虚为消，其实乾坤十二画也。……四卦主四时，爻主二十四气；十二卦主十二辰，爻主七十二候；六十卦主六日七分，爻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辟卦为君，杂卦为臣，四正为方伯，二至二分寒温风雨，总以应卦为节。

惠氏所言补充了孟喜“其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说”，后又列了“六日七分图”，现把此图和《太玄》“首”序作一对比，列为下表：

如表所示，坎、震、离、兑主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其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杂卦依据所象与历法契合，卦起中孚，配公、辟、侯、大夫、卿。《太玄》以“中”准“中孚”、“周”准“复”，依次至“养”准“颐”，首名依卦义而定，首序依六十杂卦之序。两者不同之处有这样几点：第一，《太玄》八十一首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每首直四日半，以跨、赢二赞补不足，更合历法补闰；孟喜“六日七分说”，六十卦直三百六十五日，每卦六日七分，不太符合年岁本身差别。第二，《太玄》首配爵位，遵循“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的玄体系，所配为“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不像孟喜的“公、辟、侯、大夫、卿”依六十杂卦之序相续排列。第三，《太玄》八十一首只准六十杂卦，首与二十四节气相配，按照二十四节气之间相隔日数与首直四日半的规律，“中”应冬至，以至“将”应大雪，不像孟喜“卦气说”单列四正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节气，京房用坎、巽、震、兑、艮、离六卦配二十四节气。

《太玄》纳干支有取于京房。“干支”与四时、四方、五行相配源于周秦时期，《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中已有记载。京房用它解释《易经》象数，详述了“纳甲”、“纳支”。其“纳甲”的具体方法为：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纳支”是将十二地支分为阴阳两组，配之以天地之阴阳数，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一、三、五、七、九，阳之数；二、四、六、八、十，阴之数。京房的“八卦纳甲支”比孟喜的“四正卦纳支”更为详细。《太玄》主干是数，其“纳甲支”是把天干、地支与数字相配，具体为：

子午之数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吕三十六。并律吕之数，或还或否，凡七十有八，黄钟之数立焉。其以为度也，皆生黄钟。甲己之数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声生于日，律生于辰。声以情质，律以和声，声律相协，而八音生。

扬雄“纳甲”、“纳支”、“纳音”的原由，《古今律历考》有记载，“盖以黄钟起，子为十一月，乾始初九，午为五月，子宫之冲也，故数俱九。以子、丑、寅、卯、辰、巳月对午、未、申、酉、戌、亥月，分九、八、七、六、五、四之数，皆以对冲言也。……子之数九，甲为子干，已为甲妃，甲与已合，故随子称九；丑数八，乙，丑之干，妃为庚，随丑称八，丙、辛、丁、壬、戊、癸之数亦如之。”《太玄》起于“中”，就律历而言，数起黄钟，时节为冬至、月为十一月，十二地支分为两组，从数字九依次衍下，配十二月，为九、八、七、六、五、四；十天干也分为两组，从数字九依次衍下，为九、八、七、六、五。黄宗羲曾详述了《太玄》的“纳干、支、音”，现依其文字制为下表：

《太玄》自觉地在玄数体系内贯通历法、音律，丰富了汉代象数易学。

“阴阳五行说”始于邹衍，《淮南子》已详述了五行的生克关系，五行与四时四方的配合，五行与干支、星宿的配合。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易经》，京房功不可没，林忠军先生指出：“京氏的高明之处，不在于重复汉初以来流行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五行学说，而在于他将五行说引进易学领域，进行加工改造，创立了以五行为轴心的易学象数体系。”京房非常注重卦爻的变化与阴阳之气进退升降的关系，在“纳甲”说的基础上，根据《说卦》中八卦的基本取象，把它具体化为“乾金、坤土、震木、巽木、坎水、离火、艮土、兑金”，同时依照“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把八卦的六爻也配以五行，如“乾”初九至上九依次为子水、寅木、辰土、午火、申金、戌土。扬雄《太玄》用玄数系统解释阴阳五行，把玄首按照阴阳消长之理间隔排开，旨在阐明“玄”的运动就是阴阳二气此消彼长的过程，与四时运行一致。《太玄》“五行配玄首”，从“中”至“宁”依次为水、火、木、金、土、水、火、木、金，五行生、克、胜、囚之理体现在“九天”中，“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只适用于“九天”系统，在八十一首的连续系统中，并非一一相禅，这与京房“五行配六爻”的固定模式相同，八卦六十四爻也不能一一相禅。《图书编》言：“水、火、木、金、土者，《玄》相禅之法也。《玄》以‘九成，数故以‘五居生成二数之中，五，土也。一、二、三、四，生数，居五之前；六、七、八、九，成数，居五之后。然五行各自为序，自九交初，亦未见其有相禅之义也。……于《易》中阴阳消息之序则既乱矣，……雄为人深沉，颇能思索，故能略见天地之理，而于卦气之起中孚，则曰‘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其中，而其八十一首亦于一岁阴阳之气，因以立义焉。”《太玄》较《易》而言，尚有不足，取卦气说立义则无咎。

《太玄》取于孟、京卦气说，是否契合《易》成了一大争议，焦点在于“卦气起中孚”的合理性。清人胡煦认为：“子云以为‘卦气起中孚，夫《周易》之理不离阴阳，故日‘一阴一阳之谓道。今‘中孚二阴在内，四阳在外，有何道理而以为卦气所起?若无道理便可以为卦气所起，则任起一卦而为首，奚不可者，甚矣。”《图书编》则作了辩解，“扬雄《太玄》谓‘卦气起中孚，尝思之不得其说。宋儒且谓‘扬与焦宏、京房皆偶以中孚起历数，于卦义全无当也。尝读《易》‘中孚豚鱼，诸儒云‘豚，顽鱼，冥本无知之物，当至诚以感孚之，……虽遍求之不达其义，久之因以‘江豚吹浪夜还风之语，合而绸之绎之，乃知豚鱼即江豚也。本兊泽中物而得风之性者，泽物信风一出天然，此所以利贞欤。又数年因遍阅诸家，有载：‘正月鲨留至，二月鲤至，三月鳜至，四月鲥至，仲冬豚鱼至。始知物至以其时，而仲冬豚鱼至，即中孚豚鱼之象也。可见圣人于各卦爻取象，皆时物之自然而然者。扬雄‘中孚卦气在古昔已然，汉儒尚有所传，匪后人杜撰者比也，缘观杂说，既通易象，且识卦气，深自愧心思未澈，睹闻浅鲜，不能博穷物理，何以穷经?何以窥古人著作也?后儒未悉其旨，反訾议汉儒，讵止兹一事为然哉。”孟、京卦气说有一定牵强附会之嫌，遭到后来易学家批判，但就“卦气起中孚”来讲，不是随便起卦，而是依据时象而定，既合历法又合《易》。《太玄》在解释《易》理时，以律起历，以历言《玄》，并非毫无根据的随意比附。郑万耕先生所言极是：“《太玄》的世界图式和孟、京及《易纬》的‘卦气说一样，都是用‘卦或‘首来表示一年中季节的变化，

实质上都是一种历法和月历。”

三、《太玄》义理与孟、京灾异说

孟、京易学以象数见长，其义理阐释亦以人事言之。释一行日：“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房曰：“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故《易》曰：‘元亨利贞。……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卦。”孟喜、京房为西汉今文易学代表，无逃于当时学风影响，皮锡瑞指出：“《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通。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做，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通过经典解释，宣扬“天人感应”之学，是汉代思想家共性之所在，孟喜、京房、扬雄无一例外。但在统一学风下，各个思想家治学理路又有差别，《法言‘渊骞》日：“灾异：董相、夏侯胜、京房。”言不言“灾异”就是扬雄和孟、京在义理诠释上的区别。

孟喜、京房天人之学专言“灾异”。《汉书·儒林传》曰：“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灾异释《易》也就在所难免。京房言“灾异”，《汉书》曰：“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因精通阴阳灾变且屡有应验，借此发挥“天人感应”之学，便是京房的学术强项。他通过两条路径来讲“天人感应”：一是“以天说人”。“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京房“所言屡中”，甚得圣上欢心。但以同样路数维护自己，再次上封事时，效果则相去万里，京房深知石显、五鹿充宗等人与己“论议相非”，迟早会对自己不利，自请为太守之后仍害怕加害，因此，三次以卦爻消息之理上封事，陈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尽管言词句句依理，圣上依然未召回他，结果“房去月余，竟徵下狱”。一为“以人说天”。“人君骄溢专明，为阴所侵，则有日蚀之灾。不救之，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怀谦虚，下贤受谏，位有德，禄有智，日蚀灾消也。”“人君擅私恩，恣意重情，不与臣下同谋，即致偏雨夜堕也。不救，致苦雨降，万民愁，潦水绝道。其救也，与公道无私党。此灾消矣。”京房用君臣关系好坏说明天象变化，其用意不在天，而是希望有君贤臣能的社会景象。

孟、京言“灾异”，义理言说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遵循从阴阳说到灾异说的叙述理路。灾异说的始点为《易经》卦爻表征的阴阳消长之象，《易经》在汉代的神圣地位、占筮的应验等，为灾异说提供了理论支撑，增加了可信度。第二，以具体卦象、天象解释人事，没有系统的理论建构。京房“灾异”说重在运用卦气变化，气消则灾，气息则祥，如建昭二年二月上封事曰：“辛酉以来，蒙气衰去，……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这种就事论事的做法，随人事而取卦气，并非卦气的已然决定。第三，比附随意牵强。京房用卦象比人事过分具体，很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必然关联，如同样是“人君骄横”，所导致的天象一是日蚀、一是苦雨。第四，灾异应验具有潜在必然性。看京房所讲“灾异”，就知道它的应验具有必然性，这并不是说京房所讲很准确，而是人事、天象在一定时候具有必然性。比如，京房知道自己一旦作太守，离开圣上，必遭灾祸，他所讲《易》卦象的消长就没有意义了，不管所取卦象好坏，他都会下狱。第五，“灾异”说的目的在于谴告人君。京房把天象对应人事，通过象数申明君臣之道，不管论证思路、陈说的对应关系合理与否，警告人君当贤明是汉代天人学的核心。

《太玄》有受于京房的象数易学，其义理阐释则走了和“灾异说”不同的道路。扬雄通过两种方式来诠释《太玄》义理：一是通过设首作测，重点阐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条目和君明臣能之理。“断”次七日：“庚断甲，我心孔硕，乃后有铄。”其测日：“庚断甲，义断仁也。”叶子奇注曰：“庚属金为义，甲属木为仁。今言庚断甲，是以义断仁，谓割恩正法也。当世之君，类多以恩掩义，今能如此，则其心之甚大可知也。非独正法于当日，抑亦贻谋于将来，其后岂不有光哉!”“常”首曰：“阴以知臣，阳以知辟，君臣之道，万世不易。”《太玄》、《易》都讲阳主阴辅，君主臣辅与阴阳之道同，阴阳之万世不易推衍出君臣之常道。二是通过解释《玄》经，在《玄》传中重点阐述“天人相应”之学。扬雄认为：“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所以，他在《玄》传中把“玄”与人自觉连在一起。“嘿而该之者，玄也；挥而散之者，人也。……君子日疆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玄道之几矣。”玄德也展现为人德，“君子藏渊足以礼神，发动足以振众，高明足以覆照，制刻足以竦慑，幽冥足以隐塞。君子能此五者，故日罔、直、蒙、酋、冥。”天地、人事不是作为两个绝对的对立面，其关系在“玄”的体系中展开。

对比《太玄》义理阐释和孟、京“灾异说”，共同点都是通过卦象、首象言人事，扬雄或多或少受到天人比附的影响，《太玄》也讲“昼人之祸少，夜人之祸多，昼夜散者其祸福杂”。但二者有很大不同：第一，释经方式不同。《太玄》通过模仿，对《易经》进行全新改造，所言义理皆建立在“玄”体系上，系统论说“天人相应”之理；京房采用章句解释方式，其所得只是《易经》的条条句句，用具体的、单个的卦爻辞讲人事，必然无系统。第二，论述思路不同。由于“玄”体系自成一统，扬雄在体系构建中，自觉沿着“天”和“人”可能重合的方向立论，如主辅是一绝对的对应关系，天、人可以重合于此的即阴阳、君臣。《太玄》“文不虚生”，所论有一定合理性。京房言“天人”，从阴阳之气的消长转向天象的可能灾异，以此评说君臣之道。阴阳之气和天象有一定关联，但灾异和人事没有必然关系，其论述思路的合理性不言而喻。第三，取象方式不同。《太玄》首的取象主要依据阴阳之气的运动规律，赞的取象依据经典中的实例，在《太玄》中远超过首象，两者皆非虚言。京房主要取象阴阳之气，又言之为“灾异”，用此比附人事难免虚妄。第四，劝说人君方式与结果不同。《太玄》把“天、人”纳入“玄”体系，总归为一体，所说“天人相应”在理论上来讲是当然之理，结果却没有“灾异”说有威慑力。京房“灾异说”是在“谴告”人君，虽然较为荒谬，仍为人君信奉、利用。

责任编辑：刘玉建刘保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