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琳琳,都亚娟,南洪明

对社区儿童家长进行有关抗生素使用知信行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1)

张琳琳,都亚娟,南洪明

自20世纪40年代青霉素被应用于临床以来,各类抗生素也相继问世。抗生素对控制细菌感染、疾病流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之而来却出现了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现象,这已成为国内外医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1]。2岁～6岁的儿童是上呼吸道感染的易感人群,是使用抗生素频率最高的群体,因此,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危害在这个年龄段儿童中尤为突出。为了将危害降至最低,专家们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其中从医生、医院角度的研究较多,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2]。而在社区进行的相关研究却很少。截至2004年,仅在美国《儿科医学杂志》中有相关研究报道：通过社区医务人员对家长进行合理用药指导,可以改变家长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行为方式。本研究旨在充分发挥社区护理工作者的作用,通过在社区进行健康教育来提高儿童家长对抗生素使用的认知和态度水平,从而改变其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行为。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998年—2002年出生(2岁～6岁)并居住在大庆油田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辖两个社区内儿童的家长70人,严格按照入组条件进行筛选。儿童年龄2岁～6岁(4.32岁±1.28岁),全部是独生子女;家长年龄26岁～40岁(30.89岁±4.53岁),61%家长年龄31岁～35岁;41%家长接受过高等教育,34%家长接受过中等教育,25%家长仅接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41%为工人,26%为干部,无业及文教卫生人员(非临床)仅占33%;经济收入方面：平均月收入在 1 200元以上者占50%,23%家长月收入900元～1 199元,21%家长月收入600元～899元,6%家长月收入300元～599元。

1.2 方法

1.2.1 取样 采取便利取样法,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自愿参与该研究。并通过抓阄方法将其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35例。

1.2.2 测量指标与工具

1.2.2.1 测量指标 ①人口学资料和健康状况：包括儿童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及家长的年龄、性别、经济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②家长对儿童使用抗生素的现状;③健康教育前家长的抗生素知识、态度及行为水平;④健康教育后家长使用抗生素知识、态度及行为水平。

1.2.2.2 测量工具 测量工具为调查问卷。该问卷是研究者在参考相关文献基础上自行设计,问卷由4部分组成,包括一般资料、知识问卷、态度问卷、行为问卷。平均内容效度为0.7。①一般资料包括家长人口学资料、儿童人口学资料及健康状况。②知识问卷部分包含4个维度共17个条目,即抗生素与疾病关系(4个条目)、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4个条目)、抗生素适应证(5个条目)、抗生素使用方法(4个条目)。儿童家长对每个条目回答“对”“错”或“不知道”。 答“对”者给 1分,答“错”或“不知道”均为0分,总分17分,其中均分11.6分～17.0分为高水平,5.8分～11.5分为中等水平,0分～5.7分为低水平。得分越高,说明知识掌握水平越高。问卷的Cronbach's α为0.80,重测信度为0.90。③态度问卷部分包含4个维度,共12个条目,即抗生素使用种类选择(3个条目)、抗生素使用方式(3个条目)、抗生素使用剂量(3个条目)、抗生素使用时机(3个条目)。所有条目均采用Likert五分制计分法。对于正向条目：5分=非常同意,4分=同意,3分=不清楚,2分=不同意,1分=非常不同意;对于负向条目,计分方法相反。分值范围12分～60分,分数越高,说明态度水平越高。12.0分～30.3分为低水平,30.4分～47.7分为中等水平,47.8分～60.0分为高水平。问卷的Cronbach'sα为0.75,重测信度为0.90。④行为问卷部分包含4个维度(同态度部分),共17个条目。根据行为出现频率,答案设计为5分制。对正向条目,5分=一直,4分=经常,3分=有时,2分=偶尔,1分=从来不,反向条目的计分方法相反。分值范围17分～85分,分数越高,说明行为越正确。62.5分～85.0分为正确,39.8分～62.4分为比较正确,17.0分～39.7分为不正确。问卷的Cronbach's α为 0.85,重测信度为0.92。

1.2.3 教育方法 对照组教育方法主要采取板报宣传和口头宣教两种教育方法,而对干预组的教育方法是除了板报宣传和口头宣教两种方法外还实施了讲座、一对一个体指导、电视录像、文字教育和定期评价的教育方法。

1.2.4 资料的收集及统计学方法 在健康教育前和健康教育1周后分别对儿童家长进行调查。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健康教育前后儿童家长的抗生素知识水平比较 健康教育前家长的抗生素知识总分5.66分±2.13分,属低水平。其中,干预组5.68分±2.55分,对照组5.04分±1.98分,经统计学检验,两组家长对抗生素知识掌握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两组具有可比性。健康教育后,干预组知识问卷得分较高(12.09分±1.22分),属高水平;对照组知识问卷得分较低(5.98分±1.98分),属中等水平。经统计学检验,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949,P<0.01)。4个维度中,干预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抗生素与疾病关系、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抗生素使用方法、抗生素适应证。对照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抗生素与疾病关系、抗生素使用方法、抗生素的适应证、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详见表1。

表1 健康教育后两组儿童家长的抗生素知识水平比较 分

2.2 健康教育前后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态度水平比较 健康教育前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态度总分为22.09分±2.98分,属低水平。其中,干预组21.99分±2.79分,对照组22.65分±2.01分。经统计学检验,两组家长使用抗生素态度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两组具有可比性。健康教育后：干预组态度问卷总分38.18分±2.15分,属中等水平;对照组态度问卷总分21.14分±1.98分,属低水平。经统计学检验,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801,P<0.01)。在4个维度中,干预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抗生素使用时机、抗生素使用剂量、抗生素使用方式、抗生素使用种类选择;对照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抗生素使用种类选择、抗生素使用剂量、抗生素使用时机、抗生素使用方式。详见表2。

表2 健康教育后两组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态度水平比较 分

2.3 健康教育前后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行为水平比较 健康教育前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行为得分较低(19.12分±2.33分),行为不正确。其中,干预组 18.76分±2.55分,对照组 17.90分±2.45分。经统计学分析,两组家长使用抗生素行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两组具有可比性。健康教育后：干预组行为问卷总分32.06分±1.28分,对照组行为问卷总分19.93分±2.50分。经统计学检验,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68,P<0.01)。在4个维度中,干预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抗生素使用时机、抗生素使用种类选择、抗生素使用方式、抗生素使用剂量;对照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抗生素使用时机、抗生素使用剂量、抗生素使用方式、抗生素使用种类选择。详见表 3。

表3 健康教育后两组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行为水平比较 分

3 讨论

3.1 健康教育前后儿童家长对抗生素知识的掌握水平 健康教育前干预组和对照组家长对抗生素知识掌握水平均属低水平,这一结果与曹玲等[3,4]的类似研究结果相一致。表明我国儿童家长的抗生素知识水平较低。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家长缺乏相关的信息和教育。健康教育后,与对照组比较,干预组家长对抗生素知识的掌握水平明显提高,属高水平。这与Trepka等[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该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教育在短时间内可以提高个体的理论知识水平。在4个维度中,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3.80分±1.40分)方面提高的最为明显,问题回答总正确率由教育前的15%上升到68%。卢磊红等[6]认为,对于新知识,以不同的教育方式,不断重复、强化、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可以大大提高教育成效。健康教育前,家长对“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方面知识极度匮乏。根据该调查结果,教育者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都进行了合理设计和侧重。80%的教育内容涉及细菌耐药性问题,教育过程中采取了适合成人学习特点的教育方式,比如,集中授课、一对一指导、板报、文字资料、录像等相结合的方式讲解和宣传细菌耐药性知识。

对抗生素使用方法与抗生素适应证两方面的知识水平也有提高,回答问题的正确率也有所提高。王玲[7]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对儿童家长进行健康教育时,纠正过去的错误观点比传授新知识难度大,主要因为要经历纠正、遗忘、接受新知识、巩固新知识等几个阶段,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关注和教育。由基线调查结果可知,家长在一定知识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偏差。在接受这方面知识的教育中,由于混杂着以前的错误认识,在接受、记忆和理解新信息时难度较大,尽管教育者给予了各种形式的教育,但由于教育时间相对较短,所以要让家长更好地掌握抗生素相关知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抗生素与疾病关系方面,家长回答正确率由教育前的75%提高到83%。这说明对于健康教育前家长已经了解或掌握的知识,通过进一步的健康教育,仍有巩固和进一步提高的作用,但效果不是很显著。

3.2 健康教育前后家长使用抗生素态度情况 健康教育前两组家长使用抗生素态度水平均属低水平,这一结果与家长缺乏抗生素知识有关。说明家长由于缺乏抗生素相关知识,从而影响了家长使用抗生素的态度。健康教育后,与对照组比较,干预组家长使用抗生素态度水平提高,属中等水平。健康教育知信行模式[8]明确表明,知识水平的提高可直接导致态度的改变,可以促进受教育者形成积极、正向的态度。这一结果与家长的相关知识水平提高有关。教育者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将有关抗生素的知识传播给儿童家长,家长接受知识,通过思考,逐步形成对抗生素使用的正确态度。

在4个维度中,抗生素使用剂量和抗生素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问题正确率分别由教育前的23%和27%上升到48%和51%。其中,有45%家长不再赞同抗生素剂量越大,治疗效果越好,而教育前仅有30%家长这样认为;有52%的家长觉得“抗生素说明书上要求服用的剂量一般都小,达不到快速治疗的目的,自己可以随意增加”这一态度是错误的。这一结果显示,通过对家长过去不正确的知识理解和误区的纠正,可以改变原有错误的观点和态度,但改变效果有限。因为态度的形成要经历较漫长的时间,但一旦形成,再想改变,同样需要一段较长时间[9]。因此,态度水平提高的幅度明显低于知识水平提高的幅度。

家长对抗生素使用种类选择方面的态度改变幅度最小,回答正确率由原来的18%仅仅上升到21%。依然有51%的家长愿意选用价格比较贵的抗生素。64%的家长喜欢多种抗生素同时使用;只有29%家长认为,在孩子感冒时应根据化验室结果决定和选用抗生素。家长对抗生素种类选择方面的态度水平在健康教育前最低,教育后仍属最低。这可能与家长在接受教育时对某些知识片面或错误理解有关。虽然教育者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选择,但是,由于依然属于短期内的知识灌输,家长只是知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态度水平提高的幅度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与教育过程的时间较短有关。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提出,态度形成从服从到同化再到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长期的知识灌输和巩固。因此,研究结果提示教育者,健康教育可以使知识水平提高,但要达到态度全部改变和提高,不是短时间可以达到的。所以,受教育者态度的纠正需要长期、多方面的教育和关注。

3.3 健康教育前后家长使用抗生素行为情况 健康教育前两组家长使用抗生素行为属不正确,这一结果与家长使用抗生素态度的不正确有关,也与健康教育知信行模式相符,该模式显示,在某种情况下,态度直接影响和决定行为。健康教育后,虽然干预组得分比对照组得分高,但仍属不正确。这一结果与态度行为理论和Ottawa决策支持理论相符：理论上,个体对某事物持什么样的态度,也就会有相应的行为,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但是,在态度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影响因素,往往行为与态度不是一致的,提示教育者,改变家长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行为是一项长期、反复、艰巨的任务,短时间内是很难实现的。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教育可以提高社区的儿童家长知识水平,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其态度水平,但短期内对行为的改变效果却不理想。所以,社区护士通过健康教育来纠正家长使用抗生素不合理行为时,必须持之以恒,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1]王来成.防止抗生素滥用[J].江苏药学与临床研究,2003,11(4)：26.

[2]张波,徐小徽.抗生素应用根源及其合理使用的对策[J].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2,1(5)：23.

[3]曹玲,袁艺,孙艳香,等.家长知识调查对防止抗生素的作用[J].中国医刊,2004,39(2)：36-38.

[4]高正春.小儿疾病中抗生素滥用的危害性[J].卫生职业教育,2002,9(2)：15.

[5]T repka K,Belongia S,Chyou IM,et al.The effect of a community intervention trial on parental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appropriate antibiotic use in children[J].Pediatrics,2001,107(1)：E6.

[6]卢磊红,赵颖.影响健康教育的相关因素及对策[J].黑龙江医药杂志,2003,26(4)：73.

[7]王玲.健康教育对儿童家长营养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J].中国健康教育期刊,2004,20(7)：636-637.

[8]Boorkman D.健康教育的“K-A-B”模型设计[J].华西预防医学,1990,1(2)：50-53.

[9]黄敬亭.健康教育学[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1.

Evaluation 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about knowing,confidence and behavior of antibiotics application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in community

Zhang Linlin,Du Yajuan,Nan Hongming
(Daqing High Medical Special College,Heilongjiang 163312 China)

[目的]比较健康教育前后社区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的知信行水平。[方法]选取社区儿童家长70人,对其进行有关抗生素使用的知信行教育,比较健康教育前后社区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结果]健康教育前两组家长的抗生素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均属于低水平;健康教育后干预组家长的抗生素知识水平属高水平,态度属中等水平,行为属不正确。而对照组知信行水平仍属低水平。[结论]社区护士应重视社区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相关知识、行为、态度的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社区;儿童;家长;抗生素

R473.2

C

10.3969/j.issn.1009-6493.2010.01.043

1009-6493(2010)A-0082-03

1)获市局级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张琳琳(1971—),女,山东省宁阳人,副主任,主管护师,硕士,从事社区护理研究,工作单位：163312,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理系);都亚娟工作单位：163312,大庆油田总医院;南洪明工作单位：163312,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龙南医院。

2009-03-27;

2009-10-28)

(本文编辑 李亚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