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强强

(宁夏大学 政法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民族心理认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它是民族成员表现在民族意识上的自觉认同。有研究者认为, 民族心理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过共同的感觉、知觉、思维、情绪、思想感情、性格特征等心理活动形式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的反映。[1]从类别上看，民族心理认同应该包括该民族的群体心理认同和个体心理认同；从具体心理现象看，民族心理认同包括民族成员表现出来的多种具体心理现象认同，如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注意、情感、意志、气质、性格、能力、需要、动机、兴趣、信念、理想、世界观等各方面的认同[2]。总的来说，民族心理认同是该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对本民族归属和感情依附的稳定的心理特征。

一、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本项调查主要通过考察“少数民族认同心理状况”来把握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农民对本民族、国家和政党态度的变动情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社会成员只有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对社会存在所反映的社会规范加以选择和接受，进而通过内化成为人们心理世界内在的行为准则，转变为心理过程，形成定期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动机，才能产生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行为。因此，进行民族心理认同研究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项研究的总体框架基于三个纬度展开，即主要考察农民对本民族、民族关系和国家的主观评价或心理取向。每个方面的指标拟选取若干问题来进行测量。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选项基本采用李克特式的回答范畴。

(二)样本选择。由于本项研究的主旨在于探讨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少数民族认同心理的新变动，因此，所选择的样本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开展较好的先进典型村，以确切体现“新农村建设中”之“中”字所包含的意义；其二，少数民族是我们调查的主要对象。据此，我们选择了云南省维西县塔城村，当然这也是基于我们调研的方便。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以问卷调查为主，个案访谈和观察为补充。

塔城村处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腹心地带，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香格里拉南面，维西县城保和镇东北部，塔城村距县城保和镇73公里，距州政府驻地香格里拉县城建塘镇123公里，距省城昆明720公里，交通位于香维油路中段，是县城保和镇至香格里拉的必经之地，维西县的东大门，地处维西、香格里拉、德钦、玉龙县四县交界处，俗有“鸡鸣四县”之称。塔城村辖17个农民小组583户，农民2674人。具体情况见表1。2008年末全村农民人均经济纯收入2486元，较2007年增长278元，农民人均有粮460公斤，较2007年增长58公斤。村中居住着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汉族、彝族、白族、普米族、回族七种民族。其中藏族占71.3%，傈僳族占21%。僧人大约有14人，享受低保的人有633人。近两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村子大约有200多人外出务工，主要从事农家乐、跳舞等工作，或者在酒店和玩具厂务工。目前各民族和睦相处，能歌善舞，盛行的主要有热巴舞、锅庄舞、弦子舞、纳西舞、傈僳舞等民族舞蹈。村里主要流行藏传佛教和红教。

(三)资料处理。本项研究所依据的实证资料，一部分是访谈和实地观察资料，另一部分是问卷统计资料。本次调研地点为云南省维西县塔城镇塔城村，由于这里流动人口较多，加上我们的资金和人力有限，所以我们的调查只能采取非随机抽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让暑期学校的学员们尽量涉及各个阶层的人员，问卷采取调查对象直接填写问卷或者由我们的学员帮助填写的方式完成。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0份，有效回收问卷83份，有效回收率为92%。资料用SPSS17.0软件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农民对本民族的评价。民族意识就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共内容包括：1.维护民族传统的意识和对民族传统的自豪感。包括对民族宗教、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生活生产方式的热爱和维护；2.民族自主意识。视民族自决权这一种基本的权力，要求自主地管理民族内部的事务，实行民族自治；3.关心民族前途、命运的意识。即民族成员与本民族同命运、共患难的自觉意识；4.种族意识。在体质特征的审美上，饮食、服饰的评价上都以本民族为标准，希望本民族人丁兴旺；5.乡土意识和民族亲疏感。问卷调查的结果如表1。

通过表1我们可以发现，被调查的农民对于自己作为本民族成员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当问及“如果您能随意选择民族身份的话，您将选择什么”时，有56.6%的人选择中国人，而不是去选择苗族、哈尼族或者藏族等。在对本民族的评价中，对于本民族勤劳、好相处、诚实等特点的认同度不同，相反，认为本民族比较排外，安于现状的竟然占到了被调查者的45.3%。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当我们了解他们对本民族的社会地位定位时，有20.5%的农民认为本民族的社会地位是上层，有43.4%的农民认为本民族处于中层。只有10.8%的农民则认为本民族处于社会下层。

表1 云南维西塔城民族心理认同状况

在调查中，有96%的人表示对本村的事情关注或非常关注。因为对他们来说，更多的生活圈子就是村子里。所以说，村子里的每一个小的事件都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境外同一民族的事情关注度也很高，有91.4%的人农民表示关注或非常关注。

表2 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差异性的评价(%)

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国家逐渐加大了对于西部少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投入。在调查中，我们从文化程度、政治地位、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四个方面让被访者评价本民族与他民族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民还是认为本民族与他民族，尤其是他们与汉族相比较而言，在以上四个方面还有些差异。具体情况见表2。但是我们同样也发现，有31.3%的农民认为在文化程度上与其他民族没有差异，有39.8%的农民认为在政治地位上与其他民族也是没有差异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有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方面还与其他民族有差异或很大差异。

在塔城调查中，我们也设计了一些指标，以衡量当地农民的满意度，期望能从中对我们的民族地区工作和政策改善有所帮助。

表3 对与自己感受相符合的评价(%)

通过表3，我们发现，由于各种原因，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差距将长期存在，但是塔城村农民从整体上对中国目前的发展，对民族关系，本民族目前的发展和邻里关系，以及自家发展都是比较满意的。在我们走访过的家庭中，农民家家依然挂着毛主席的像，有的家庭是把毛主席的像与佛像等并列挂在一起。上了年纪的农民对比今昔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很感激，也很满意。塔城村95岁的藏族老人次林卓玛谈起她自己的感受时说，解放前当地有着青良和青色两个土司，土司家有土地，家里还有农奴。其他的人家基本上没有土地，受着人家的压迫。解放以后，国家给老百姓发了土地，有了自己的土地，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越来越好，现在许多青年男女凭借着本民族能歌善舞的优势都出去打工了。我们在佳木格村75岁的熊吉和老人家看到，由于孙女近两年外出跳舞，不仅帮着家里盖起了漂亮的新房子，而且还买回了桑塔拉轿车。当地的农民正在亲身感受着社会变迁带来的好处与实惠。

(二)农民对民族关系的评价。“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封闭发展的，总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互相影响、学习、融合中不断壮大的。在交往中，群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作为民族学研究的交往，从内容上讲，既指交往主体之间经济上的往来、文化上的交流，同时也指交往主体的心理状态。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大多只反映了主体之间交往状况的表征，而交往主体的心理状态才真正反映出主体之间特别是不同群体或民族之间交往的本质，才能反映一个民族对异民族的真实情感。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交往中所表现出的群体行为差异就是民族心理的反映。这种心理可能会促进民族之间积极畅通的交往，也可能会阻滞群体之间正常的交往。”[3]

在塔城居住的七个民族关系融洽，互通有无。由于藏族人数较多，也比较集中，所以这里的农民在生活习惯上有藏族化的趋势。他们在日常的交往中，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基本上都能讲本地方言和汉语。在我们的统计分析中，被访者最喜欢交往的民族先后顺序依次为：藏族，傈僳族和汉族。

族群成员对族际通婚的态度也是衡量族际交往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布劳认为，“一些少数族群为了保持本族特色(包括本族的本质文化和非本质文化)，要求在婚姻上有所控制，不允许有太多的族外通婚。如果某些族群要维护独立的族群认同和有极重要意义的意识形态信仰，族群成员就会期望出现强大的内群体压力(in-group pressure)来排斥群际通婚并阻止同化，以便保持内群体的优秀文化传统”[4]。但是在塔城村，我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民族族际通婚很普通，甚至对族际通婚要求严格的回族也会和当地的藏族通婚。纳西族和藏族，藏族和傈僳族等通婚也是很平常之事。他们在选择配偶时更多考虑的是“文化水平”和“个人品质”，而不是民族成分。塔城村95岁的藏族老人次林卓玛说：

我们这里现在找对象基本上不分民族，家里也倡导自由恋爱，但是有个趋向就是素质差，说话语言不文明的不愿意找……男女双方在家里的地位也因人而宜，一般是三代之内不能结婚，……这里依照国家婚姻法进行。

我们在塔城吃饭的老板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很早以前，老板娘(马群英)的爷爷(马利辉)主要从事缝皮鞋和做点小生意，因为生意原因从大理的邓川来到了塔城村。马利辉是大理的回族，做生意到了塔城以后就与当地藏族人家的独生姑娘当今卓玛结婚，从此就定居在了塔城。费孝通先生在江村和禄村调查时就曾经注意过如何成为村里人的问题。“大体上来说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5]。作为一位来自外地的生意人，自然在经济地位上可能要比本地普通人要高一些，为了谋求在当地的长久发展，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是站稳脚跟的一个主要方式，进入村落的亲属网络，才有了可以依赖的人际关系，进而融入当地社会，最终实现了土著化。马群英家族作为当地的大户人家，在当地拥有着比常人较多的社会资本，马群英的丈夫张继刚是20世纪从四川过来的在塔城搞建筑的建筑队领头，在当地俗称“包工头”。后来他与马群英结识后入赘(当地叫招女婿)到马群英家。再后来张继刚作了十几年的司机，等家里积蓄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养猪，开饭馆。目前，马群英和张继刚一家人在塔城镇可以算得上是家庭收入排名前列的家庭之一。

族际通婚通常被认为是民族融合的最高境界。马利辉家族通婚的情况可以说是塔城村族际通婚的一个缩影。塔城村族际通婚的状况正好印证了有关学者的观点，即“不同民族之间进行通婚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文化偏见、打破文化冲突，统一价值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够顺利进行通婚”[6]。

(三)农民对国家的评价。农民对于国家的评价，我们主要是从农民对于国家对于社区控制能力、农民对于政府的信任感两方面来进行测量。社区控制既包括对社区成员失范行为的控制，也包括对社区内各类社会关系的协调。据此，我们以“您们村曾经发生过哪些影响稳定的事件”来测量农民对国家控制村庄秩序的能力和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的认同状况。当问及“您们村曾经发生过哪些影响稳定的事件”时，大部分农民选择了“其他”项，并特别注明“没有发生”。我们在走访塔城村党支部书记陶勇时了解到，2007年塔城村吸毒人员有31人，他们大多以当地木头赚钱来换毒品，只有一位塔城本地人是以贩养吸的。现在有8人已戒(没有复吸)。目前党支部已经实行三个负责一个吸毒人员的帮教工作，情况已经好转。而且，塔城当地有着明确的村规民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着保证了当地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佳木格自然村的熊吉和老人说：

我们这里有村规民约，谁家的猪要是放出去吃了粮食罚3斤大米，牲畜(牛)吃了粮食罚5块钱。十家十家挨着轮换监督，一个月一轮换。轮换值班的家户由村委会组织抽签来定。罚(款得来)的粮食和钱由小村长在月底交给村委会，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由村委会摆席吃。

当问到“您们村与其他村是否发生过群体性事件”时，有84.3%的农民选择了没有发生。对于“您们村是否发生过集体上访事件”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持否定态度的占78.3%，只有15.7%的人持肯定态度。塔城村的调查显示，有75%的农民认为现阶段本民族的利益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只有7.5%的农民认为不能够得到保护，还有17.5%的农民选择“说不清楚”。当问题最后回到具体需要国家给予哪些帮助时，除了选择“其他”的占22.0%以外，选择“和境外同民族通婚并取得合法身份”的占22.9%，选择“边境自由通行权”的占21.7%。通过以上分析，民族地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有着较大依赖性，在自身努力的同时更多地希望能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

三、结语与反思

人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研究民族心理的平衡和协调是研究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塔城村调查虽属于个案研究，但个别中包含着一般。其充分说明，较之于过去，少数民族的心理认同状况已明显趋于好转。

本项调查也说明，尽管新农村建设为加强少数民族的心理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但是少数民族心理认同的巩固与加强关键取决于其是否真正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民族地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有着较大依赖性，在自身努力的同时更多地希望能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但是实际上在这种经济需求的背后，农民对于政治的诉求是不可忽视的。这同时说明，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民众全面而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仅有经济绩效是不够的。因为人们政治认同心理的发展逻辑同人们需求层次的逐步提升是密切吻合的。人在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需求满足后，就会产生精神方面的需求，如对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的需求。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在鼓励农民搞好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尊重、支持农民民主权利的伸张与表达，唯此才能进一步扩大、夯实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与信任。

参考文献：

[1] 丁龙召.少数民族心理结构与改革开放浅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5(4).

[2] 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兼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商榷[J].云南社会科学,1999(5).

[3] 刘有安.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解析[J].云南社会科学,2008(5):63.

[4] 梁茂春.金秀大瑶山瑶族族际交往态度的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04(3):43.

[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2.

[6] 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