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弥漫，快餐文化盛行，日益吞噬、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良方妙药何在?为此，大批教育界，文化界人士重新提出“读经”的主张。他们坦言：读孔孟得仁义，读老庄得智慧，读经典得深邃。但人们并非对“重读经典”持清一色的认可与追捧态度，也有人对“重读经典”说“不”，尤其是在越来越多人对电视学者们品经说典进行炮轰的情况下，更是增强了反对者们的底气，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在正反双方交战的浓烟之下，冷静的实践探求者的视野与观点更显难能可贵。

——编者

支持方——

龙应台：死的是你的眼睛，传统永远是活的

龙应台，台湾省著名作家。曾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著有《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孩子你慢慢来》等。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具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读经”，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叫“读经”?我自己的理解是，所谓的“经”，在当年，在三千年前也不过就是一本畅销书而已。也就是说，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他肯定是当年的畅销男作家。可是，畅销书就像海浪里的泡沫一样，很快就不见了。那么，所谓的“经”，一定还有第二个因素，除了畅销书之外的，一定还得是“长销书”，有很长时间的销售期。它不是用十年或者二十年来衡量的，而是用一千年或者两千年来衡量的。所以，当今的书，一个人的思想，它能够在当时畅销，或者在后来变得“长销”，而且用一千年或者两千年的时光来淘汰它或是检验它，这个时候留存下来的书，就会成为我所理解的“经”。

我们讨论“读经”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要问，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跟评论者在辩论该不该读经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都读过“经”，知道“经”是一个什么东西，只有在那样的基础上，其实才有权利说到底该不该“读经”。

我想从价值观的层面来看“读经”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天讲到了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呢，哪些词汇是在传统文化这一层，哪些词汇是现代化的范畴?传统文化中的词汇有仁义道德、忠孝、专制，中庸、阶级、等级观念等等。现代化概念里面的词汇有：理性，法制，自由，互联网，工业、市场，个人权利。有没有人想过，这样的分法存在问题?

我们讨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其实背后我们是在讨论价值观的实质。我们很容易认为，传统文化是既穷又不幸的，现代化带来的是财富和幸福。这样的观念可能存在问题。

当我重新读那些经过三千年的淘汰和检验留下来的畅销书，“长销书”的时候，每一次都感觉到“经”里面包含的内容是如何现代，如何超前。当我沉入其中去读的时候，我会发现，它的观念，价值观完全是属于右上角，而现在的很多流行的书里，很多流行的观念里，我发现有许多观念反而是属于左下角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我想说，“读经”是必要的，因为你在没有“读经”的时候，你还何从去谈“经”是什么东西?先是把它搞懂，然后进入“经”的世界之后，发现它里面所蕴涵的现代的东西。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世界价值观比较研究说明，人们历经千年追求的价值观，往往早已蕴涵在先哲的思想之中。当国人流连于西方的现代化价值观时，其实应该回头望一望。因为传统不是需要常常打破或丢掉的盆，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厚土。

讨论是不是要“读经”，其实是站在现代时空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究竟是拥抱自己的传统文化，还是拥抱全球的文化宝藏?中华的宝藏不是在你的背后，而是在眼前，是全球宝藏的一部分。我“读经”，发现现代的东西就蕴藏在其中。它的现代，超前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现代的价值观不是今天才有的东西，可能就在传统文化中。

——《中国图书商报》

耿钟：重读经典有助提高修养

耿钟，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资深研究员

今天的社会，是所谓全球经济的社会，商业气味弥漫于科技触角所能延伸到的每一个角落，物质文明以其前所未有的强盛统治着人类的生活。五光十色的宣传，眼花缭乱的广告，其最终目的并不在娱悦视听，而是要刺激社会中人对其商品的购买欲，其采用的方式则是无所不用其极，最为显著的就是以电视，网络等先进的科技媒介，不断地向大众传播一种物质至上的观念。

对物质的追求，是一个寻求“解欲”的过程，当某种欲望得到满足的那一刻，我们在有满足感、获得快乐的同时，先前的欲望也成了佛家所说的“毕竟空”，于是新的更高的欲望再度产生，积累，此即所谓“积欲”，进而复求“解欲”，如此循环不已。然而欲望的满足如果无所节制，其后果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分崩离析，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两千年以前的世界，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唐宋元明的诗词曲语，从荷马时代之后的古希腊文明到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东西方社会的演进无不以形而上的“道”为主导，为核心，可以说，两千年来人类所积累的泱泱文化才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经典，代表着几千年来人类文化的精粹，是人类精神可资寄托的伊甸园，然而近代的工业科技革命不但使人类的生活重心偏离了文化主轴，而且使人类自身被文化所克制了十几个世纪的动物本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如果从1919年算起的话，我们对于经典(尤其是本国经典)的遗忘，已经差不多快一百年了，现在，该是我们重新认识经典、阅读经典的时候了。

重读经典，除了儒家的传统经书，如众所周知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包括先秦诸子的著作，如《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使人能够暂时从纷纭扰攘的商业社会中抽身而出的良师益友，让自己能够浸润于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作为人进行理性思维的愉悦，并感受因这种理性思维而存在的人生价值，而不致被现实的商业气息完全同化。

重读经典，一方面是个体通过文化进行群体认同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借助于个体得以实现，延续甚至进一步深化其自身的契机。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是一个人能够与商业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而不致完全陷入其中的基本保证。一种文化如采要绵延不绝地存在下去少不了一代一代人的用心继承与精心发扬。因此重读经典不仅是个体提升精神状态的需要，也是个体进行民族认同的责任所在。

重读经典，我们才能在理性上反省自己，找回自己，确立个体存在的文化意义而不是功能性意义，从而使生活趋于理性。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说过，“文化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形而上的，否则将不成其为文化”，个体的存在，最终必定要在文化上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当形而上的文化成为一个人生活的主导时，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是理性的生

活，是真正的“人的生活”，重读经典的目的便是在于“收其放心”，回归理性去商业化，这是“为善去恶”还原自我的过程，个体在文化上便寻求到了精神的归宿。

——《光明日报》

反对方——

徐德亮：重读经典提升不了素质

徐德亮，原名徐亮，相声演员，八角鼓票友。京韵大鼓少白派艺术的唯一传人、德云社创始人之一。北大中文系学生，自幼跟随单弦前辈蔡芳，赵俊良诸先生单弦，跟随京韵名家白奉霖先生学习少白派京的大鼓。

别指望读经能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我看见那些乱穿街道、不等红灯的人也不都是没文化低素质的人。低素质的人不过是加加塞儿，闯闯红灯，高素质的人偷税偷拍偷情偷天换日的有的是。再多说一步，低素质的人加塞儿还知道寒碜，还知道给自己找台阶。

《论语》、《庄子》重新火了一把，这是好事；随之而来的对经典庸俗化解释的大批判，也是好事；最近很多高校中又兴起了重读经典热，这更是好事。但问题是，好事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待商榷：经典是不是真火，重读经典是不是真热，更有待商榷。

首先要把“经典”解释一下。经典的本意应该是指经书典籍，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再宽泛一点的话，还能加上朱熹等人的注。

我们现在说的经典，是指好的，顶尖的，在该领域内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甚至干得漂亮的，所以《红楼梦》是经典，《大话西游》也是经典，《梦回唐朝》照样是经典，而且经典得没挑儿。

上面说的重读经典热，肯定说的是读经热，读儒墨法道佛热。大力鼓吹者都说，中国人由于不读书，不学传统文化所以现在低素质的人太多，多读孔孟能普遍提高人口素质。

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无论是对文化层次低的人还是对文化层次高的人都有深刻影响，这和读没读过经典原文无关。看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和做人的区别就知道了，比如无论是中国读书识字的人还是文盲，都很怕当众演讲表明自己的观点，都想随大流。

从历史上说也一样，读经最熟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历代的那些贪官大多数都是因为熟读经书才当上官的。

提到经典，被引烂了的一句话是卡尔维诺说的：“经典的意义在于重读。”但多少在这次读经大潮中翻两下《论语》的人，原来一次都没读过。又何谈重读二字?还不要说他们这第一次读孔孟经典看的那些层层注解，还有种种误读。

所以，号召大家重读孔孟经典不如号召大家重读其他“经典”——这里的“经典”是引申义。

——《北京青年报》

葛红兵：“品”三国成“嚼”三国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

葛红兵，当代著名学院作家，在韩国，德国、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出版长篇小说5部，随笔集《现在活着》、《人为与人言》等6部，另有多卷本《葛红兵文集》面世。其作品《沙床》、《我的N种生活》、《未来战士三部曲》等长期荣登中国大陆多种畅销书排行榜。

学者易中天在北京为《品三国(上)》举行了媒体见面会。当有记者问他为何很少回应来自学界的批评时，他表示自己从未听到过来自学界的批评并表示自己欢迎批评，但希望批评者能用真实姓名。很快，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站了出来，批评易中天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认为易中天可以休矣。

素有“百搭”学者之称的易中天，凡事都讲求一个“品”字。此番，作为文学批评家葛红兵却推翻了他的“品读”概念开门见山地把他的“品三国”称之为“混嚼三国”，“他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锅煮，好像是为了辨明史实，厘清真相，实际上是为了提升娱情，夺人眼球，思想成了笑谈，历史变成了娱乐。”“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关羽和张飞，对刘备则“名为事之如兄，实际事之如君”，可见维系三人友谊的，就是英雄之义。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葛红兵认为，易中天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暗含了某种意味。“讲《三国》用这些，既不能显示知识也不能显示文化，只能显示一个人的趣味和态度。”

葛红兵认为，易中天把《三国》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归结到个人利益、个人品格上去讲，是一种庸俗化的表现。“讲三国要讲人的事也要讲天地、神的事。真正重要的，应该是品一点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的忠义观念，品出一点天，地，人、神的大义来，应该有反思，有批判，有褒扬。如果品的只不过是那些钩心斗角的智慧，那些对人的角力的崇拜……这样的三国能给读者什么呢?只能是把中国人庸俗化，把政治庸俗化，把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庸俗化。”葛红兵在文中举例说，易中天说“大家都认为袁绍是绩优股时，郭嘉却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就是庸俗化了诸葛亮，”其实，诸葛亮选择刘备是有其政治信念和人生信念的易中天对诸葛亮的这个解释完全是庸俗化了诸葛亮。他认为，“雅的事情，还是要雅来解决，不可粗俗、粗鄙”。

——《新华网》

中立方——

虞云国：“国学”也需避免快餐化阅读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宋光宗宋宁宗》、《细说宋朝》等；另主编《中国文化经典导读》；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年表》、《中国太湖史》(宋元部分，合作)。主要从事宋史和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目前正在从事宋代中层政权结构与社会风俗文化的研究。

近两年，国学似乎越来越热了。但“国学热”中的一些现象，也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这股热潮表明了人们对经典与历史的重视。“忧”的是，“国学热”也暴露出两方面问题。第一，反映出我们以往的人文教育，实际上是被忽视与不到位的。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么多读者，还不仅仅是年轻学生，都在如痴如醉地希望通过有关畅销书，来补一补自己对文化经典的浅薄与匮乏。第二，正因为人文教育的缺位，一旦脱离了机械式教学的课堂很多人对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完全找不到方向。虽然很多人重读经典的热情高涨，但阅读中却有一种跟风盲从、随波逐流的倾向似乎满世界只有一个品牌，缺少了个体的知性和趣味。其实，个性化的阅读，才是衡量一个人人文素质的重要参数。

解读经典的书热销，经典的销量却不见长。这种现象，多少有点买椟还珠的味道。实际上，经典作用于人的素质是潜移默化的，它不是应用型，工具性的图书，不可能在几分钟内见效。抱着那种立竿见影，活学活用的期望去读，十有八九会失望。更不能指望读一本解读经典的畅销书就能一蹴而就地把握经典的全部内涵，这就好比我们不能拿着一本九寨沟的导游书，就当成自己已经到了美不胜收的九寨沟一样。

对一般读者而言，适当读点入门类的图书是可以的，但宋人严羽说得好，“入

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我们希望，有能力的人，还是耍尽量避免快餐化的阅读避免跟风式的阅读，多一些个体的选择，多读一些经典本身，单刀直入，取法乎上，才能直截根源，探骊得珠。因为，任何导读都不能取代你自己对经典的阅读与感悟，倦用宋代理学家程颢的说法，这是要“自家体贴出来的”。

——《人民日报》

葛永海：重读经典不易

葛永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参与完成国家礼科基金课题1项，主持完成浙江省社科重点课题2项，上海市社科青年课题1项、浙江省社联课题2项，出版专著《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

当“经典重读”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开始走向群体化、浅俗化时，“经典热”有了更多文化泡沫的成分。当历史性智慧与当代人趣味扭结在一起时，媒体和学者无法摆脱电视媒体的某种先天局限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它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法国布尔迪厄语)。于是在媒体和学者的主导下，受众也不自觉地放弃了对于经典深层意涵的探询和追问，信息的不对称使受众面对经典之被肢解和扭曲而浑然不觉。所有人都被裹挟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彼此以经典相号召，其实被浅表化，通俗化后的经典已经与本相相去甚远。可见，当经典重读的形式大于内容时，当经典重读被贴上时尚标签，几乎演变为一种文化的“狂欢仪式”时，已不大可能要求参与者去平心静气地体味和感悟经典的真意了。

在此背景下不但反抗世俗的“重读”几乎成为奢望，连市场上标榜的“经典”都成为多少有些可疑的东西。不少所谓的“经典”就是因为符合市场需要而被发现和炮制出来，比如星相算命、阴阳风水之类，正是被冠以“经典之学”而借尸还魂，重装出笼大行其道。

那么，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经典的开发和利用应把握怎样的原则?如何应对?概括而言，应该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其一，精英性与普世性。经典文本在形成之后，就会自然进入一个开放的、具有超时间性的结构和流程当中，正是通过一次次重读，经典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意识和生命形态，那些栖息在历史文本上的灵魂才一次次被激活，其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才不断获得验证。经典是文化精英创作的文本，其价值却具有普世性，经典的创立者是小众，而受益者却是大众。从先秦，汉魏六朝、至于唐宋，至于明清，正是经典文化的历史性传承汇成了具有民族识别码的文化精神和思想谱系。需要说明的是，经典的普世性并非世俗性一方面它并非高不可及的玄妙之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如人人得而识之的吃饭穿衣那般简单。

其二，主导性与多元性。经典的传播与接受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主导，多种媒介形式并存。尽管各类以图像，视频为特色的电子媒体被不断开发，但是，书面阅读作为千百年来经典传播的主要方式自有其恒久的生命力，事实证明，它在想像力激发、判断力培养等思维训练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应该坚持这一主导形式不动摇，在传播的价值取向上，应处理好精神导航与知识传播的相互关系，突出精神导航的主导性。传播经典的知识内容固然重要而注重其思想内核的把握显然更为重要，知识的层次丰富，形态多样，对之全面掌握固然重要，通过对经典精义的弘扬，来引领和提升民众的精神境界显然更为重要。在经典开发的终极目标方面，处于市场经济时代，无法忽略商业利益的巨大诱惑，但更不能忘记弘扬经典本义所负有的崇高的社会使命。

其三，本土性与世界性。把握经典的特殊价值，不仅需要贯通古今，而且需要辨析中外。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同时也拥有了越来越丰沛的文化话语权，从西方独大，文化输出的不均衡状态，到东西方、南北半球文化对话格局的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经典向世界宣示迥异于西方实用理性的东方智慧，当下，西方国家包括图书，影视，歌曲、网络游戏等在内的诸多文化产业领域，正逐渐地从东方文化经典中汲取圆润包容的智慧和灵感。可以预见，西方兴起的汉学热将不断地验证中国文化经典的隽永魅力，实践将证明，真正的经典将跨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为全人类所共享。

——《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