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

梁漱溟

对于林彪，梁漱溟在建国前后均没有任何评论。但在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梁漱溟出于公义，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观点。

公开反对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当时的林彪，正是最得意的时候。在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中，已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970年，林彪的名字更进一步地写进“宪法草案”中，支持声响彻全国。在全国政协军代表征询政协委员们的意见时，经历过多次运动后的政协委员们，没有一个敢于提出对“宪法草案”哪怕是字句上的些微意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漱溟却在最后一次学习会上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接着又说：“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这些观点从现在看来是客观而公允的，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一语而惊四座，且带有巨大的政治风险。短时间的沉默后，很快就有人表示：“在小组学习中竟然出现这样‘恶毒攻击’的言论，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批判！”还有人紧跟着说：“这种反动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气氛非常紧张，但梁漱溟是经过深思熟虑而说出这样的话的，心中自有坚强的定力，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指责恐吓而改变态度。这次学习会上，军代表正巧有事没参加。主持小组会的召集人之一于树德马上宣布：“一、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二、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责任自负。”这样，梁漱溟所承受的风险被压到最小的范围内，但即便如此，知道此事的亲友们无不为梁捏一把冷汗。好在上层的政治形势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更有周恩来的暗中保护，所以几天后的会议上，召集人宣布：“上级的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梁漱溟因此摆脱了批判。

从梁漱溟提出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梁漱溟对林彪的态度是从宪法及国家的根本利益上引发的，他反对将林彪的名字写进宪法，也是从宪法的根本意义出发的，而非针对林彪个人。当然，此时的梁漱溟更不会料到，一年之后，林彪就从“红人”急转直下而成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失败后的叛国罪犯，坠毁于叛逃的途中。紧接着就是全国范围的“批林整风”运动。再往后，梁漱溟更没有想到，“批林”竟与“批孔”合二为一，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起来。“批林批孔”显然被有意地上升到政治路线的斗争上，在江青等人的全力推动下，此种舆论甚嚣尘上，举国鲜有敢异议者。

一九七五年，梁漱溟致香港友人周植曾的信

将刘少奇、彭德怀与林彪截然分开

此时，又是梁漱溟，经过自己的独立判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对林彪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的说法，颇受众人非难，竟然加我以尊孔保林的罪名。盖我认为林贼（何）尝有什么政治路线可言？他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如刘少奇、如彭德怀，尽管其路线不对，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路，却他们各有其公开的主张提出来；他们自以为是对的，是为国家大局设想的。林贼何曾如此？表面上他主张在宪法中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来担任，实则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又不好出口。什么‘天才论’，全是假托词，全是花样假招。他同他的妻和子以及少数私党在阴暗角落里搞鬼，难道也算他为国家大局设想的路线吗？假若他当真为国家大局设想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在毛主席不担任时，自信他来担当是相宜的话，他亲向主席提出商量，那样，我承认他算得上是有路线。他未曾这样做。说路线，总是为大局前途设想的；你不能把他们不敢见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做路线。在林贼虽无路线可言，然而他之所为却在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正确路线，那么，也就可以说做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

学习会同人在这里却指责我把无产阶级政治中路线斗争，说成是封建国家或资本主义社会彼此个人间的权力之争，有意反对领导党之所论定。那对我是一种诬赖。”（梁漱溟：《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述略》）

在这些发言中，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为刘少奇、彭德怀的辩解。当时，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早已蒙受冤屈，被“永远开除出党”，被批判为“叛徒”、“内奸”、“工贼”，而且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于1969年11月12日含冤离开人世。不仅如此，江青、康生等人还一次次栽赃陷害不愿意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正直人士。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是因此而被迫自杀的。彭德怀的情形与刘少奇相似。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对刘、彭之事，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惹火上身，使自己也成为“反革命分子”。哪想到，梁漱溟竟然公开宣称刘少奇、彭德怀二人“自以为是对的，是为国家大局设想的。林贼何曾如此？”他还说：“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能称得上是路线。”“从做人角度看，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总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年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敢说这样的话，真是天大的胆量，有着天大的底气，秉承了中华五千年来最优秀知识分子最淳厚的品质！

梁漱溟将刘少奇、彭德怀与林彪截然分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联系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毛泽东传》中关于毛泽东当时思想状况的分析，我们会更深地理解梁漱溟此举之不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