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 欣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个小组随着它的崛起和不断膨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但与广大人民为敌，它的内部关系也是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组织。笔者作为历史当事人，从陈伯达和江青的明争暗斗这个角度，披露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内幕。

一、伙同江青在“中央文革”排除异己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概括起来，就是“要乱”和“怕乱”两种意见的斗争。为此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常同江青争吵。1966年11月29日，江青下令召开科委系统的万人大会，却不通知主管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和陶铸，当陶铸闻讯赶到会场问她“怎么事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赫然而怒，破口大骂：“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陶铸以后仍然抵制江青一伙的错误言行。

江青依仗权势，一手遮天，要求周围的人都得唯她的意志是从，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意见，凡是她不喜欢的人，认为可疑的人，或是在她看来不驯服的人，都要加以排斥，进行迫害。1967年年初，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小组，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进行残酷迫害。小组成员尹达、谢镗忠也都受到江青的打击迫害离开这个小组。

江青扬言：“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我的疑，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她把小组办事处的七任组长中的六个投进监牢，只剩最后一任她的女儿李讷“平安无事”；还将十四名工作人员投进监牢，包括担任江青警卫员的孙立志，诬陷“偷”了她的钥匙，关了七八年后又被送去劳改。

中央文革小组这种混乱状态，不但引起小组成员的不满，也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他批评这个小组没有建立制度，没有民主集中制，小组没有作过正式决定，不但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对上也没有报告。毛特别是对江青、陈伯达擅自打倒陶铸一事非常生气。他说：“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

毛泽东在2月6日的会议上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陈伯达和江青从来没有劝过我，一个要节制一点，一个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又在10日的会议上，当面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火气更大。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决定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召回北京，由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中央文革小组乱了阵脚，慌作一团。陈伯达很紧张，曾说他想自杀，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还对人说：我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又说，打倒陶铸会上发言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这是江青搞的）。我服了安眠药没醒，乱讲一通。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了会，江青躲起来，装病不参加，会上只批评了陈伯达，根本没有批评江青。大家知道陈伯达想要自杀，会开得马马虎虎，不再批评他。

会后江青听说陈伯达要自杀，像个疯子一样指着陈伯达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要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以后，在人大会堂东大厅一次会上，江青叫嚣要摘掉陈伯达军服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耳边风，事后仍然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坚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搞乱全国，终于造成全国混乱的局面，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二、“正式公开了文革小组的分裂”

这个小组里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来自《红旗》杂志社，是陈伯达自己挑选进来的。王、关原是《红旗》的副总编辑、他的助手，戚也是得力干部。可是一到这里都向江青倾斜，都对她亦步亦趋，成了江青手下得力的打手，而和陈伯达对立起来。

陈伯达说，有一次“《红旗》杂志接到北大校文革勒令公布发表《黑修养》的经过。在这文件上签署同意的，有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送到我这里，我特别写了三个大字：‘不同意’。王力、关锋、戚本禹怂恿江青来问我，我说，一个党刊接受一个学校团体的‘勒令’，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江青理屈，不能置辞。但第二天她又给我送关锋整我一些所谓材料。所谓北大勒令这事正式公开了文革小组的分裂，再不能虚伪地共居下去。所谓‘王关戚’案件就是这样逐步在社会上揭露出来的，这至少是文革小组的一个重要转折，虚伪的面纱拆开了。”

这事给陈伯达的印象既痛且深，过了很久在其所写《“文革”中若干重要事情》中还说：“有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文革小组’的生活：当北大‘校文革’给红旗杂志出‘勒令’的时候，江、关、戚并不要求开会讨论一下，就一致签字接受‘勒令’，而后才送到我这里。当然，他们以为既是‘多数’，一切都要按他们的意志进行。”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都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陪他参加，大都亲自打电话来，只在特忙时刻才叫秘书代劳。每次他都准时到会，如果中央文革小组派来陪同的人未到，他都在休息室里等待。细致周到固然是他一贯的作风，也意在免除江青一伙的刁难借口。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谈到派人陪同总理活动的事，江青指着戚本禹和姚文元说：“总理常要小组派人去陪，你们年轻，不要去，可以由春桥、关锋、穆欣他们去。”实际上，张春桥和关锋从来不去，十有八九都是由我去陪。

1966年9月21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因关锋当时有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头衔，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要他去陪。关锋本来闲着，但他拒接总理的电话，并且执意不去。总理在那边一直等着，接连来电话催了3次以上，其时我还兼管办公室的工作，最后我去催说：“这样一直让总理等，不大好吧。”关锋两眼一瞪，板着面孔答道：“我就是不去陪他!”此外，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请总理参加。事前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伯达，叫他参加（陈伯达还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开会时间定在当天午后3时。陈伯达先要戚本禹陪他前往，戚不愿去；改派关锋，关也不去。陈伯达和关锋都住在15楼，他和秘书王保春从二楼下来，让办公室瞿怀明去叫关锋，关锋硬是躺在床上不起来；再次去叫，关仍拒绝。陈伯达无奈，即坐车到16楼，自己在办公室等着，让王保春上楼去叫戚本禹。戚在床上装睡，经秘书叫“醒”后，也说不去。王保春再三劝说，戚才下楼，对陈伯达说：“我才不去，去了等于承认（科学院革委会）！”陈伯达“恳求”他去，戚竟断然拒绝，当面教训起他的“组长”来：“要去你去，你作为科学院副院长去！”（意即不要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其狂妄神态溢于言表。陈伯达到达人民大会堂118室对总理说：“他们谁也不来，我也不好同大家见面。”总理见他如此畏葸，也就不难为他，说：“你见见主席团!”结果陈伯达未敢在前台露面，只在118室见了主席团诸公。总理打圆场说：“这就算中央文革承认了!”

三、陈伯达和江青彻底决裂

江青勾结林彪煽起的“全面夺权”引发“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使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局势的发展，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毛泽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1967年8月底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实行隔离审查，关进监狱（据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记载，1968年1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编者注）。江青顿时失去三个得力打手，痛惜至极；而又不得不表明“划清界限”，谎称他们是“刘邓的人”，是她抓起来的。陈伯达说：“王、关、戚倒台后，江青自称她有功，她不是从此收敛些，而是更狂妄了。据一位同志给我说过：她自称她保护了‘中央三个常委’。当然，这是很可笑的。自此，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文革’秘书（按：为“办事组”组长），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说明，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但过了不久，不知怎样的，她跟她的女儿也搞翻了。当江青造成上述局面，在她女儿还未离开的时候，曾公开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说陈伯达已不住钓鱼台，已不要她们母女，她们愿意回中南海给毛主席当秘书。”

到这时候，这个小组里原有十四个人只剩下了五个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一个组员。七任办事组长（和办公室负责人）有六个（穆欣、王力、宋琼、王广宗、矫玉山、阎长贵）被关进监狱，只剩江青的女儿李讷“稳坐钓鱼台”。江青还把陈伯达中南海的老窝端掉，赶到新建胡同“安家”。

陈伯达忍无可忍，跟江青彻底决裂。在其所写《文革小组二三事》中，更加详尽地发泄他同江青、康生等人的矛盾和勾心斗角和他的愤懑心情：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指钓鱼台十六号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后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甚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听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能，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可能是在一九六八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江青指出：你要迫死《人民日报》一个文艺编辑（原《编者注》：指李希凡）。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甚么主意，怎么会是我要迫死他？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我说：“我没有看到那个绝命书。”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为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一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中央文革小组的王、 关、 戚(右起： 关锋、 王力、 戚本禹)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踏。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

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座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在中共“九大”会上，陈伯达、康生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张、姚当上政治局委员，文革小组就消失了。其后，陈伯达投靠“林副统帅”，九届二中全会裁了跟斗，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展开“批陈整风”；江、张、姚和王洪文组成“四人帮”，1976年10月覆灭，康生死后也以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党中央永远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