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地,刘佳丽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或正在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特点的一种积极回应。所谓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在一定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关乎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因而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理念、路径、内部动力、外部环境等方法、手段的组合或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动力、外部环境调整的系统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对发展的外部环境刺激的反应,而且是对发展理念、内部动力、路径等方面认知的深化与发展,是我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使然。

一、近期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研究述评

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质的转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是“生产发展与需求不足主要矛盾论”。此观点认为,在中国处于供给不足的旧态势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我国生产与需求呈现的新态势是:需求从相对旺盛转入相对不足,供给从相对不足转入相对过剩。处于需求不足的新态势下的社会主要矛盾应该是“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物质文化相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2]。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增加消费,努力扩大需求。

该观点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新情况,但这并非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产品供给相对过剩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局部过剩、买方市场的形成是针对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 (即有效需求)的社会有效需求而言,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在总量、结构和区域布局上,既有供给相对平衡或需求相对不足的可能性,同时也会有供过于求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确存在消费处于较低水平、相对需求不足的问题,并且相对需求不足制约了社会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其原因在于我国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现阶段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消费者存有后顾之忧,从而不敢消费;另一方面,企业盲目生产导致产品供给过多,一些地方政府无视国家宏观调控导致重复建设等,均会造成生产相对过剩或需求相对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存在的需求不足是暂时、局部的现象,而不是长期、全局的现象,不可能转化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

第二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主要矛盾论”[3]。该观点认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生存性矛盾已得到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当今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形成和发展的总根源,具有普遍性、全局性、长期性。笔者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不少矛盾,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运行过程优劣取决于驾驭者的能力。强调此种矛盾,很容易把作为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贴上社会性质的标签。

第三种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主要矛盾论”[4]。2004年国务院《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指出:“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发达的经济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矛盾。”有观点因此主张“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是在抓好发展这一要务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凸显起来的,是长期主导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4]。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实日益突出,但不能因此将其看作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形态。这种自工业化以来便存在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是一种全球性矛盾,必然反映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但同样无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提并论。

第四种是 “公平与效率主要矛盾论”[5]。2007年 2月温家宝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个是逐渐实现公平与社会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6]因此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存在许多矛盾,但最根本的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国家最高层发出的信号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两方面的综合性矛盾即是“公平与效率主要矛盾论”。这种观点可能没有很好体会前述讲话的精神实质。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并不等同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其实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在发展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若将公平与效率视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就是将社会基本矛盾作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显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相去甚远。

第五种是“社会公共产品严重匮乏主要矛盾论”[7]。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人们的需要结构中“公共物品需要”确已出现,并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新的敏感点。近年来,教育的问题、看病的问题、养老的问题、讨薪的问题,乃至三农问题和社会秩序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公共品供应短缺或无效的问题。但这不能说明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真正的质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私人物品极度匮乏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同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公共物品供给的高效和公平成为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但不能因此得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7]的结论。因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中既涵盖了人们对私人物品的需要,也包含了对公共物品的需要。上述观点将社会公共物品的需要重点凸显出来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忽略了公共产品仍是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一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对私人产品与公共物品的需求强度会出现差异。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视角由增加私人物品的供给转向提升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只是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将社会主要矛盾的侧重点由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转向教育平等、医疗保险、社会保障、节能减排、司法公正、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服务于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等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是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改进,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私人物品的供求矛盾,以进一步提高私人物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由多种类型、多种层次构成,“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8]。“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9]。人的需要包括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政治;其中物质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0]。人的需要,不论是物质需要还是文化、政治需要,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脱离具体条件的抽象、空洞的需要是不存在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发展经济,解决人们基本的温饱问题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矛盾。经过改革开放 30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人民群众维持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已基本得到满足,物质需要也因此呈现多样化:从需求的内容来看,在基本满足维持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之外,人们对物质需要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更加关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在需求的主体方面,社会分工下不同职业带来的收入差距造成国民内部分化出不同阶层,并产生不尽相同、甚至矛盾的需要。一般来说,高收入者在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往往更注重娱乐、安全、尊重、参政等文化、政治层面的需要,而中低收入阶层则重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与物质生活紧密相关的需要;再从需要的地区来看,受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影响,人们的需要也呈现不同的趋向。在欠发达地区人们仍主要关注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而发达地区则倾向于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

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难以满足这一需要之间的矛盾,但这一主要矛盾已经或正在发生转型。实际上,可以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对私人物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国民对私人物品需要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国民对公共物品需要之间的矛盾。

私人物品是指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以赢利为目的而进行生产和交换的产品。排他性和竞争性是指一个人获得了某种物品的使用权利就会排斥其他人对该物品的使用权利;若他人也要使用或消费该物品,就意味生产成本的增加。公共物品是相对私人物品而言,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产品是指私人部门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主要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并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产品或服务。公共物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其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公共选择。非排他性指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无法阻止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或者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才可阻止;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给其他消费该产品的人造成任何损失,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即其生产成本不会因消费者的增加而增加;公共选择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公共物品在供给与消费上均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不会因消费者的个性需要而轻易做出改变。公共物品一旦确定,便具有普遍强制性,公众均要接受。典型的公共物品如:军队、警察、公园、绿地,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服务于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等。

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都属于国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对二者的需求程度有所不同。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国民的需要主要体现在私人物品上;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对私人物品的数量需要降低,转而追求私人物品的质量,同时更加关注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这种规律已经被先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刚从计划经济的噩梦中惊醒,国民对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即对私人物品的需要极为旺盛,而社会对私人物品的供给却难以满足,因此,社会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私人物品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 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取得骄人成绩,“落后的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私人物品供给不能满足国民需要的矛盾已经根本缓解,私人物品的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会主要矛盾中私人物品供求矛盾得以缓解,却催生了新的矛盾侧面,即所谓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若仔细观察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不难发现众多不和谐因素,主要不是私人产品供给难以满足私人物品需要造成的矛盾,而是现阶段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不适应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要使然,特别是作为公共物品重要组成部分的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的缺失造成的结果。

归结起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从总体上说仍然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但经过改革开放 30年的增长和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正在从社会私人物品生产难以满足人民需要这一矛盾主要方面向社会公共物品供给难以满足人民需要这一新的矛盾主要方面转变。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型催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社会主要矛盾转型,即从私人物品生产难以满足人民对私人物品需要这一矛盾主要方面向公共物品供给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需要这一新的矛盾主要方面转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转型,这又要求并催生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首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转型。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人民的物质需要不断提高并且日益多样化,对社会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不仅要关注高收入阶层对高档物质的需要,更不能忽视低收入阶层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以及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基本民生问题;同时,社会阶层的分化重构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引起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新矛盾。而需求层次的提高则意味着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更注重产品的质量,确保产品安全,确保环境生态有利于人类健康。

其次,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转型。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基础上,人民对文化需要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文化消费,特别是教育消费在人民的生活消费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尚待提高,文化产品不够丰富,还无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相适应。因此,今后我国应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精神层面的需求,加快教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信息网络服务、旅游、体育、咨询等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上述旨在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文化产业基本上属于第三产业,而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正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

另外,作为文化需要的一部分,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需要凸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和部分文化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更高层次的文化需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强烈,更迫切地要求参政议政,维护自身权利,提高自身地位,要求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有效、公平配置。无疑,这对我国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落后,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确有不相适应之处;有些地方和部门对民生关心不够,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立法质量不高,忽视了加强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立法;监管有所缺失,忽视了安全生产的管理与监督,导致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事故频繁发生;还有基层制度建设的不健全、程序不规范、决策不科学、政务不公开、村务不公开、厂务不公开,忽视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监督缺位和腐败滋生等。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增加并改进诸如机制、体制、制度和政策等公共物品的供给才能回应国民的该种诉求。而某些机制、体制、制度和政策的改进,同时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的制度安排。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转型”过程中需求结构问题值得关注。我国现阶段需求结构不尽合理,主要体现在城乡分割制度造成农业投资需求不足以及对工业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城市收入分配结构及消费品供给制度不合理造成收入不公和公款畸形消费;企业的发展缺乏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技术创新投资需求不足,等等。解决上述问题,相关机制、体制、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同样不可或缺,也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过改革开放 30年的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已发生了根本的改观。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稳居世界榜首;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11]。2010年 7月 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现价总量最新修订数为 340507亿元,比去年公布的较初步核算的 335353亿元增加 515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 9.1%,比初步核算数的 8.7%提高了 0.4个百分点。多名经济专家指出,今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已经毫无悬念[12]。2010年二季度我国 GDP总量超过1.33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我国居民储蓄总额由 1979年的 281亿元增至 2010年的 20万亿元,增长 1000倍[13];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政部 2010年 2月 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 1月至 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为68477亿元,同比增长 11.7%,是 1978年 1132亿元财政收入的 60多倍[14];截至 200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 23992亿美元,较之 1978年增长了 1500多倍,位居世界首位[15];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有 206亿美元的进出口额。据预测,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约为 23146亿美元[16];农业生产迅猛发展,我国耕地仅为世界总面积的 7%,但每年却生产出全世界 25%的粮食产量,养育着全世界20%的人口[17];科技实力的显著增强,1980年,我国作为所谓的“科技边缘性国家”,其科技实力仅为全世界的 0.81%,近五年,我国科技实力大幅增强。科技创新指标已达人均GDP5000美元国家水平,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18];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供给方面,我国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加,由最初大多数产品供不应求,至目前粮食、棉花、肉类、禽蛋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钢、煤、水泥、化肥等 210种工业产品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成为电脑、移动电话等新兴电子产品和彩电、冰箱等现代各种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大国[19]。私人产品的供给呈现前所未有的丰裕景象。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高速增长与相应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的脱节,我国的增长与发展还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凸显出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等公共物品供给“短板”:

第一,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难以突破 4000美元,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远远被甩在 100名以外。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比较穷的大国。同时,人民“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4]。

社会生产的动力不是来源于生产本身,而是源于消费。“落后的生产”不只是生产技术手段的落后,还有消费动力的不足与滞后。金融危机前,我国的出口商品占 GDP的比重高达 37%,其中生活消费品的比重很大,而我国消费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我国消费水平滞后的原因在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不足,因此生产才不得不去满足他国的物质文化需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在我国有巨大的空间。目前,我国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比较低,《新京报》报道,劳动收入占 GDP比重从 1983年的 56.5%,降至2005年的 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近20个百分点[20]。并且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的公共服务还不足;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约 1/4的人口仍没有达到小康水平,其中还有 2300多万贫困人口,刚刚脱贫的 5000多万人口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社会生产的下步任务应着重关注如何保障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针对积累过高和内需不足,注重调整城乡之间、企业劳资之间、事业和公务员等各种分配关系,完善和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促使我国社会消费力迅速提升。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特质,代价巨大。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法工作会上的讲话透露 :中国 GDP占世界的 4%,却消耗了全球 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中国每生产一美元的 GDP,耗费的资源是美国的 4倍多,是日本的 7倍多。[21]我国综合能源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 10个百分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为实现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实施资源全球化战略,资源争夺局势愈演愈烈。以资源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更加剧了我国资源瓶颈制约和压力,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约束矛盾不断加大。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供给制约也越来越突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必然导致高排放与高污染。我国单位 GDP的废弃物排放量远高于发达国家,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位居世界首位。同时,高污染引发的生态退化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增多,社会财富减少,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降低人民的生活质量,影响社会稳定与环境安全。

低碳经济作为目前大国博弈的新焦点。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竞争力在国际社会上已不再受怀疑,更应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垒的两大阵营中,充分掌握话语权,作为减排的表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三,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尚低。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经济发展迟缓,“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工业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高,但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处于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产品的层次与附加值低,产业的竞争力差,增长的代价大。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为42.6%,低于全世界平均 64%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 45%的水平[22][23]。这说明在 “落后的社会生产”中,还有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服务业的相对滞后发展,不仅成为产业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的障碍,影响竞争力的提高,也弱化了第三产业吸收农业与工业“双重挤出”的劳动力就业的功能,加大了就业压力,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亟待强化。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定位,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从总体上说,政府工作的着力点过于“聚焦”于经济建设,而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种类、数量、效率及提供的方式与公众的需求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越位”、“错位”、“缺位”现象普遍。以政府监管为例,目前我国政府监管存在大量监管空白,对涉及国民安全、健康、卫生、环保、防灾等方面的监管制度供给明显缺失。

总之,社会主要矛盾转型呼唤经济发展的理念、路径、动力等进行根本性的转变,转变发展方式则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的积极回应。

四、社会主要矛盾转型期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建议

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仅仅是转型而不是根本改变,私人物品的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所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仍然十分重要。鉴于经济发展不能再继续采用传统粗放的、杀鸡取卵、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观念及模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机制、体制、制度及政策创新来加以保障。这恰恰是党和政府应该而且必须提供的各种亟需的公共物品的核心部分。同时,政府应大力推进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回应国民福祉。所以,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应当逐步从私人物品供给体系中“抽身”出来,全力以赴致力于供给社会亟需的各种公共物品。

如果把政府假定为一个“政治企业”,那么对国民而言,其征收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的成本,而其提供的社会亟需的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与适应性的政策、制度安排等公共物品就是社会的收益。在“成本”既定甚至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如何增加国民和社会的“收益”,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公共物品,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

第一,进一步确立政府的公共服务者角色,确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在民主社会里,当我们思考治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与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广泛的框架体系中”[24],也就是说,政府既非 “划桨人”,也非“掌舵者”,而应该是“服务者”。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是履行政府公共服务的目标而非副产品;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非顾客;政府关注的不仅仅限于市场,更应注意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25]。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仅要重视效率,更要重视人,以高于企业家的身份,关注公民和公共服务。秉承此种公共服务理念,才能有效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型,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动力支持。作为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物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等等,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或缺的。

在亟待调整的诸多结构中,应特别重视城乡结构的调整,消除城乡分化,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目前,我国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已经市场化,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不应局限于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应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应消除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分割,取消在就业、户籍制度、教育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对农民的歧视,逐步实现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间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

第三,健全和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制,适应主要矛盾转型需要,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支撑条件。一是健全行政制度,规范公共服务秩序。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制度短缺与失范,导致公共服务领域秩序的规范化降低,政府及官员的多重角色使“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普遍;再加上公共服务组织生长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先天不足的环境中,在承担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种类等表现中均差强人意。因此,应健全行政制度,对承担公共服务的相关部门运用制度加以规范,以完善公共服务领域的秩序。二是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增进社会整体利益。鉴于公共服务内容的广泛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在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上应注重成本与效益,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同时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健全绩效评估体系,将社会保障覆盖率、就业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差距缩小以及环境保护综合指标等纳入政策评级机制;协调不同利益的关系,建立起公民参与的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通过制度化途径,实现公共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双赢”。

第四,调整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一方面,强化关键公共服务项目,有效缓解供求矛盾。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首要任务是更加突出就业的位置。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压力越来越大,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鼓励自主创业,通过政策优惠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中小企业的容纳能力。同时建立起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层次,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在教育方面,加强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建立有效的教育资助体系,通过免收学杂费和各种补助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子女就学困难的问题。针对公众关注度颇高的医疗服务问题,首先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建立 “适度型”社会性监管模式,纠正社会性监管的 “越位”和“过多”,弥补社会性监管的“缺位”与“不足”。在我国,监管立法程序的不规范集中体现在听证制度的不完善,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听证,杜绝形式主义,实现听证程序法制化。同时,在针对监管对象进行法律调整时,重点解决如市场准入、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监管问题,通过规范监管者职能和监管立法程序,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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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0经济预测.进出口总额 2314亿美元增 8.2% [EB/OL].化工易贸网,2010-01-05 http://info.china.alibaba.com/news/detail/v0-d1008305276.html

[17]卢希悦.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新态势 [J].山东经济,2009,(4).

[18]科技部.近五年我国科技实力大幅提升 [N].人民日报,2009-08-25.

[19]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 [EB/OL].东方卫视,(2009-09-16)http://news. joy.cn/video/749494.htm.

[20]陈志武.为什么中国劳动收入占 GDP比重难提升 [N].时代周报,(2010-06-12)http://www.360doc.com/ content/10/0620/19/31963_34244418. sh tml.

[21]会议录音.潘岳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法工作会上的讲话 [J].国策要论,2006,(12B).

[22]解振华.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 42.6% [EB/OL].新浪财经,(2010-06-10)http://www.gesep. com/Hot/show_2_227829.h tml.

[23]我国服务业占 GDP比重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EB/OL].一大把网站,(2009-04-16)http://info.yidaba.com/zxzx/cjzx/lc/20924097. shtml.

[24]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新趋势 [EB/OL].国际观察 (2010-03-25)http://www. rky.org.cn/c/cn/news/ 2010-03/25/news_8729.html.

[25]聂玉霞,康维波.论新公共服务语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 [EB/OL].公共预算与政府治理,http://www.pbgchina.cn/newsinfo.asp?newsid=16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