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天,梁 英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2.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舆论导向”是中国共产党近二十年来新闻宣传理论的核心概念,“以其为轴心,构成了对新闻工作的地位、性质、功能、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纪律保证、人才队伍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述和阐释。”[1]随着社会历史条件、执政党治国方略的变化,“舆论导向”的时代内涵也经历了变化的过程,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新闻指导策略的与时俱进。

但是,在新闻研究和实践领域,上述转变并未被明晰地理解与把握,甚至出现认识中的模糊乃至暖昧,并造成实践中的“首尾两端”与“各取其意”。因此,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时空脉络中梳理这一思想的演进轨迹,明确其内涵拓展变化的特征与实质,从而有裨于澄清认识和指导实践便成为必需。

一、1990年代:从“工具性喉舌”到“主体性喉舌”

“舆论导向”的提法虽在 1980年代后期即偶有出现,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明确所指的理论概念,出现于 1994年。是年 1月 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2]。1996年 9月 26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再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其论述后来被简称为 “祸福论”或 “导向论”[3]。此后,江泽民在多个场合围绕着舆论导向的论述,构成了执政党新闻理论的核心。由此,“新闻舆论导向”取代了 1989年以前新闻理论与教科书中的“新闻指导性”提法,成为官方新闻政策宣传的主轴,并且正式进入了新闻学界与业界的话语体系。

(一)内涵的转变:从工具性喉舌向主体性喉舌,从“舆论一律”向“弘扬主旋律”

长期以来,党用来指导媒体实践的新闻理论,是产生于延安时期的“喉舌论”,即:视新闻工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认为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职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它要求新闻媒体坚持党性原则:在思想上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而存在;在政治上,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组织上,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

“导向”论的提出,并不是对“喉舌论”的替代,而是对后者的创新性延续,是对以全球化与市场化为特征的外在环境的一种反应。事实上,“导向论”与“喉舌论”在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性原则上一脉相承,后者不仅为前者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其提供了话语表述体系。陈力丹教授总结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七个特征:1.党领导的各大媒体中,不得出现与党中央的精神和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内容。2.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3.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轨道上来。4.当出现新闻报道和宣传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努力防止错误倾向可能的蔓延。5.对于不利于我们的信息,必须抵制,不得擅自发表。6.以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来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无误。7.提倡记者打好专业知识的根底,研究宣传技巧,增强宣传引导的效果[4]。由此看来,“导向论”与“喉舌论”有着明显的承袭性,其基本立场仍然是“喉舌论”所强调的党性原则。但是,在这种承袭中,前者较之后者在侧重及内涵指向上都有了显著变化。其一,不同于传统“喉舌论”视媒体为单纯的思想宣传工具,“导向论”在承认媒体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和自主空间的基础上,要求其“讲政治”。江泽民在 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时强调:“报社同志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坚持政治家办报。”[3]这一告诫诉诸于媒体的自觉意识和主动精神,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党对媒体具体管理模式的变化,其媒体理论核心即是由“工具性喉舌”向“主体性喉舌”转变。其二,不同于传统喉舌论“集权力中心、真理中心、信息中心”于一体的媒体功能与舆论一律追求,“导向论”在承认媒介职能多元化和舆论声音多样化的基础上强调主流媒体与主流声音。“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和电台、电视台都要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在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主干作用。”[2]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其不再用“一个声音”、“一家之言”要求舆论一律,而转向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二)转变的实质:从组织传播向大众传播,从“一元性”到“二元特征”

“喉舌论”与“导向论”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其理论概念本身相关连的是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它们都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只有将理论的演进置于其时代脉络中去审视,才能对其有更为深刻和清晰的理解。

很多苏格兰、加拿大和爱尔兰威士忌酒厂会喜欢用旧橡木桶来陈酿威士忌，比如勃艮第白葡萄桶和雪莉桶。但用威士忌桶来陈酿的葡萄酒，不要说没喝过，就连听也很少听说。陈过烈酒的橡木桶风味实在太浓郁强烈，容易喧宾夺主。为什么杰卡斯会做出如此大胆之举，推出用橡木桶和威士忌桶双桶陈酿的葡萄酒？用双桶陈酿的葡萄酒有何特色之处？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

“喉舌论”就其实质而言属于组织传播理论范畴。在它的指导下,形成了党管媒体的大一统的国有新闻传播体制,以及在国家强制力保证下以政令传达和政策宣传为基本内容,以正面报道和典型传播为基本手段,以封闭灌输为基本方式,以达到舆论一律为目的的运作机制。媒体不仅是党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而且作为组织布置和指挥工作的行政工具协助国家行政系统的运作。以传者为本位的“喉舌论”,其传播基础要求的是社会组织与社会思想高度的计划组织性与一元化。而新中国建立后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恰恰提供了这一环境。全能型政府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计划控制,从生产到生活的各个环节,随处可见国家直接干预的身影。这种全民“在编”,高度组织化与板块化的社会结构,不仅使“喉舌论”的实践成为可能,而且也成为必需。其可能性在于信息传播通道与组织系统具有同一性,而且组织系统具有高度的强制力能保持传播的进行,传受双方都受到其约束,传受双方都隶属于同一组织,都无法对信息的发布或接受进行选择。必需性则缘于庞大的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如果要具有高度的统一与战斗性,避免成员自行其是和思想涣散,首先需要组织媒体高度的纪律性与宣传性。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以“喉舌论”为核心的新闻宣传体系,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夺取和政权巩固,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变,使“喉舌论”存在的可能性和必需性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从而使传统的媒体传播系统遭遇了合法性质疑的危机。作为改革开放引领者的中国共产党,对其新闻指导理论进行修正,以回应新时代的需求便成为必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发端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是政治权力开始有保留地、但是主动地从全方位控制中后撤,从“全能主义集权”体制向“后全能主义威权”体制转变[5]。与此同时,1980年代进行的边缘市场化改革和 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正式强力推进,将中国社会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有制经济走向多样化,国家之外的 “饭碗”选择启动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 “去政治化”的进程。自上而下的政治退出与自下而上的社会生活“去政治化”,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传播环境——传媒市场化改革启动后,其产业功能与公共领域文化功能得到释放,内在地形成了对喉舌功能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大系统因市场经济强力推动而形成的断裂式变迁,使得喉舌理论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基础出现了解析。由政治同一性连接在一起的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瓦解后,原有的组织传播失去了与组织系统同构合一的信息交流渠道,组织对受众的强制力亦不复存在,受众在相对自主状态下的信息接受环境出现了。与此同时,组织对传者的控制也在松弛。到 1990年代,改革对新闻传播造成的直接影响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新闻功能上,自国家承认媒体的产业属性后,政治意识形态在新闻生产中不再占据压倒性地位,新闻不再只是政治的宣传工具,不再只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它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信息中介与消费推手,新闻的信息功能甚至娱乐功能都逐渐受到重视;二是在新闻格局上,由于“政权控制的范围从无所不包,逐渐转向于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共存”[5]。党报党刊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媒体运作的财政经费支持转变为广告发行等经营活动支持,从党报体系中诞生出了相对市场化的晚报、都市报群体,社会办的非官方的经济类、娱乐休闲类、信息服务类媒体也出现了。它们不仅构成对国家媒体的某些功能的拓展、延伸和补充,而且在受众接受度和市场份额占有上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其经营方式和运作理念已经开始构成对国家媒体的挑战。

传受双方受到组织的强约束在很大程度上的解除,表明以受众和市场为本位的大众传播环境在组织传播环境解析的基础上诞生了。但是,上述改变并未触动原有新闻体制的“内核”,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自建国以来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传统符号体系依然保持,并仍然作为执政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党报党刊仍然构成媒体的“主流”。中国媒体对国家依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何况绝大部分媒体仍然在所有权上属于国家,其运作也处于国家媒体监管体系下,业务主管机构通过对媒体领导人的直接管控权,对媒体实施有效的控制。

上述论述表明,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从组织传播环境向大众传播环境过渡,媒体从组织传播工具向大众传播媒介转变的一个时期。在这一进程中,如何继续通过媒体强化社会大众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防止错误思想的广泛传播就成为“舆论导向”思想产生的基本认识前提。“导向论”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组织传播原则与大众传播媒介相结合的一种理念创新,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允许媒体自主,在主旋律的基础上提倡多样化,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提出的新闻监管和新闻宣传新课题的回应。同时,“导向论”内在的二元特征,实现了对喉舌论一元性地扬弃,使新闻传播从“工具性喉舌”走向了“主体性喉舌”。它的立场转移仍然是清晰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一次向前转身,是 “不争论”的意识形态 “悬置 (suspend)”策略、“稳定压倒一切”的排他性政治目标,以及“三个有利于”的实用主义标准等治国方略在其新闻理论中的体现。

二、新世纪:从“主义合法”走向“技术合法”

如果说主要是在 1990年代,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对“舆论导向”思想的理论表述已趋于完整和全面,那么进入新世纪后,党的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自 2002年起的一系列讲话中,强调“在坚持中共对于新闻事业传统观点的同时,融入了一些体现领导层新见解的开放元素”[6],其中他在 2008年 6月 20日《人民日报》社发表的讲话,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舆论导向思想的又一次发展。“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严格宣传纪律,做到守土有责”[7]。这也反映出其思想体系仍然是在传统的党性原则与新闻宣传理论原点约束条件之上审慎而积极地进行。

(一)拓展的内涵:以“导向能力”和“导向实效”为核心,解释框架向专业新闻话语资源开放

胡锦涛 2008年 6月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前所未有地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放在了新闻宣传工作的突出位置上。他指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措施,取得新的成效。”[7]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对党性与人民性、宣传性与新闻性、国家媒体与民间媒体等关键性的二元关系问题的新阐释;以此为立足点,首次出现了中共新闻理论解释框架向专业新闻传播话语资源的开放。

另一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在这一思想体系的表述中,首次出现了其解释框架向新闻专业主义开放的微妙变化。当代中国新闻话语空间是一个话语体系混杂的场域,传统的民本思想、市场经济的产业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西方专业主义新闻理论构成其“元结构”的主要来源。例如公民、受众、群众和百姓这组概念,其所指似乎是同一的,但却具有不同的理论预设和意义维度,在不同的语境下强调不同的术语,表现出对历史和现实不同的把握。与以往在新闻思想表述话语中,异常谨慎及以政治意识为核心的泛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区别的是,胡锦涛 2008年6月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首次出现了多种新闻理论话语体系的混合表述,大量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表述出现在讲话中,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主动“设置议题”,“受众心理”等。在此种场合,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作的此类概念借用及表述,不仅体现出一种对历史及现实灵活把握的政治态度,而且话语体系的微妙转换,更表达出党对新的传播环境和政策的认识与把握。

(二)拓展的实质:新闻宣传的合法性基础,从“主义天然正义”逻辑转向“技术实效”逻辑

如果说 1990年代是中国媒体从组织传播工具向大众传播媒介转变的一个时期,那么进入新世纪后,这种转变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大众传播力量已壮大到与组织传播力量并立甚至呈现出部分优势的阶段。1990年代提出的“导向论”在此历史语境下,也面临内部操作困境与外部特殊情况的双重挑战,必须在理论上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创新,方能对现实的需求作出回应。

首先,“导向论”面临内在的价值难题与操作困境。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就形成了其“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两大特点。这种具有高度辩证色彩的二元原则,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创新自己的理论,适应时代要求提供了张力空间,但也造成了此后长达几十年在实践中的价值难题与操作困境。1990年代力图将组织传播原则与大众传播媒介相结合的舆论导向思想体系构建,虽在理论的自洽性上有所补益,但是却加剧了实践中的平衡难题。

在“导向论”指导下的二元 (即意识形态与产业属性共存的)媒体体制,直接在认识与实践领域,形成了党性与人民性、新闻性与宣传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等两两对应、互为支撑的“独特的二元耦合的新闻理论建构,对我国新闻理论乃至新闻事业都起到或隐或显的规范、制约作用”[9]。这种二元对应式的媒介体制与理论结构景观,体现出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这两种利益聚集和表达模式相互嵌合的 “导向论”的思想特征。反映在实践中,其价值难题在于“舆论”和“导向”二者之间的平衡,在不突破喉舌论的前提下解决这对矛盾,诚非易事。于是平衡这些差异和矛盾,就成为中国媒体在新闻舆论导向中必备的基本功。但是鉴于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媒体管理条件下,尺度拿捏与分寸感把握的难度,在实际操作中的平衡追求,极易形成两种典型的导向失效困境:其一,媒体在履行导向任务时,鉴于其对政治觉悟与政治敏感的高度要求,以及对政治风险的本能规避,往往倾向于机械执行,从而使得简单化的诠释、庸俗化的理解、鹦鹉学舌似的照本宣科成为一种常态,形成所谓“卡拉OK式的舆论引导”。与此相应的是,尽管市场化竞争使得媒体在舆论导向之外的传播领域不断在方法和形式上推陈出新,但是在舆论导向领域,“喉舌论”时期形成的典型宣传模式和传统的宣传思维方式并无多大改观,而直接后果是其导向更容易被受众漠视与抵制。其二,由于1989年以后,社会稳定一直是国家赋予传媒体制,尤其是新闻传播最重要的政治功能,虽也由此构成了导向论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当性理由,但是这一理由越来越被地方保护主义和利益集团所利用,将导向论中的二元式,异化为保护伞,尤其在一些突发事件中,一些地方主流媒体囿于遵守“宣传纪律”而“失语”的事例俯拾皆是,从而大大影响了新闻宣传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其次,“导向论”面临着新历史条件的外部考验。如果说,“导向论”内在的操作困境,挑战着舆论导向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的话,那新世纪后舆论导向所面临的若干情况,则极大地侵蚀了原来组织传播的媒体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导向论面对更大的外部考验。

第一,市场环境下“舆论导向”的特殊性问题。早在1985年,胡耀邦曾指出:“新闻机关就经营来说是一种企业,但它们首先是舆论机关。”[10]此后,历任党的领导人都强调经济效益不能冲击这一首要任务。但是随着媒介卷入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程度加深,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已无法相互割裂,因为媒体的市场竞争力,往往就是其社会影响力的表现。这就使得相当多的主流媒体面临尴尬的境地,即在上述两种要求无法统一情况下该如何选择?而且,若是市场竞争力下降,即使导向正确,其作用与效果又如何保证?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导向”的特殊性问题。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传播新闻信息常规性、技术性渠道已经存在,这就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国家将传播渠道作为稀缺资源加以严控的传播格局;此外,平民化、自主化彰显的新媒体传播,从根本上更新了传统媒体传播中“媒介把关人”、“舆论控制”等诸多概念的内涵。新媒体传播已经逐渐形成了虽显稚嫩,但却潜力巨大的“社会舆论场”,国家媒体的“官方舆论场”在这一巨大的舆论集散场的竞争下,其舆论统率力已受到极大冲击。

第三,社会舆论场多层面、多变化格局下“舆论导向”的特殊性问题。正在进行中的社会转型,对整个社会舆论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引发的多种思想文化的摩擦激荡异常活跃,导致多种舆论倾向;另一方面,人们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多元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有更多行为选择与调适的自由度,随之而来的思想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导致解读信息的多元化,造成了舆论的复杂性。

上述三种情况归结到一点,即市场经济带来的大众传播环境,使得组织传播的基础出现塌陷。同时也加深了试图将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的导向理论的现实生存困境。对导向理论体系的现实性更新再次成为必然。于是,通过“提高舆论导向能力”和“舆论引导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来破解舆论导向效果方面遇到的难题便自成为自然了。

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方面,胡锦涛把坚持党性原则要求建立在规律、民意与新媒体建设的基础上的作法,已预示着执政党对原有二元新闻理论结构和新闻体制的一种新态度。其可见价值在于,既可在很大程度上释放媒体在导向问题上的主体性,同时也会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利益团体对导向理论的利用。此外,专业新闻话语在党的新闻思想中的出现,既表现出党试图用自己的解释框架去涵容其他理论资源的努力,也“体现出媒体专业话语对官方话语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倒置了官方话语支配新闻传播话语的传统局面。”[6]党的舆论导向思想的进一步开放,在话语体系的混用中得到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而“能力说”与“实效说”的提法,则预示着党将“不争论,少说多做”这些在经济改革领域已取得成功的世俗理性和功利技术的逻辑,应用于舆论导向领域。这里隐含的进步在于,在媒介渠道多元化、受众选择多样化,以及媒体影响市场化的大众传播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正在逐渐走出其宣传事业合法性天然的价值正义的传统逻辑,而是把宣传的合法性根基逐渐转向较为普遍的现代舆论学或传播学的技术视角,从而倾向于通过对现实社会、对传播规律的高度关注、精湛分析和积极回应,而不是依恃主义价值的神圣来获得舆论引导效果。这就把舆论导向的观念和行动引向一个不断开放的场域和空间,“必须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和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7]。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实效的目的下,创新观念、创新形式、创新手段、乃至于创新机制的提法,意味着原有宣传思维和宣传模式都可能在“是否能够解决舆论引导问题的现实判断”下进行改变甚至颠覆。由此可见,新世纪导向论的发展,其实质是通过置换舆论宣传的合法性基础,使组织传播原则符合大众传播意旨,较之前把组织传播原则与大众传播媒介的直接叠加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三、结 论

从“喉舌论”到“导向论”,再到“导向能力”和“导向实效”说,这一演进并非是终极性的,它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治国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将不断调整。它既是党主动地对其组织传播原则与大众传播环境不断调适,也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智慧和开明态度。归结前述观点,我们可以将这一演进的总体过程归纳为下面两个特点。

其一,舆论导向思想的演进,伴随着执政党对其党性内容的拓展。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政党的功能、目标、任务、活动方式、与国家的关系等等,包括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从代表阶级利益向代表全民公共利益转变,执政党越来越从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方面去揭示党的本质。执政党以获得社会多数的支持和拥护作为基本目标,为此,必须极力宣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以取得民众的认同;同时,必须千方百计地协调社会各部分、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支持和引导民众的民主要求,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就使舆论导向从单纯的组织意志与目的,上升到社会协调与社会管理等大众传播的公共领域的层面上。这就使舆论导向的色彩越来越与大众传播理论中的社会协调、社会管理、社会凝聚的公共领域职能靠近。

其二,舆论导向思想的演进,从党与媒体的关系上来说,是一种从行政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硬性强制式控制向软性非强制控制的不断转变。随着导向思想的演进,它给予媒体的自主空间不断增大,原有的大部分传媒作为巩固党执政的工具的功能,逐渐在传媒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转化为党的执政资源,党对资源的利用不同于党对工具的操纵,这使党的新闻监管向着现代媒体的约束与管制方式靠拢。即约束往往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来对新闻媒体实施压力,以政府媒体公关等方式对新闻传播的若干环节施以影响。这也意味着导向方式从强制、灌输、控制到同意、咨询、召唤的转变。

总体来看,导向论演进的实质是“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理论扬弃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继续赋予舆论导向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制度建设与创新方面爆发活力和信心的努力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想舆论导向的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不断走向开放的,在与时俱进中不断调试其理论的当适性的过程。

展望舆论导向思想的发展前景,正如童兵教授所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趋势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它将会向科学方向发展,其包容性会越来越大,共产党将在更为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建构其新闻思想。党的新闻思想将呈现科学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功利性[11]。而下一步,执政党将要面对的最大的舆论导向课题,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大力建设政治文化,使其真正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核心,从而将舆论引导转向新闻框架层面,使受众拥有更多的“自觉地同意”成为其效果主体。

[1]尹韵公.舆论导向,至关重要 [N].光明日报,2006-11-26.

[2]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 [Z].新华社,1994-01-24.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3-564.

[4]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 [K].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90.

[5]萧功秦.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走出全能主义的中国现行体制 [J].领导,2008,(4).

[6]展江.审慎而积极地调整国家 -媒体关系——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解读 [J].国际新闻界, 2008,(7).

[7]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08-06-21.

[8]唐远清.尊重新闻传播客观规律顺应媒体格局变化潮流 [J].新闻与写作,2008,(10).

[9]秦志希.由新闻学关键词看新时期新闻理论的变迁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

[10]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 (1985年 2月 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EB/OL]. (2005-02-07) [2010-09-01]. http://news. xinhuanet. com/ziliao/2005-02/07/content_2557568.htm.

[11]单波,秦志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回顾 (1921～2001年)——新闻学专家访谈录 [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