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玲

(宝鸡文理学院外语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0 前 言

自古以来，动物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便有意无意地把动物人格化、神灵化，运用动物类比喻来寄托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赋予动物不同的文化内涵，从而反映出不同的审美取向.同时，审美取向又受审美心理的制约和影响，而审美心理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意识，涉及到政治观点、宗教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由于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语言的运用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并具有象征意义.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动物词语的联想各不相同，从而反映出语言运用上的差异性，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

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 Vico)认为讲不同语言的各个民族有一种共同的心头词汇(mental vocabulary)，这些词汇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所选用的语言因为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差异却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不同地域，就会产生多少不同种类的语言形式.维柯是人类文化研究史上第一个从符号学、文化语言学角度对原始人性、思维、意识形态、宗教、习俗和修辞认知等文化现象作出统一全新解释的人.正如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的思维完全是由他的语言所支配和决定”[1].同时沃尔夫也认为“语言是不同民族观念和对客观认知的反映和体现”.汉、英语言中都存在着许多动物类比喻词语，但同一动物在不同的传统主流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附加意义，体现着不同民族各自的审美取向.本文拟从形象和谐音层面对汉、英语言中动物类比喻的对比分析，借以说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中、英民族审美取向的差异性，以提高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跨文化意识，增进他们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1 动物类比喻的文化象征意义

世界上的任何语言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内涵.由于中英民族历史演变、生态环境、宗教信仰、民情民俗、思维方式等不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使同一动物形象具有不同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中国文化中的“龙”.中国人崇尚“龙”，这源于华夏民族对“龙” 的原始图腾崇拜.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龙，麟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能登天，秋分能潜渊”[2].可见，龙是能兴风作雨，飞天潜渊的神异动物.根据中国神话，相传华夏之祖黄帝乘龙上天，而那龙是天帝来欢迎他的.于是“龙”成了中国文化中的神物，有了帝王、才俊之士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中，“龙”占有赫赫地位，“龙”不仅象征着皇权、威严和神力，而且象征着吉祥、财富和前途，象征着一种蒸蒸日上的精神.古人曾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名句.直至今日，“龙”这种传说中的动物仍然在传统的中国图案中出现，中国人视“龙”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历代统治者以“真龙天子”自命，老百姓是 “龙子龙孙”，家长们“望子成龙”，所有这些都展现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文化内涵，反映出中国人对“龙”独有的审美观念.相反，英语在古希腊文化、西伯来文化和《圣经》文化的影响下，有些动物词具有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或兼而有之的意义.西方神话所呈现的“龙”是一种形似巨大蜥蜴，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长着翅膀，口能喷火的凶残动物，是邪恶的象征，是魔鬼的化身，象征厄运.在英语《圣经》中，“龙”这种喷烟吐火、凶残肆虐的“怪物”应予以消灭.在一些描写圣徒和英雄的传说中，一讲到和“龙”这种“怪物”作斗争，多以“龙”被杀为结局.圣经故事中，人们把与上帝作对的恶魔撒旦称为“大龙”， 基督圣徒还把杀死“龙”作为荣耀，引以为豪.英语古诗《贝奥伍夫》就是歌颂那位与凶残暴虐的“怪”物恶龙搏斗而取得胜利的英雄史诗.英语dragon还指“凶狠的妇女，悍妇”，由此可见“龙”在英语民族心目中的邪恶凶残形象.

又如“狗”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中国人心目中，“狗”虽具有“忠实、可靠、勇敢、聪明”等特点，汉语也有“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俗语，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对狗的反应一般是厌恶鄙视，首先视它为看家的动物，而不是供玩赏的宠物.人们养狗是因为它有用，不是因为它可爱.中国文化中狗的形象和比喻多含贬义，例如：狗杂种、狗腿子、狗崽子、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屁不通、狗头军师、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咬吕洞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狗不改吃屎等等，甚至有些地方民间有把孩子生病诙谐地说成“孩子变狗”的说法，也有家长疼爱地把孩子取名或昵称为“狗娃”、“狗子”，意思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其依据是狗——“丑”，“丑”得连魔鬼都不搭理，魔鬼不搭理，孩子就健康.由此可见“狗”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虽然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许多人也把狗作为宠物来饲养，视其为心爱的朋友，但这并没有改变狗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它只不过充当了人们炫耀个人财富和消遣娱乐的工具，贬义象征和文化烙印的狗几千年来已深深沉淀在汉语言文化中.

英语民族以及文化有热爱狗的传统.在他们眼里狗既可以看门，也可以打猎，还可以视为伴侣和最忠实的朋友，所以英语中以“狗”喻人很普遍，尽管也有受其它语言影响含贬义的，但总体多含褒义.如old dog ﹙年事已高的人、有经验的人﹚，而汉语中的“老狗”却是骂人话.英语的“狗” 还有man’s best friend﹙人之良友﹚的美称，guard dog 指 (监护人)，lucky dog(幸运儿)，top dog(重要的人)，watch dog(检查人或组织)，hot dog(香喷喷的红肠夹面包)等等，这些表达法都是从“美”的视角对“狗”的评价.同一种动物，在不同民族的心目中有着受不同传统文化习俗影响而产生的截然不同的“丑”“美”形象，体现着不同的民族审美观.

同样，“猫头鹰”在中英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也折射出不同的民族审美观.猫头鹰夜间叫声凄惨，在中国人心目中，猫头鹰的形象是“丑陋”的，它被视为不详之物.中国人常常把猫头鹰的叫声与“死人”联系在一起，认为猫头鹰一叫预示着将要死人，猫头鹰进屋更是一种凶兆，中国民间流传的“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正是猫头鹰在中国人心目中“形象”的描绘.而在英语文化中，owl却是聪明机智的象征，英语有“as wise as an owl(象猫头鹰一样聪明)”的表达法.在儿童读物和漫画中，owl常因“严肃”、“有头脑”而充当裁判.如果说某人owlish，往往是形容此人聪明、机敏、严肃.由此可见猫头鹰在不同民族心目中的不同形象.

又如孔雀(peacock)在中英文化中也代表了不同的形象.中国人注重孔雀开屏时的美丽，因此，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各国，孔雀被视为“吉祥鸟”，是“真、善、美”的化身，它象征着善良、美丽、华贵、吉祥和爱情.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却因为孔雀行走时昂首阔步、头冠频频摆动、开屏时欲炫耀其美而认为“孔雀骄傲虚荣”，他们强调peacock与人媲美的高傲的一面，在他们心目中孔雀的形象是“狂妄骄傲”，比如，在英语中the young peacock表示“年轻狂妄的家伙”、as proud as a peacock表示“孔雀般地骄傲”、play the peacock表示“沾沾自喜”，由此可见孔雀(peacock)在不同审美观影响下的不同形象.

2 动物类比喻的谐音联想意义

萨丕尔认为：“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的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3].赵金铭则指出：“谐音是语言运用过程中借助音同或音近的语音特点来表示意义，从而造成一种特殊效果的语言现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4].英汉两种语言在语音、构词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决定其谐音的表达方式有不同之处，因此，一种语言因谐音而具有的联想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很可能丧失.就汉语而言，从语言学角度讲，由于汉语中同音词较多，单音节词也有相当数量；从文化上看，汉民族有喜欢一一对仗的格式、注重成双、喜比附联想的民族文化源渊，因此，汉语中的谐音现象尤其多.赵金铭归纳为：“一种语言的谐音成分跟该语言的语音结构固然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跟一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相联系”[5].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蝙蝠活到一千年会变成白色，头朝下吊在树杆上.如果吃了这种蝙蝠的肉，就会长寿[6].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有长寿的联想意义，又因“蝠”与“福”谐音，“蝙蝠”被认为是幸福的象征，而红蝙蝠更是象征大吉大利，其理据是“红蝠”与“洪福”谐音，所以在传统的表示“福”、“禄”、“寿”的画面上，一般都画上“蝙蝠”，取谐音“福”的寓意.比如，福寿图有五只蝙蝠，象征“五福齐天”.蝙蝠和桃可以组成图案，谐音意为“福寿双全”，蝙蝠和鹿组成图案，谐音意为“福禄双全”，因为“福鹿”读起来同“福禄”一样，使人联想到吉祥、幸福、有钱有势.由于汉英两种语言有各自不同的语音系统， 英语“bat”不存在与“bless(福)”谐音，无从谈起通过谐音获得其文化内涵的可能性.在英语文化中，蝙蝠不会产生“福”的谐音联想意义，而是一种丑陋、邪恶动物，总是与罪恶和黑暗势力联系在一起.英语民族文化中的bat如同中国人心目中的猫头鹰，英语民族对它既害怕又讨厌.所以，英语中带有bat的习语多含贬义，比如as blind as a bat(有眼无珠)，bat out(草草了事)，crazy as a bat (精神失常,发痴), have bats in the belfry(异想天开)，由此可见“bat”在英语文化的“丑”与“美 ”.

又如“鱼”.众所周知，英国不列颠岛上纵横的河流和漫长的近海海域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同时捕渔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都为英语语言留下了不少和鱼有关的习语，如a cold fish(态度冷冰冰的人，不热情的人)，a poor fish(可怜虫)，a loose fish (生活放荡的人)，a dull fish (蠢汉)，an odd fish/a queer fish(古怪的人)，a fine/ pretty kettle of fish (困境，令人尴尬的局面)，another/ a different kettle of fish(完全不同的两回事)，neither fish nor fowl (不伦不类，非驴非马)，drink like a fish(酒量大，牛饮)， fish in troubled water(混水摸鱼，趁火打劫)，fish for compliments(通常通过提问讨别人的恭维)，fish in the air(水中捞月)等等.汉语中尽管也有含有“鱼”的多种表达法, 如暗指“坏人”意义的“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指“待宰割的对象或被迫害”意义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鱼肉百姓”，指关系融洽的“鱼水情深”、“军民鱼水一家人”等等.但使英语“fish”与汉字“鱼”的文化寓意大相径庭的是汉语中“鱼”和“余”谐音.由于汉语中“鱼”“余”同音，所以在汉语中“鱼”被赋予“富足剩余”的文化内涵.中国人传统的除夕夜餐桌上不能没有鱼(余)，因为“鱼”预示着来年富裕有余.“在云南，刚过门的新媳妇第一次赶街，精心打扮后有至亲姐妹陪同，一般只买规定的东西，其中就有几斤鲜鱼，寓意是希望以后的日子“衣食有余”[7].据说，即使在不出产鱼的山区，人们也用木头刻成鱼的形状，摆在餐桌上，籍此表达“年年有余(鱼)”、“吉庆有余”的良好愿望[8].特有的文化习俗使同一种动物因其谐音联想意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以上动物类比喻的谐音联想意义都是由汉字谐音所转承的语义值所致，同一种动物因其谐音联想意义的不同而承载着不同的民族审美观.

3 动物类比喻文化差异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媒介，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通过以上对动物类比喻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动物词语不仅仅是动物形象的符号代表，文化差异给动物词语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使动物词语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动物类比喻承载着不同的民族审美观.因此，要想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动物类比喻词汇，语言学习必须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提高英语学习者对异民族语言、异民族文化的敏感度，避免跨文化交际中因望文生义而造成的语用失误，进而最终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此，在英语教学中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让学生懂得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会导致学习障碍、交流障碍.如果不了解相应的文化，即使没有语言障碍，也可能会出现交流上的短路.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同步的，只有在跨文化交际中不断培养、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才能更好地掌握运用英语语言.其次，在英语教学中应不失时机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师可根据授课内容，适时向学生介绍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英语民族风俗习惯等，引导学生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通过对比有意识地展示不同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比如，在英语阅读和翻译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随时随地挖掘课文中的文化信息，加深学生对文章内涵的理解，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为了充分把握文化传播的时机，教师首先应充分备课，对教学内容中所涉及的文化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在讲解过程中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加深对所讲内容的识记.另一方面，学生自己应从思想上重视对目地语文化的学习，平时有意识积累目的语文化知识，了解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与汉语词汇存在着差异现象，比如，汉语“力大如牛”，英语表达要用as strong as a horse(力大如马)，汉语的“拦路虎”，英语应用a lion in the way or a lion in the path(拦路狮)，汉语形容胆小用“胆小如鼠”，英语应是as timid as a rabbit(胆小如兔)，等等.在学习词汇时，不仅要掌握词汇的读音和本义，而且要了解与词汇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第三，运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鼓励引导学生大量阅读英文报刊、杂志，看英文录像、电影等，让学生处在一种英语环境的熏陶之下，从中领略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行为以及词在原文中的涵义，体会英语文化与汉文化的差异.第四，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或利用网络，以便使教学更加形象，从而帮助学生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为成功地语言交际扫清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障碍.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语言学习必须和文化学习相结合，唯有这样才能避免英语学习中望文生义的错误，才有可能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 Lucy, J. A. Language, Diversity, and Thought[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2] 郑春苗.中西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304.

[3] 萨丕尔.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01.

[4] 赵金铭.谐音与文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1):40.

[5] 赵金铭.谐音与文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1):42.

[6] 梁兰芳.动物词语在英、汉语中的文化内涵及差异[J]. 教师发展课堂, 2006,(5):33.

[7] 陈 煜.谐音文化的语用价值[J].山东社会科学,2005,(2):76.

[8] 刘铁铠.英汉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及差异[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