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陈履常二首》疑点考辨

2010-04-12庄国瑞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3期

庄国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浙江杭州 310028）

学界历来认为苏轼、陈师道初次交往发生于熙宁十年（1077）苏轼至徐州后，①持此观点的有：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五、②郑骞《陈后山年谱》、[1]孔凡礼《苏轼年谱》、[2]萧庆伟、陶然《论苏门之立》、[3]马东瑶《苏门六君子交游年表》[4]等。

也有学者据这两则尺牍将苏、陈交往提前。王水照《“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认为：“苏轼知密州时，陈师道曾寄诗与苏”，此二书即苏轼回信，但没有解释“吴中屡得瞻见”，而认为“其时尚未见面”，即先有文字交，后正式见面于徐。[5]杨胜宽《陈师道与苏轼交谊考》也据此二简认为苏、陈交往始于苏轼知密州时。[6]

苏轼《答陈履常二首》俱作于密州时期（1074－1076），原文如下：

吴中屡得瞻见，时以余弃，洗濯蒙鄙，别来仰伫日深。递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兹酷暑，起居何如？贵眷令子各佳胜，披奉杳然，临纸怅惘，惟冀为时调护。

远承寄贶诗刻，读之洒然，如闻玉音，何幸获此荣观。不独以见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风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难继也。辄和《光禄庵二绝》，聊以寄钦羡之怀，一笑投之可也。所须接骨丹方，谨录呈。高密连年旱蝗，应副朔方百须，纷然疲薾，日俟汰逐。企仰仙馆，如在云汉矣。因风，不吝诲字。[7]

据第一种说法，则这两封信显然不是写给陈师道的；据第二种说法则疑点甚多。

第一，由“吴中屡得瞻见”可知信是写给吴中人士的。据《陈后山年谱》师道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均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时其父任金州通判，师道随任。年谱以其《先君事状》为依据考证，详细可信，此不赘引。且师道集中有为金州太守所作《忘归亭记》，却无诗文记述此时曾游吴越。故苏轼曰：“吴中屡得瞻见”，极不可解。假设师道在苏州与苏轼相识，后来写信时在徐州，但对于陈是否在徐州早就有人表示怀疑，王文诰在《光禄庵》“城中太守的何人”句下注曰：“此似指徐州也”，[8]可见他对“城”到底指哪里也不确定。

第二，晚辈与前辈相识一般都会投赠诗文，受者也会正式作书答复或相与唱和。若晁补之、黄庭坚、秦观初次与苏轼交往皆如此。初相识应不可能写短简作回复，且尺牍言“屡得瞻见”已非初识，第二封提到对方索取药方，必熟络友人才会如此。陈师道《秦少游字序》曰：“熙宁、元丰之间，眉山苏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间见如客。”徐州时（1077－1079）苏、陈交往客气如此，之前必不可能达到如尺牍中所表现的熟悉程度。

第三，苏轼任杭州通判时（1071－1074）确切可考至苏州有四次。[2](P214，265，278，296)第一次，熙宁四年赴杭州任途中在苏州短暂停留，未有诗文涉及当地士人。第二次，熙宁六年十一月，往常、润、苏、秀赈济饥民。期间请成都通长老主持苏州报恩寺；（《苏州请通长老疏》）苏州守王诲出示仁宗赐其父飞白，应其请作记。（《仁宗皇帝御飞白记》）。第三次，熙宁七年夏至苏州，有《虎丘寺》、《刘孝叔会虎丘时王规父斋素祈雨不至二首》、《苏州闾丘、江君二家雨中饮酒二首》诗，畅游虎丘，与刘孝叔相会，王诲因祈雨未至，之后会同友人饮酒闾丘孝终家。第四次，熙宁七年十月离杭赴密过苏州，王诲设宴，席间赋《阮郎归》有“一年三度过苏台”句，从上年十一月至此时正好三过吴中。以上是苏轼确切可考至苏州的游历，并未提及陈师道，若陈正式投文求见，以苏轼习惯不会没有诗文记述，故可肯定此时二人并未相识。

第四，苏轼至苏州确有交往的士人有王诲、刘述、闾丘孝终、江君、朱长文、姚淳、何充。③

王诲字规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生卒不详。熙宁六年知苏州，七年引嫌去郡。[9]苏轼熙宁七年十一月到密州，若王诲十二月底离开有可能收到信件。但第一封信中说“即日履兹酷暑”，是由春入夏季节，则不可能是熙宁七年，最早只能是熙宁八年，此时王已离苏，所以不可能写给王诲。

《刘孝叔会虎丘时王规父斋素祈雨不至二首》作于熙宁七年，可知这一年刘述曾在苏州。第一封信写于1075年春夏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刘述是否定居苏州。刘述字孝叔，湖州归安（今浙江湖州）人，生卒不详，景祐元年（1034）进士。[10]熙宁二年八月上书论王安石，[11]熙宁三年贬知江州，熙宁四年提举崇禧观。《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自杭州赴密州时与杨绘、张先、刘述、陈舜俞、李常会于湖州，赋诗填词，风雅之声传于当时。[12]据宋人领闲职归乡居住习惯及苏轼年谱资料，刘述居湖州应无太大疑问。熙宁七年苏州之行或为他事，或只是与友人相约游玩而已，应不会长时间停留，所以信件不可能写给刘述。

可以确定长期居住苏州的是闾丘孝终、朱长文、姚淳、何充。闾丘孝终（1013－？），④《吴郡志》卷二十六曰：“闾丘孝终，字公显，郡人，尝守黄州，苏文忠公在东坡时，与交从甚密，公后经从，必访孝终，赋诗为乐。”[9](P893)其守黄州时间现不可考，但苏轼谪黄时所遇郡守为陈轼、徐大受、杨寀三人，所以范成大所记有误，二人交往应是苏轼倅杭时。其次《苏州闾丘、江君二家雨中饮酒二首》有云：“小圃阴阴遍洒尘，方塘潋潋欲生纹。”可知闾丘家必有园馆台榭，当日饮酒赋诗活动也非常愉快，则尺牍中“企仰仙馆，如在云汉”便不难理解；“且足以知风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难继也”形容致仕官员悠闲生活是符合的，所以笔者认为信件有可能写给闾丘孝终。

朱长文（1040？－1098），⑤字伯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因年未及冠，吏部限年未即用。次年授许州司户参军，又因坠马伤足，遂不仕。家有旧圃，多台榭池沼竹石花木之胜，士大夫乐于往游，知州章伯望名其居处为乐圃坊，人称乐圃先生。“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名动京师，公卿荐以自代者众。”[13]以此推测苏轼过吴与朱长文应有交往，后来从知密州至元丰末召还京师，中间再未至苏州，若素无往来，元祐元年苏轼上《荐朱长文札子》就太过突然，荐文曰：“不以势利动其心，不以穷约易其介，安贫乐道，阖门著书，孝友之诚，风动闾里，廉高之行，著于东南。”[7](P779)但凡举荐，岂能对被举者一无了解？朱长文隐居不仕，大部分时间居住苏州，所以二人相识最有可能在苏轼倅杭时。信中“瞻见”、“获此荣观”等语用来表现寒暄客套是可以理解的；“知风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难继”用在隐居不仕、才情高逸的友人身上也很恰当；朱家有园池之胜，“企仰仙馆，如在云汉”也不落空。另外“接骨丹方”之事，朱长文因足疾不仕，现在难以确知嘉祐末所受伤残至熙宁中是否仍有遗留病症，但受过骨伤的人关注这方面的医药信息是常情，当然这一条难为确证，可备参考。

孔凡礼先生认为“《光禄庵二绝》原唱非师道作，轼简乃与另一人。”[2](P321)《光禄庵二绝》的确提供了一些可以考辨的信息，第一，“光禄”，官职名，古人喜以官职、为官地代指某人，这很常见。那么“光禄”与朱长文有何关系呢？朱长文《朱氏世谱》载其父朱公绰青年时代从学于范仲淹，登天圣八年（1030）进士第，景祐四年为盐官令，后历彭州、广济军、舒州太守，官至光禄寺卿。朱长文在诗文中提到其父一般都用官职作代称，如集中存两首贺父生日诗，皆以《光禄生日》题名，《乐圃记》称其父为“先光禄”，《蔡公展先茔记》为代父所作，题下特注曰：“代光禄作”，可见朱长文习惯用“光禄”代称其父。其次，吴郡有建寺庵之风，《吴郡图经续记》云：“钱氏帅吴，崇尚尤至，于是修旧图新，百堵皆作，竭其力以趋之，唯恐不及。郡之内外胜刹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民莫不喜蠲财以施僧，华屋邃庑，斋馔丰洁，四方莫能及也。”[9](P654-655)《正德姑苏志》⑥载宋及后世所建庵堂二百多处，虽然其中无“光禄庵”之名，但笔者以为或漏记，或“光禄庵”并非一处公开庵堂。《乐圃记》载乐圃有“华严庵”，而朱为孝子，笔者推测可能因为追思父亲，也将“华严庵”称为“光禄庵”，或者“华严庵”之建就是为了悼念父亲之用。第三，从诗意上亦可发现与朱长文相符合的信息。第一首曰：

文章恨不见文园，礼乐方将访石泉。何事庵中著光禄，枉敎闲处笔如椽。

理解这首诗关键在于“著”字，著常见义项有：“显著”、“显扬，显示”、“明了，了解”、“记载，撰写”、“登记”、“立，设立”、“位次”等，结合句中语境以上义项皆难与“光禄”搭配。但“著”还有一义为“思念”，只有用此意诗句才可解释通，因为“光禄”在这里代指一个人，即朱公绰。朱长文为人至孝，《光禄生日》诗曰：“非才学诗礼，多幸奉庭闱。……晨昏趋膝下，永着老莱衣。”可看出其奉亲之情。张景修所作《墓志铭》曰：“先生逮光禄公捐馆左右凡二十年，以孝称，居丧如礼，服除人劝以仕，无意也。”[14]朱公绰最后一任职务为舒州太守，熙宁八年五月时在任，[15]张景修云：“先生逮光禄公捐馆左右凡二十年”，这二十年必然是从朱长文考中进士而未做官算起，若从幼年算起显然与此数不合。朱长文嘉祐四年（1059）及第，“凡二十年”则朱公绰逝世时间恰在熙宁末，我们前边分析过苏轼第一封信作于熙宁八年，第二封自然更晚，最晚可迟至熙宁九年十二月，之后苏轼离开密州，因此信件写作与信件涉及事件发生时间大致相合。由此可以推测朱长文在父丧一段时间后写信给苏轼，信中所附诗作应该是表达了隐居守志之意，故苏轼有如上和诗。苏轼诗歌用典皆求恰当巧妙，如切合所与唱和者身份、地位、家世、学识等特征。和诗先用司马相如曾为文园令的典故，赞美友人文才可比相如，第二句用田游岩典，唐高宗时隐士田游岩频召不出，高宗幸嵩山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帝问：“先生比佳否？”对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表达了不愿出仕之意。苏轼用在这里非常恰当，一则朱是一位隐士，二则借用典故表达了朝廷意欲启用之意。因为朱至孝，父丧之事使他更无意于仕进，所以第三句以疑问语气写道为何要如此深沉的陷入对父亲的思念之中，第四句感叹友人如椽巨笔未能施展于当世。如果诗是写给陈师道的，陈方二十出头，未有隐居高名，苏轼诗中用隐者典故就不恰当，且“著光禄”之语也难以解释，苏轼不会如此没道理的写诗。

《光禄庵》第二首曰：“城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觅光禄，雪中履迹镜中真。”前任太守友人王诲已离去，可以理解苏轼首句问现在太守到底是谁？第二句“林下先生”自然代指朱长文，“非我身”用到了佛经典故。《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四云：“所有诸行与其自相，及无常相，苦相相应，彼亦一切从缘生故，不得自在。不自在故，皆非是我，如是名为不自在行，入无我行。”[16]佛教认为凡夫众生以及外道修行者，常以“我”为实有，因此常持“我执”，这是虚妄错误的认识。“我”并非生命的常一主宰，“我”是虚幻不实的。不仅有情个体如此，宇宙间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事物，莫不如此，所以一切法都“无我”、“非我”。苏轼“非我身”语即采此意，因朋友非常思念父亲，苏轼用佛经义理委婉劝告友人不必过分执着，接下来两句水到渠成，若向庵中寻觅光禄公的身影就如同雪中足迹、镜中影像一样不可靠、不真实，即冯应榴注“镜花水月之意”。[17]所以信件可能写给朱长文。

苏轼熙宁中与姚淳交往见文集《与通长老九首》其二、四、五提到姚君求诗之事，苏轼为作《苏州姚氏三瑞堂》诗，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四亦载此事。苏轼文集中尚有《与姚君三首》俱知登州时作。与姚君诗文往来清晰可考，尺牍应非与姚淳往来之作。何充，字浩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云：“何充，姑苏人，工传写，擅艺东南，无出其右。”可证其为苏州人。何充于饮酒聚会上为苏轼画像，苏轼尺牍《与何浩然》曰：“写真奇妙，见者皆言十分形似，甚夺真也。……所要诗，稍暇作写去。”[7](P1795)文集未标明作于何时，应是离杭后不久，《赠写真何充秀才》诗今亦编在离杭至密阶段。何充其他事迹不可考，对比《答陈履常二首》和《与何浩然》，语气截然不同，应非与何充之作。

以上考察了苏轼《答陈履常二首》中诸种可疑之处，通过分析考证，笔者以为信件并非写给陈师道，而是写给闾丘孝终或朱长文，二者之中写给朱长文的可能性更大。

注：

① 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在1071－1079年间均未提及苏、陈有交往。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清嘉庆原刻本。

③ “江君”名、字号、身世俱不可考，且排除在外。

④ （宋）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8页记载闾丘孝终与徐九思年龄相同，徐九思生于1013年，见《全宋诗》第4875页，故可确定闾丘孝终生年。

⑤《全宋诗》定其生年为1039，但朱长文《宋史》本传载其“年未冠，举进士乙科”，所以采用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中暂定1040之说，《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十一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

[1]郑骞.陈后山年谱[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46.

[2]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378.

[3]萧庆伟，陶然.论苏门之立[J].浙江大学学报，2001，（2）：150.

[4]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