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一桃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承载着理性与狂热、思考与盲目的划时代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标志着禁锢了30年的国门的真正开放，标志着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的到来，标志着一个经济已经走到频临崩溃边缘的大国，真正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社会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而全方位启动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彻底摆脱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而迈上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从中国制度变迁的道路选择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曾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与意识形态的教条，从而自上而下完成转型社会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从发展的战略上来看，经济特区已无疑是在一个极左思想曾牢牢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度里，真正摒弃 “人定胜天”、“为发展而发展”的盲目发展观，从而走上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特区成长、发展的艰辛而灿烂的历程。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曲折然而成绩卓越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揭示出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有特色的中国道路产生的独特路径、主要特征以及未来发展态势，同时也以其路径选择的正确和发展的辉煌，掷地有声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我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就是指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更确切地说，就是在一个已有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又毋庸置疑地占据经济地位的计划经济的大国里，以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冲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里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真正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制度昌明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

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不仅为学者们所普遍关注，更是几代政治家和有志之士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所在。我们曾有过“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真诚与无奈，更有过“超英赶美”的狂热与尴尬，但目标与实现目标道路的南辕北辙，让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得不反思已选择道路的正确性。有的学者比较了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国家现代化特点后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以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经历数百年自然形成的。私有制、市场导向、逐渐变革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20世纪一些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通过激进的政治革命为先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工业化进程，企图在纯粹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计划和激进改革的苏联模式，快速实现现代化。这一模式在短暂的成功后便遭遇危机[1]。学者们普遍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找到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规划的以改革开放为宗旨创办经济特区，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2]。

回顾历史，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创立市场经济的绿洲开始的。深圳作为计划经济最为薄弱的地方，凭借着地位优势（毗邻港澳、远离计划经济中心）首先成了这块绿洲。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制度变迁的思考者、发轫者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时，他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就是如何在一个社会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大国里全面实现现代化。近半个世纪的盲目而狂热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都已经清楚地证明，计划经济不行，盲目的赶超发展战略也不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更加不行。在一个落后的由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维系着的普遍贫困的大国里，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破体制内部造成普遍贫困的制度机制，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导致普遍贫穷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的社会变革成为中国社会最佳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从而也使中国这个历经了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大国，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开始由普遍贫困的“计划”，走向“部分人先富”的“市场”。创办经济特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仅大大减少了制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还成功地规避了改革有可能带来的更大的风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在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显现出来，并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国。

“中国道路”应该是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所表明的是国别性、民族性、历史性与国际性，而不是对现代化本质内涵与固有价值判断的否定。所以“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特在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上，而不是目标本身。“中国特色”是对人类普世价值认同的过程，而绝不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深圳经济特区已不是作为一座城市、而是作为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模式，写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中。

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尤其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体制和发展方式来讲，创办经济特区是走向科学发展的关键抉择，它开启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与发展，正是在教训与挫折中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探索由经济增长型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发展的福利型社会的过程。科学发展的理念已经把“发展观”从增长方式的转变拓展到了社会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圳以其自身发展的历程，诠释着中国道路的路径与内涵。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正是中国社会由超赶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型。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盲目发展观”而言，创办经济特区无疑开启了中国社会通往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发展，它强调的是社会发展方式、方法、模式、路径选择的科学性与正确性，而绝不是要不要发展的争论。可以坚定地说，只有确立了科学发展的理念，才有中国经济特区的产生，才有亿万人民对普遍富裕的追求，才有中国经济30年的辉煌。

深圳经济特区的起步是从“三来一补”开始的。选择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由当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那个时期的深圳所拥有的相对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而缺乏的则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时逢香港经济的产业更新换代与结构调整，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及时而又恰如其分地落户于亟需制造业的深圳，并在转移产业的同时把资金、技术、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一并渐进转移到了成长中的深圳。承继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产业更新链条，深圳不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起步成本，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向市场经济学习的成本，确定了外向型经济的特征。同时，“输入”的加工制造业，还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到了1993年，深圳对外贸易的87%来自三资企业的净出口和“三来一补”的征费收入，第三产业占深圳GDP的46%，吸收劳动力占深圳从业人员的32.2%[3]。

当深圳经济踏上高速增长的轨道时，自身自然资源先天不足的约束很快显现出来，并引起决策者们的切实关注。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意味着任何以自然资源要素消耗、使用为增长方式的选择，都会在稀缺规律的作用下，使人们不得不为财富的创造和发展支付较高的价格，从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也会由于财富创造成本的高昂而一同提高。同时，深圳作为率先赶上市场经济的新兴城市，既不能重复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更有责任去探索、尝试一种崭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财富创造途径，并以此示范全国。

从以“三来一补”为主体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深圳不仅适时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以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决策的主导力量 （专项资金设立和政策优惠等）解决了初期高投入的资金缺口问题，减轻了高新技术企业独担风险的压力；以改革者特有的宽阔的胸怀营造了高新技术产业落户、成长、发展、创新的制度环境，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高新企业落户深圳；以变革者的远见卓识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扎实的智力保证，一些著名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在深圳生根筑巢。到2000年，深圳计算机磁头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微电子计算机产量占全国的25%，程控交换机产量占全国的50%，基因干扰素占全国的60%，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打印机、硬盘驱动器、无绳电话的生产基地，并已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和激光五大高新技术支柱产业[3]。

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模仿一直是高新技术产值增长的主要途径。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不可能长期来自模仿所带来的快捷与急功近利。产业自身的创造力，即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才是企业永久生命力和国家持久竞争力的根本源泉。于是，自主创新作为一种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战略思考，被现实地提了出来。

从理论上讲，自主创新是高于模仿的一种创新活动，它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或者说是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体系的“新组合”引入生产过程中。它强调的是发明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并给生产的当事人带来利润。因此，自主创新强调的是对核心技术的自我研发与拥有，强调的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技术附加值和专利附加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主创新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又是这一转变的重要途径。因为无论自主创新采取“中性技术进步”（要素投入比例不变）、“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还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方式，都是在不增加或减少要素使用的前提下增加产出，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简单“模仿”，更不能只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以设备进口为主的粗放、低级的技术引进的模式上，而要重新来思考、确定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软技术”出口，提高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创造）对GDP的贡献率。

应该说，从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的形成，到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理念的形成，再到在经济领域中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发展理念的提出已经把“发展观”从增长方式的转变拓展到了社会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今天，三十而立的深圳已经步入稳步增长的成熟时期。据深圳统计网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多年里，深圳经济一直保持着15%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从始建之初的1.96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8201.23亿元；人均GDP也从1979年的606元上升到2009年的9.3万元。可以说，深圳是沿着一条高速增长的轨道，把财富和富裕带给奋斗着的人们。我们知道，GDP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绝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没有伴随着社会福祉提升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只能是一个缺乏灵魂和人文关怀的单纯物质的增长。

如果说，劳动密集型经济让深圳收获了由低成本带来的抢占市场的价格优势的竞争力，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不仅将劳动密集型经济所固有的产品资本、技术附加值低，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一源于经济增长方式本身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出来，同时也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然的战略选择，郑重地提了出来。

“比较优势”是不同国家和地区谋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所讲的“比较优势”，是指由要素相对稀缺程度所决定的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资源比较富裕，从而劳动力的成本或价格比较低廉时，在没有资本和技术要素禀赋优势的情况下，首先使用自身所特有的低廉劳动力，就成为经济起步时期最佳的，同时也是最低发展成本的自然选择。可以说，这种比较优势状况，正是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起步和最初发展的主要选择。

当然，大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并不是自然禀赋意义上的资源缺乏问题，而是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问题，即“要素禀赋结构低下”，包括缺少如资本、技术、教育、管理、法制等较高级的要素。所以，经济结构低下的根本原因不在结构本身，而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低下。如果一个国家的要素存量中只有简单的劳动力，那么劳动密集型经济就是自然的选择。任何经济都不能只凭愿望人为地改变经济结构，因为“改变要素的质量和结构，才是提升产业结构的现实的、逻辑的前提”[4]。尼采说：“在哲学家中，没有比理智的诚实更为稀罕的了”[5]。人类社会的前进不仅需求勤奋与热情，更需要思考与理性。

三、当人的经济价值提升时，我们的社会就会处于一些新的、更好的机会领域。政府不能一厢情愿地主导社会经济，而应该在尊重市场的同时创造制度环境，完成公共物品的供给，营建社会福利机制。发展是改革的结果，又是深化改革的物质前提，但发展不能取代改革。没有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成功。在实现现代化的特殊的“中国道路”上，在法制的公民社会的营建的历程中，深圳作为一个率先发展的城市还应该担负起明天的希望。

舒尔茨认为：“任何经济的长期变动对制度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会比工资相对于租金变动的影响都更为深远”[6]。“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6]。由于人力资本在寻求自身的参与权时要求表明社会制度的状况，所以许多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激励结果而被创造出来：比如，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对货币的便利需求已转向对权利的需求；随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知识的进步，人们对那些能够生产、分配那些知识的制度的需求会转向对其权利的需求；随着人类生活档次的提高，每个人对其免于事故的额外保障性需求转向对权利的需求，对健康与人生保险的需求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个人权利所附加的法律保障的需求（如免受警察的侵犯，损失个人的隐私），也转向对权利的需求，正如人们对公民权利的需求一样；人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在获取工作方面需要更大的平等，尤其对那些高技术的工作，人们希望通过在职培训和高等教育，使社会在获取高技术的工作方面要求有更小的歧视[6]。

人力资本的非物质性，决定其生存、生长是需要生活制度环境的。它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向社会提出着对自身具有保障性的制度要求；它在促进着社会经济的增长，也在完成着自身经济价值的提升，并且这种源于经济发展和制度绩效的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又会以激励的方式促进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生存的社会制度环境的生成。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再创造，而且更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率。同时，相对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制度变迁，呼唤新的经济模型和增长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真正力量不是主观愿望，而是构成经济社会内在机制与动因的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

阿玛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值、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但是，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它决定因素，诸如社会的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的检视的自由）。……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阿玛蒂亚·森以学者的良知、道德和智慧，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问题：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

中国社会改革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展开的，一方面尚未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日益显著并分化。因此，经济增长中的贫困现象和经济繁荣中的低福利问题，“过早”地成为政府必须用制度安排来解决的社会问题。应该肯定地说，政府必须把社会福利制度的营建作为实现普遍富裕的保障，而不是作为普遍富裕的结果来看待。对任何社会来说，创造财富的同时制造着贫穷，实现繁荣的同时降低着部分人的幸福感，比普遍贫穷更为可怕。福利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奢侈品，她本身就构成了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质自由的组成部分。其实，无论改革之初提出的解放生产力的口号，还是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本质内涵都是解放人，给社会经济的主体——人以“享受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在创造财富中获得权利，在增长财富中获得尊重，在贡献社会中分享社会的剩余，在正常的社会机制中感受做人的尊严。

市场与人的基本自由具有内在的相联性，人们仅仅从效率出发赞美市场机制是不全面的。或许市场失灵又成为人们否定市场的重要依据，但市场失灵并不是对市场机制的否定，而是对市场机制的坚守——市场只能去做市场能做的事，政府则应该去做市场无法做到、做好的事。在以自上而下的授权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的权力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面对市场规律的政府权力的任何强势，就不再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而是对市场规律的破坏。政府不能一厢情愿地主导社会经济，而应该在尊重市场的同时创造制度环境，完成公共物品的供给，营建社会福利机制。

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入手的,这无疑是一条最佳路径，但同时也使社会大环境不配套、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支撑等“先天不足”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并构成了深化改革的制度与体制“瓶颈”。制度总是镶嵌在制度环境之中的，没有制度环境支援的制度变迁是无法真正完成的。同理，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成功。现今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

对于转型社会而言，崭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营建过程，既是政府官员的权力和既得利益被削弱、剥夺、甚至丧失的过程，又是服务型政府的形成、培育、成长的过程。在政府的权力还必须用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中，政府的文明程度和远见卓识对社会的制度绩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社会不会因为缺少奇迹而枯萎，但却会因为缺少创造奇迹的思想而失去持续生命力。经济特区作为奇迹和创造奇迹思想的特殊标志，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限生命力，而且还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创造奇迹的无限期望。

[1]罗荣渠.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前瞻──从世界现代化进程视角透视[J].战略与管理，1996，（3）.

[2]张艳国.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论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3]陶一桃，鲁志国.中国经济特区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9.

[4]樊纲.中国经济特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19-20.

[5]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90.

[6]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J].美国农业经济，196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