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根山

“五四”以来中共关于工业化模式的探索及其启示

郭根山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三个劣势因素相互作用,不仅增加了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难度,而且也迫使我们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实现了五次模式转换。在对模式转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经济增长波动的频度和幅度与经济调节机制密切相关,必须深化对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研究,以保证中国工业化健康高效地进行。

中国工业化;模式;选择;经济史

鸦片战争之后,追赶世界工业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成为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除了中国社会最腐朽的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登场的一切政治派别,几乎都赞成在中国兴办工业,实现工业化,但对于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不同派别给予了不同的回答。这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工业化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成“两大时代,三个阶段,五次转换”,特别是“五四”以来的90多年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最先进的力量。

一、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探索工业化模式的历程

(一)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两大时代

以“五四运动”为界,先进的中国人探寻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时代。“五四”以前,地主阶级中的新兴阶层和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结果“始终在抄袭外国和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1];“五四”之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积极英勇的探索。中国无产阶级代表了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新潮流与新方向,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先扫除工业化道路上的两个大障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就把中国工业化与反帝反封建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先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条件,然后又进行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成就。

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以后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探寻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说,他们代表了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最新力量和最新方向,开创了处理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一对矛盾的正确道路。

(二)中国无产阶级探索工业化模式的三个阶段

从“五四”时期中国的优秀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走俄国人的道路救中国的信念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已经过了90年。这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史,粗略地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是为中国工业化扫清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工业化将在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有社会动员能力的现代政党的领导下,由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组织推动,进入以社会主义为范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二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两个转变,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这一阶段中最具意义的事件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苏联工业化模式在中国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开始了积极的探索,使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具有中国特色。但在实践中,由于国际国内的客观原因,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偏差,这场探索最后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工业化发展战略,实现了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逐步向以注重民生为主,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新的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并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加强,工业化百年梦想的实现指日可待。

(三)中国无产阶级探索工业化模式的五次转换

在为中国工业化而奋斗的90年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五次模式探索转换,使中国工业化的理论日臻完善,使中国工业化的实践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争的精神。

第一次转换: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以振兴中国实业。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西方文化进化坐标和社会改造为蓝本的救国理念,并且认真地模仿,先进的中国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国家的富强。但向欧洲学习的洋务运动、向日本学习的维新运动、向美国学习的辛亥革命相继失败,中国遇到了空前的现代化的范式危机。连续的挫折和失败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渐明白:无论是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寻找能够抵御和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的思想武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471。

“俄国人的路”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为工业化奠定政治基础。另一个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民族民主革命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放中国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思考中国工业化问题所得出的初步结论。

第二次转换:以新民主主义工业化作为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过渡的中间环节。

正是在“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仅不同于马克思笔下的西欧社会,而且也不同于苏俄社会,在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不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过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2]1476。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更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次积极尝试。

第三次转换:放弃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确立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按照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的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些能够迅速改善民生的经济领域,并且要让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等条件成熟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但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的上半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决定加快中国工业化的速度,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实践,并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要原因。

重工业优先发展不仅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实践,而且带来了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

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即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经济发展模式是大推进式的全面、均衡发展,在管理体制上以市场为主、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为辅,这种管理体制与均衡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是相适应的,在国民经济的恢复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一五”计划的开始实施,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大量投资涌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农副产品的短缺事关重大,引起物价的波动。可见,靠市场调节不能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战略。

与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是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其他一切都要服务于、服从于重工业建设。重工业大量的是资本密集、知识密集和大量消耗原材料的大工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又恰恰同中国资本稀缺、人才匮乏、原材料紧张、人口过剩等因素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其中每一项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都可以说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但为了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需要,只有改变经济管理体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

在经济低度发展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与重工业优先发展似乎有着天然的契合。为了保证资金、原材料和人才等稀缺资源有效地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形成了高效的资本动员与控制机制、原材料控制机制和人才培养与使用的计划机制,充分贯彻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计划性。第一,资本动员与控制机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才可能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并把它们有效地使用到重工业建设中去。如果当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金不仅不可能那么快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也不可能把它们使用于资金回收慢的重工业建设中去。第二,原材料控制机制。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实施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战略就意味着必然要选择高度严密的计划作为资源的配置手段,保证生产资料流向急需的重工业部门。第三,人才培养与使用的计划机制。为了合理使用有限的人才和培养急需的人才,国家只能采取高度集中的劳动人事制度,对大专学生采取统招统分制度。有效的人才培养与使用的高度计划体制保证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当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人才不能那么快集中起来、培养出来,而且不可能把他们有效地分配到工业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3]。

可见,重工业优先发展是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

第四次转换:逐步实现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道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道路的转变。

在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时间里,国家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实行优先重工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通过高积累和集中使用有限的财力,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总结了历史经验后,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4]经过改革开放后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党的十四大终于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于“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工业化,这在300年的世界工业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世界工业化道路的模式创新,也使中国工业化道路更具特色。

第五次转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确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60年历史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模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已经进入中级阶段,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在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上起步,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这三个劣势因素相互作用,不仅强化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成为一个长期难以治愈的顽症,而且造成了工业化的低水平重复和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双重的二元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后,在短期之内完成了工业化战略的转变,带动国民经济向着更加合理的结构与高效率的方向发展。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十分紧张。为此,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发展理论,是一种崭新的工业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将不仅大大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而且为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工业化模式的启示

“五四”以来的90年间,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进行了五次大的转换,这个艰难的过程有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东西。

第一,发展战略的改革与创新是推进中国工业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三个劣势因素相互作用,不仅增加了工业化起步的难度,而且也迫使中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们必须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一五”期间后期,中共高层发现了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弊端并下决心进行改革,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然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过度倚重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被削弱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高层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工业化的新道路。

选择与再选择折射出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革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精神,深化了对中国工业化规律的认识,保证中国工业化能够沿着更加科学和健康的道路前行。

第二,经济增长波动的频度和幅度与经济调节机制密切相关,必须深化对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研究,以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工业化进程60年,经济调节机制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换。一方面,调节机制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情和国情变化不断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结果;另一方面,调节机制的转换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频度和幅度。

适度的增长波动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似乎存在着这样一条非规律的规律:一种冷热交替的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方式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损失,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持续性”[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根源于社会供求关系的变化,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导致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波动主要根源于资源的周期性短缺。计划经济的调节机制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互作用使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活乱”的怪圈之中。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注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把经济增长几乎全部寄托在规模的扩充上,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短线资源的库存被消耗殆尽,供给与需求矛盾激化,无法支持继续的高速增长,不得不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大幅度的向下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先后被苏联和中国理论界提出来,但直到苏联解体,直到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制定“九五”计划前,也没有引起理论和思想上足够的重视,政策上更无实际举措。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许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严重短缺状况基本改变,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新变化。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虽有波动,但频度与幅度和此前相比,增长同期回升,波差明显缩小。

目前,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一方面必须加强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必须深化经济运行调节机制的改革,把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协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关系,真正解决国民经济中比例失调现象,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使中国工业化稳步健行。

第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考虑国内外的约束条件。

后起国选择工业化战略的原则是目标优先,而不是模式的完美。后起国的工业化目标是要赶超先进国家,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它们在选择工业化战略模式时很少去理性地综合分析不同模式的优劣利弊。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等后起国在拟定本国工业发展规划之时,考虑的不是这种工业化战略是否完全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而是如何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对工业化的要求,动员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后来者居上。从目标价值来衡量,赶超战略是一种成功的选择,正是靠这种工业化战略,这些后起国家都取得了令世人称道的工业化成就。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同时,如前所述,强化政府在工业化战略选择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后起国成功的经验,只是国与国之间面临的机遇和形势的不同而导致了具体模式和手段的不同,但赶超的本质和内涵却是相同的。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7.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朱佳木.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J].中共党史研究,2007(2).[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

[5]王明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谐度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6).

The Model Conversions of China’s Industr ialization in 20th Century

GUO Gen-sha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factors of disadvantage,such as overpop ulation,weak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backwardn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ot only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for China to start its industrialization,but also force us to explore the road of industrialization constantly.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the Chinese Communists keep the exploration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model.In the study,we found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of the fluctuation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in economy.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study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macro-control,so that can we guarantee a healthy and efficient industrialization.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mode;selection;enlightenment;economic history

K26;K27

A

1000-2359(2010)02-0073-04

郭根山(1963-),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探索工业化道路的历史经验研究”(06BDJ005)

2009-11-25

[责任编辑 孙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