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 斌

（1．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2．重庆市秀山县委党校，重庆 409900）

王祥夫小说的底层经验和话语伦理
——以小说《寻死无门》为例

滕 斌1，2

（1．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2．重庆市秀山县委党校，重庆 409900）

“底层叙事”，是随着社会转型而逐渐形成的一股以底层视角来呈示现实、关注民生的文学思潮。王祥夫是书写底层经验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大多以转型时期的焦点、难点问题为背景，冷峻地叙述“底层”特有的痛感经验，在深化主题的同时传达出话语的多个意义向度。以文化学、叙事学的角度寻绎《寻死无门》，其叙事所建构的底层经验中的多个意义向度统一于对社会转型合法性进程的理性认识及对底层真实窘境关注的吁求两方面。“底层叙事”实质上已显示出通过“底层经验”中生存伦理的呈示来进一步建构作家自己话语伦理的趋向。

《寻死无门》；底层经验；话语伦理

王祥夫的小说，主要以当下底层①所谓底层，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在职业类别的基础上，依据对组织、经济和文化这三种资源的占有程度，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上述三种资源，其来源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民众的遭遇为主题［1］，他写过如失地农民（《五张犁》）、土地承包纠纷（《愤怒的苹果》）、农民工工资拖欠（《一丝不挂》）、“空巢老人”（《浜下》）、矿难（《找啊找》）、拆迁（《拆迁之址》）、对无辜生命消失的忧愤追问（《乡村事件》）等等。

不难看出，王祥夫小说的叙事话语所指，其实是以当下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生活中的潜在矛盾及焦点、难点问题为背景，直面商品化、物化的交换价值观冲击下人性的斑驳景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很愿意叙述居于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并呈现融有他们特有生存痛感的经验，但这些具有“痛感”的存在经验在情节中又表现出多个向度，即既同情于他们的物质的困窘，也不讳言他们精神方面的狭隘；既有对当下价值观、伦理观褪变的隐忧，也有对美好人性留守的渴求与欣慰；既有对当下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欠合理”存在的揭示，也有对底层真实窘境关注的吁求，更多的是以一种话语方式来对社会转型合法性进程的理性思考与底层“零余”生存状态的情感慰藉，这两个向度，即话语理性与叙事情感的平衡，无疑使王祥夫的小说显示了一种较为辩证的复杂内蕴，这种叙事取向也喻示“底层写作”走出单一视角的新可能。

一、《寻死无门》及其叙事

（一）底层经验的书写

《寻死无门》是王祥夫新近创作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农机厂下岗职工因病寻“死”，但却找不到“死之门”的故事。主人公刘小富想在肝癌晚期死亡之前给老爸、妻子和儿子留下一笔财产。为了得到30万，刘小富首先是准备卖肾，结果在卖肾之前的身体检查中发现他患有肝癌，“卖肾”结果变得不可能；然而在偶遇以前农机厂的同事武青之后，他突然想到还可以以制造车祸身亡的方式来获得30万。不幸的刘小富却又是“幸运”的，他想被撞“死”却没有死，他去撞的那辆车却撞死了另外一个人。

小说创作维度始终执著于作家一贯对草根或小市民阶层等“卑微人生的关注”，以一种尖锐中保持理性，悲悯中蕴藉温情的叙事方式呈现了转型期人生多元而斑驳的价值景观。

1．对底层生存本相的还原。《寻死无门》极大地还原了底层生存的困窘本相。小说中的刘小富不仅是肝癌晚期，更严重的是下岗并且失业，其儿子小丰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他的姐夫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早起晚归，平时忙得很，连过年也难得见着人影”。刘小富的爱人和他的姐姐，甚至都没有提到她们有工作，可见，他们既无组织和经济资源，更无文化地位和话语能力，基本上处于转型期体制外的“零余”状态。从他们家的居住情况来看，不是小区也不是电梯房，外出只能是骑着单车，而不是打车。生活的条件是“把馒头和昨天的剩菜一样一样放在笼里”。刘小富患病做化疗的钱，也是省吃俭用东拼西凑来的，他们没有去大医院的能力，只能相信和尝试民间偏方，“吃啥补啥”，以吃猪肝来补肝，甚至相信喝白糖水能治肝病。他家里的两万块钱存款也被霍光芒一借无还，也没有有钱或者发达的朋友。“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把气给喘匀了”，既是刘小富病中的虚弱，也是底层民众在衣食住行碌碌奔走却无法舒缓生活辎重的世相缩影。

在过去的小说叙事中，由于文艺政策的惯性，人的社会价值不约而同地常常高于其自身价值，自身价值在绝对服从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抹去。转型期以来，个体价值得以释放，但又被生命经验之外的时尚和消费写作中诸如地位、收入、资本等贴上炫目的标签，于是当今现代都市人生成为艳羡的对象，这些人及其人生形态作为成功的范例而成为阅读的消费对象，人的自身价值在一些作品里则被置换成过度张扬的中产阶级的理想价值观念及享乐价值，底层人生的书写有意无意被“先锋们”、“小资们”、“宝贝们”“放逐”与“冷落”。王祥夫的创作坚持把触角伸向了这些被“宏大叙事”后接踵而至的“私人经验”所排斥与遮蔽的卑微艰难地生存着的人们身上，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要求伸展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价值为前提，自觉地从无差别的自我价值尺度对其给予新的审视，将底层人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显示了作家宽容、慈悲、善良、坚持伦理底线的精神良知，也是对“宏大叙事”与“私人经验”的有效反驳与纠偏。

2．客观辩证的话语去蔽方式。对底层生存本相的聚焦，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以往话语方式的去蔽性书写。改革、稳定与经济稳步增长是当下社会主题，但改革带来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文学如果依然图解意识形态概念，它就离不开被规定的轨道，文学品种单一的现实就难以改变。文学获得生机与生命力的途径，既要对文学创作惯性的挣脱，更要向丰富复杂多样的社会发问并切入人生潜层并作出回应。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文学生态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以及文学表现的某种“自由”。这种“自由”，更表现在某些文学禁忌的打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其实就是一种极端的存在方式，常人看来死是一转念的事情，可是在底层连死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什么导致寻死无门？性格？那么性格又是什么环境促成的？是命运？那么为什么自己主宰不了命运？不仅以前的阐释模式在新的文学存在面前“失语”，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前会被禁止和删除的问题突围出写作禁忌而成为了一种触摸存在的可能。尽管有研究者对底层书写的“人民性立场”的自觉性与苦难根源的深刻性持怀疑态度［2］。认为是“因为艺术上的转向使这批作家与这样的思潮相遇”和在“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捷径”［2］。从精英视角和文艺思潮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我们要看到生存的复杂性和作家主体的人道主义话语温情，我们需要看到现实生活的琐屑与结实，它还充满着许多尚待探索的真实的、以至于被遮蔽的存在。

《寻死无门》与那种以一种俯视、拯救、臆想、歪曲、丑化大众的底层书写不一样，而是以一颗“人心”在小说里做底，“远离表面的事物形态”，“引导读者看到一些往往会被人忽略掉的东西”，它要“引发小说之外的东西”，使更多的读者有权利知道这种对社会发展与个体价值不平衡状况书写的真相思考，它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式的指导和分析，交换价值观下人们日益粗糙坚硬的内心需要话语温情的滋润，同时它恰恰是对意识形态话语表现中的“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乐观心态的一种补写，它要证明生活是多元复杂的现实存在，文学也要一种对回应生活存在的话语情感性和倾向性。这应该是“底层书写”在叙事理性与情感方面的“突破”，这种向存在发问的写作勇气本身和不偏不倚的叙事态度，显示了文学重新向介入人生、关怀现实、追问存在的入世精神与叙事价值的皈依可能。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描述

1．贫富差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了新的阶层转化。与表现改革文学的理想与成功经验不一样，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期间，一方面确实“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一方面仍有一些富起来之外的阶层由于组织、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失语”境地。因而，他们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就更显得尴尬和无奈。买房、娶媳妇、找工作，就医，几乎没有哪一样对他们来说不困难，尽管有着各种福利政策，但社会和生活给刘小富们提供的“门”又确实有限，基于他们生活中的“无门”状态，他们与主流阶层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小说中多次暗示这种差距，药剂科主任姚海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他们老同学聚会的问题；“富人们吃的是燕窝汤”，黄腊梅家是要将“吃剩的早餐捡好”；“媒运黄局”的儿子——结巴，则依赖金钱与权势，显得神通广大，官方的、民间的、军方的、非官方的他都能用钱搞定，小业务员如刘小富们只能以身体为代价喝酒来扩大业务量；中小企业破产重组使下岗人员陷入困顿，而某些管理者却攫取了巨大财富等等。一边是看病困难，处处还要送好处费求人，一边是用钱搞掂一切包括户籍与血缘关系的更改。这种看似平静的错位叙述呈现出了贫富的生存差距。王祥夫将这种人生差距置入人物生存的背景，实际上故事的深层意义方面则超越了现世已有道德规范的潜在的所指：有钱可以“用金钱和死亡赛跑”，刘小富们则“为了金钱却加速走向死亡”！结巴说的“北京”以及文本中金钱与生命的交换关系构成了一个底层困窘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对应的隐喻，这种关系的设置使得单纯的线索和故事结构获得了一种多向度的对照意蕴，尽管这种道德伦理在生与死、贫与富、无门与无所不能的天壤之别之间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甚至苍白无力的，但带来的叙事张力使得文本建构与现实存在之间蕴生和传递了一种清晰的钝痛感，这种痛才更见出底层的生命缺失和生活本身的繁复。

2．现实中的不合理存在。死亡是一个凄惶的字眼，它是对无望的生存的逃避。刘小富的寻死原因其实不难看出，个人因为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被肝癌“判”了“死刑”，从一些话语中我们隐隐可以推出，刘小富的病与他的工作公关性质有很大关系，但这个在作品中仅仅一笔带过，以酒桌上的“公关”而非管理和技术和市场的公关。照此看来，企业破产的原因莫不过如斯而已。以展示结果来暗示原因和根源，这在一般的改革话语中并不鲜见，刘小富“寻死”的真正意义正在于突破了以前的写改革成功的路子与成功的结果，这种叙事上的“突围”，触及了转型时期一些工作、生产、管理制度的欠公允及欠合理因素。

在本文叙事策略中，保障体制话语没有出现在文本中，因而刘小富的遭遇可能会被指责不可信。但文学守护的永远应该是世界与人心的复杂性，可能性真实难道不更接近存在的真实？复杂性与模糊性才是世界的本来状态。人们往往会作出一种单一的、清晰的价值判断，殊不知，那只会造成一种更矫情的虚假。

（三）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嬗变

1．道德观念滑坡。物欲化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变化，人性的道德观念滑坡于是在所难免。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既给当下的人们带来了物质实惠，但一些传统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冲击。婚姻家庭观念首当其冲。家庭婚姻观念日趋淡薄和责任心逐渐消褪，闹离婚、嫖娼、养小蜜也不再为社会所不耻，相反被一些人看成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小说对改革转型以来的世相都有涉猎，这些显在的环境变化也影响到道德观念的嬗变，如霍光芒养“四十八岁的小蜜”，表面上如他所言是为了爱情，可是他的二儿子都到了找女朋友的年纪才重提爱情，似乎难以逃脱家庭责任淡漠的认定。从他那句“哪个女人做不了我儿子的妈？就现在，我保证一炮一个准。”以及姚海全安慰刘小富要及时行乐的暗示，“找个小姐玩玩儿，好好打几炮”等等，虽是玩笑，也潜在地透视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正在面临着物欲与情欲失范的瓦解。

其次是职业操守与精神的蜕化。从医院来看，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要收取“好处费”；企业联系业务都是“天天陪着客人喝酒”；药剂科主任“手下养了一大帮跑药的”；“当官的带头犯法”，“犯法才能过得好些”；“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从来都没有好日子过！”这是底层眼中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也是道德观念随波逐流的某种原因。

2．现世适用的功利观。正如结巴所说，“只要花钱就可以把一切事情给办了”。当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却越来越严重，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这些缄默的阶层，无法不遵循着凌驾于市场的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得不遵循商品经济时代的“市场规则”。在小说开头，刘小富从霍光芒家出来之后，数着霍光芒老婆给他的三百块钱时，他想这要是“三十万还差不多。三十万又能做什么？他心里不禁这样想，但是马上有一个声音就在他心里说，有了三十万就可以给自己的儿子买房子、找工作、娶媳妇了。他忽然明白自己现在最最当紧的是想办法给老婆和孩子留一笔钱！”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钱就等于“没门”，不仅自己现世受累，老婆孩子家人也没有稳定感。

《寻死无门》的核心是“寻死”，也可以说，小说一系列情节的设置也是以其为中心展开的。小说关于主人公通过死亡去获得一笔钱的心路历程，感觉是万般酸楚的。作家“不厌其烦”地让刘小富想尽各种办法——“卖肾”、“撞汽车”，准备在生命的最后来为自己家人留下一笔财产。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挣扎在寻死的冲动和求生的本能之间，这些都是像刘小富一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被生存空间极度挤压之后想出的种种非正常死亡方式。如果现实生活“有门可通”，有谁会通过这般残酷的方式来剥夺自己的生命并最终获得金钱？“寻死无门”这样的现象，也从现世生存伦理的意义上证明，金钱也是生活安稳，使人在不时之需时渡过难关的必须。

（四）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坚守

1．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坚守。刘小富刻意地寻死，也有一个赴死的动力，就是希望获得赔偿来让其老婆和儿子有点稳定的经济支撑。用死亡而不是好好活着来换取亲人的生活保障，用永离而不是同患难来让家人获得幸福，其实又是多么无奈而残酷的选择。但是刘小富的寻死，却又使得传统的道德伦理又焕发温馨的光华。比如他想象满足儿子要求他坐一回摩天轮的要求，患病后与妻子语言的故作轻松。“不管老子活到活不到过年，老子先让老婆儿子好好吃顿红烧肉再说”，对亲情的补偿与愧疚。对老爸自己做家务事的恼火和给他买拐杖以便代替自己离世后搀扶父亲等，一种明知赴死却忘不了尽孝道的悲戚，一个家庭顶梁柱即将倒下的不舍与无奈写得隐忍、怆然而节制。这又正好与姚海全与霍光芒们淡漠的家庭观念与消褪的责任感不一样，刘小富与妻子黄腊梅尽管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斗嘴，但依然还有相濡以沫的夫妻情，对其儿子成长的追忆与对老爸身体及日常生活照料的父子情等，都浸润了对传统家庭亲情伦理的坚守。

2．对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坚守。当然，在表现霍光芒与姚海全褪变的家庭伦理和道德观念时，也并没有把他们写得一无是处，他们在对于刘小富得绝症时的人情观念上，也显示出当下社会尚未消弭的道德伦理，人与人之间还有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念留驻：与朋友合伙做生意借了刘小富家两万块钱几年未还的霍光芒，得知刘小富患病真相时，不再逃避刘小富的电话，主动打电话给刘小富与他解释清楚欠钱不还的缘由；姚海全也一改戏谑与不正经的口吻，拿出一小沓钱塞到刘小富手里；霍光芒的老婆王小琴也几次三番地将不多的钱硬塞给刘小富让他买营养品；即使曾被刘小富老爸处分过的刚开始对其有敌意的武青，在得知刘小富患绝症的寻死之心后，也一改往日的刻薄与怨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之极力安慰；在刘小富去万花路寻死的路上，一个年轻人欲对他帮助的话语和关切意图，都显示了尽管时代社会物欲化，一些传统的人情伦理依然居驻在当下的人性里面。

二、一种新的叙事伦理

（一）关注底层生存的人道主义情怀

王祥夫常说自己写小说是“贴着生活写”，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投射在他所关注的底层小人物身上，但对社会发展与个人处境，小说又辩证地使用了双重视点：如小说中“轴承的厂子，现在厂子不见了，商店大宾馆倒是一家连着一家，最高那个楼是希尔顿，比它矮一些的是卡宾斯基，都是住一晚要大几千的地方。刘小富小时候还好，对富人就那样，你富你的，我不富也照样在太阳下该吃饭吃饭该拉屎拉屎！你奈何不了我那一泡屎！可现在刘小富不知怎么突然仇恨起富人来，好像他们口袋里的钱都是他身上的脂肉膏肝！”虽不乏底层可能的“仇富意识”，但叙事话语中仍然充盈着一种理性的疏导与平衡，既不否认社会经济需要发展，也不忽视当下一种极端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对于生活中的难以避免的一抹灰色，王祥夫又给这种沉重而略显灰暗的人生，设置了一方人性希望的亮度：“多的麻烦事加在一起都要比死亡小，只要活着，哪怕活一天，就会有希望！”“只要刘小富活着，黄腊梅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空空荡荡。”哪怕是困窘地活着，他们仍然觉得有希望，底层民众卑微地生存和容易满足，正显示了生活加诸的艰难和善良给予他们的韧度，我们有否对转型期社会中边缘状态个体给予应有的关注？怎样才能慰藉种种光怪陆离的世相下灰暗的人生？《寻死无门》试图在话语伦理中建构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回应。

（二）以复杂的社会世态及多元的道德景观来凸显社会问题意识

王祥夫说过：“我近年来的小说和我许多朋友近年来的小说只是一种‘问题小说’。我对‘问题小说’始终保持着一份崇敬。”［3］当代作家中，很多人都没有了谈论问题的勇气，如果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艺术世界的真实性其实大可值得怀疑。王祥夫对“问题小说”的崇敬无疑更应得到一份尊敬。

社会转型的全部复杂性，就体现在“摸着石头过河”［4］。随着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启动和大规模展开，社会、经济、文化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极具精英意识的作家依然执著于意识形态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仅不能“发现”问题，恐怕更谈不上“解决”问题，却又如何能够切近复杂现实的有关存在的繁复意义？

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农村的贫苦农民是近年转型时期新出现的阶层，过去的文艺政策中的主人公实际上是人性与个人价值都被特殊过虑的理想形象，“伪现实”的成份较大，“理想化”的另类解读就是露出背后的虚假。被评论界在2002年之后重重提起的“底层文学”写作，和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纯文学有很大不同，它展示的是中国当代矛盾集中出现的现状，以商业服务员工、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为主角的“底层文学”表现出来的“同情心、正义感”才是切准了时代的问题脉动。

这种传统伦理道德谱系在物质消费符号的强势渗透下的破碎与重组，伦理价值观念的消褪与新变，见诸于底层困境中的内心韧性与挣扎、无奈中的人格裂变与坚守，虽有底层狭隘、拮据带来的非理性的人格弱点，但王祥夫的小说每每有结构转折中显出理性的、源自传统的人性道德伦理意识的闪光点，文学不仅要表现当下的，鲜活的物质生活，更要反映下层民众们发出的呻吟和呼喊，书写他们欢笑和悲啼的精神印记。一方面，底层文学的悲悯情怀、问题意识、话语道德伦理的多元建构存在，才使得以文学时代全貌展示成为一种可能，另一方面，人的平等、尊严、人与人的关系改变才是问题意识的最终目的。

（三）以自觉的话语形式来建构一种可能的道德路向和伦理诉求

基于转型时期现实生存的话语，当代虽然有新写实主义作家对于“生存的片断性”认同，但是他们对现实人生的肯定态度中有关现代人对于理想、崇高、伟大等等追求，仿佛全都消弭远去，当下的“本色性真实”似乎已经击溃这一代写作者，他们甘心地经营自己的庸常而又平淡短促的人生，这是对生活一种无可奈何的臣服。王祥夫及许多“底层叙事”的作家则更偏重于以对现实的一种理性披露来赋予人类无差别的类宗教性的同情、怜悯及良知，用这种自觉的话语形式从情感上的希望之光来建构一种可能的道德路向和伦理诉求。

有论者认为，“王祥夫在他的小说中提出一些很尖新的社会问题，但他却并不想展开和回答这些问题，而是笔锋一转，就把他的问题化解到了人物身上，譬如人物的命运、心理以及人际关系上，把社会问题转换成人的主题。”［3］这是很有见地的。小说中的下岗，是转型时期特殊群体的遭际，绝症、寻死又是人生最逼仄的一条路径，“寻死”的路竟然不通，看似有些荒诞的经验和行为却又转化成了真实的、有疼痛感的存在世界。这种荒诞中内蕴着的真实度恰恰隐喻了转型期底层“被抛”的窘困和无奈。《寻死无门》并没有把其故事的悲剧根源归咎到某一个具体的层次，这是一种叙事的策略，不作任何一方的单向度批判或认同，社会转型的合法进程与底层生存困境合理性诉求在理性与情感上获得了不同叙述维度上的均衡。这即是他写苍凉的事，也不乏温情，灰色的叙事语调，却又呈现希望的亮光，即使暧昧的道德伦理场景和社会现象，也有一种平缓的宽容，底层人生虽然在困境中遭受各种挤压而沉重，其道德伦理依然泛出人性的理性之光。

结语

商品经济繁荣和计划经济的解体，必然带来阶层变化、价值观念变迁和新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已有的文学叙事从伤痕——反思——改革——迷恋形式的先锋——注重原生态内容的新写实，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验一直不太用力于底层经验的叙写。从文学视点下移、社会问题聚焦与美学经验的转向上来说，底层经验终于在新写实之后得到了广泛回应与关注，即在文学叙事的本体意义上，由自“新写实”中市民阶层的凡俗生活到勘探社会发展与人生境遇滞后的错位体验，特别是将表现对象和视角进一步下沉到“底层”人生存及情感空间，体现了一种艺术的自觉意识。从而，文学经验也得以由一己的私人生活到进入广阔的存在世界、文学视野由表现市民与中产阶级的生活与价值消费到关注底层的物质与精神困窘、文学精神已由遵从现实中二元对立的理性伦理到倾向于同情底层的纷繁的存在伦理。正如谢有顺所说，“真正的文学就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5］的确，在《寻死无门》的叙事中，从之前的对生活“失语”到对存在发问，从“零度情感”到话语伦理，王祥夫不仅以个体深渊般的感受来唤起现实关注，也有生命在现世中的碎裂过程来传递一种对当下极端困窘体验的宗教性怜悯，更有试图以叙事话语来伸张一种更为宽容、博大的现代极端生存经验下的伦理观念，从文学表现存在的维度来说，《寻死无门》其实建构了一扇话语之门，它的潜在通道，乃是关注底层被遮蔽的生存困窘，现世道德观念被冲击的忧虑以及基于底层的合情合理的生存伦理的叙事诉求。

［1］薛毅，刘旭．有关底层的问答＼［J＼］．天涯，2005（1）：28－34．

［2］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J＼］．文学评论，2005（2）：118．

［3］段崇轩．文人情致与现实关怀——读王祥夫的小说＼［J＼］．上海文学，1997（7）：70－71．

［4］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M＼］／／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

［5］谢有顺．文学：坚持向存在发问＼［J＼］．南方文坛，2003（3）：9－11．

责任编辑：王飞霞

Experience of the Underclass and Ethical Discourse of WANG Xiang－fu′s Novels——A Case Study of His Fiction No Way to Commit Suicide

TENG Bin1，2
（1．Department of Chines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2．Xiushan Party School，Chongqing 409900，China）

Underclass narrative，as the literature trend formed along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reflects the social reality and shows its concern with the civilian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dercalss．WANG Xiang－fu，as one of the typical writers who writes the underclass experience，sober－mindedly narrates the painful experience specific to the underclass against the backgorund of the focuses and knotty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period．If his novel No Way to Commit Suicide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narratology，then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meanings constructed by the underclass narration are united in his rational cognition of modern China′s legitimacy of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 his plea for a genuine concern with the hard life of the underclass．Actually，the underclass narration displays the writer′s tendency to construct his own ethics of discourse by presenting the existence ethics of the underclass experience．

No Way to Commit Suicide；experience of the underclass；ethics of discourse

I207．67

A

1004－941（2010）03－0091－06

2010－04－10

滕斌（1972－），男，土家族，重庆秀山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