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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坛仪式与梯玛角色
——湖南古丈县白溪村土家族“跳马”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2010-04-10熊晓辉

关键词:土家族仪式文化

熊晓辉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傩坛仪式与梯玛角色
——湖南古丈县白溪村土家族“跳马”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熊晓辉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跳马”仪式是土家族一种古老的祭祀习俗,这种巫、傩文化结合的民间祭祀一直支配着土家族的信仰与社会生活。在湘西土家族地区,由梯玛主持的“跳马”仪式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发生变迁的情况下仍然相对凝固地保留了原初仪式的样貌,作为一种远古习俗的遗留,其承载和隐含的土家族文化、历史、民俗、艺术、民间信仰等方面的文化意义广泛而深厚。“跳马”习俗已演变成一种民族性、历时性的活态文化,成为土家族民俗生活的文化表象。

跳马;土家族;傩坛;仪式;梯玛

土家族生活区域曾广泛流行着一种古老的巫风祭祀及表演仪式,这种仪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湘西地区称为“跳马”,鄂西地区又叫“祭傩坛神”,但同时,人们又都称其为“梯玛”,实际上它们都属于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的傩文化。在今天的土家族生活中,宗教活动仍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可是内容和形式都已发生了许多的变迁,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近年来,一些民俗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将整个“跳马”祭祀仪式纳入土家族传统节日“舍巴日”[1]范畴,因为“跳马”仪式保留着远古时期诸种习俗,包括许马烧马、女巫参祭、结队巡游和杀马、杀神等仪式,均反映了那一时期土家族的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方式,对研究上古中华的文明进程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在连续多年对湘西古丈县白溪村“跳马”仪式的调查中,笔者认为“跳马”仪式在表达祈福消灾意愿时,特别强调族群中个人的生活目的及生存意义,它苛求神圣秩序并遵循着神圣与世俗这两种最基本的人类生命存在,对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仍是土家族宗教信仰的主要内容,对土家族“跳马”仪式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对土家族社会活动及其现代变迁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土家族活态文化的保护及社会结构的理解。

一、土家族传统的“跳马”礼仪

(一)活动过程

白溪村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山寨,位于湖南省古丈县断龙乡境内,由于山高人稀,交通不便,生产、生活落后,土家族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在白溪村,人们崇拜祖先与神灵,祭祀仪式很多,岁时节俗很丰富。“跳马”是白溪村最为隆重的节日,具有宗教文化的共同性,梯玛的宗教活动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土家族人的民族性格与生存哲理。笔者从2003年到2008年连续六年对白溪村“跳马”仪式的调查中,发现土家族古老习俗只有在民族节日庆典时,才能追忆起古老文化的遗迹。

农历正月十五,就是土家族岁首的第一个马日,白溪村村民都要举行祭祀仪式,因其在每年正月十五日后的第一个马日举行,所以称“跳马”。此时,人们成群结队,在梯玛的率领下沿途游行,土乐队领先,锣鼓、鞭炮声不断。跟在土乐队后面的是彩旗队,随后是山鬼子队,他们抬着纸扎的酋长老爷。排在最后的马队最为壮观,而且引人注目,他们骑着竹扎纸糊的高头大马,分为八组,每组三人。赶马人护卫其后,戴的是纱箩帽,左手持蒲扇,右手举长刀。这支队伍气势雄伟,如同与敌人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游行队伍进入土地坪后,先祭奠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然后进行精彩表演。“跳马”仪式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是许马:土家族人为了逐瘟神、火灾,每家每户派一人在“梯玛”带领下进山神庙“许马”,意为求土地神消灾除疫,愿献马以酬神,所许的马匹有8至12不等。其次是扎马:人们所献的马匹均为竹、纸扎成,中间空,形体略小于真马。其三是跳马:举行祭祀时,远近村寨亲友聚集一处,装点马场。等到子夜时分,铁铳轰鸣,号角震天,马队列队至土地庙前祭祀。之后,再回到马场。每匹马的身位中部站立两人,前一人牵马,后一个赶马。马场上灯火通明,马队不时地绕场奔驰,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马队不时变换姿势和舞步。其四是杀判官:土家族人认为瘟疫灾祸是判官所为,必须杀了判官。判官由一人扮演,乘轿而至,轿前一人骑扎马,两人握大刀,两人挥小旗。此时,马队做各种动作,如马嘶、踢腿、打滚、抖鬃、甩尾、冲锋、杀敌等。跳结束后,问判官:“瘟疫收了没有?五谷丰不丰?”判官故意错答或乱答,于是群马涌上,将判官杀倒,以示杀死了瘟神。最后是献马:献马仪式时,鼓点重击三遍,马队解散。众人将纸扎的马堆于场中焚烧,表示向山神土地献了马匹。在白溪村的“跳马”仪式中,人们大约需用三天时间举行祭祀,到了最后一天,梯玛在土地庙前焚香烧纸,念诵马经,将纸扎的马堆放一处焚烧,“跳马”仪式结束。

(二)兴起原因

1.是土家族原始社会的遗风。梯玛今天仍在湘西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活动,这里巫风尤盛。千百年来,土家族人崇神信巫,在早期社会,由于土家族人知识和经验的严重不足,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但是,他们根据原始的思维方式,将与自己生存攸关的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进行神化,进而产生了以祖先、神灵崇拜为中心的宗教信仰体系。在“跳马”仪式流行的湖南古丈县,一直流传着“跳马”起源的传说,据记载:“很久以前,向家祖公公从沅陵清水莲花池搬到古丈热溪,曾家的祖公公从石马潭搬到热溪,这里山高林密,显得十分阴森,每到晚上,山中时常出现蓝光(磷光),人们便认为这里山鬼子在烧火弄吃的,寨上若有不吉利的事就认为是山鬼子在作怪,为了使山鬼子不作怪,人们就决定敬下他们,经过商量,大家认为马是最好的祭物,于是兴起了扎马、敬马,以求得平安吉利的跳马活动。”[2]人们约定俗成,凡是哪一年村里遇上不吉利的事,如遭病、遭灾等等,村上就要“许马”,每家派一人由梯玛带领着,先卦问马数,待马数确定后,在第一个正月十五日后的马日举行仪式。但有趣的是,土家族人在正式仪式“出马”前三天就开始扎马了,周围的亲朋好友也相继而来,村里热热闹闹,可以装“泻灯”表演打粑粑、送春书、犁田等,也可请来新郎新娘唱国泰平安、五谷丰登,全村老少都可以到坪场参加跳调年舞,这样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日正式举行“跳马”仪式那天。

2.是梯玛驱灾还愿的盛典。湘西学者石启贵先生曾于19世纪30年代在古丈县对“跳马”作过专题调查,他在1940年所著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中有所论述:“如地方突起人畜瘟疫,虫蝗旱灾,其他禳解无效时,方叩许之。叩许此神不能即时酬还,必待岁丰之年,始酬祭之。”[3]可见,跳马非同等闲祭仪,而是在遭受严重天灾瘟疫侵害之后,一般梯玛用尽禳解法事都无效果的情况下才举办的叩许、还愿盛典。“跳马”仪式祭坛的装置非常隆重,在跳马宽坪中,土地庙中设有神坛,上置土地公、土地婆。酒樽肉类杂放在案前,十分丰厚,主祭品有千年之猪一头,凤凰鸡一只。庙外有一宽敞的土地坪,又叫马场,四周插满五彩旗,龙凤旗立于显著的中心位置。祭祀后立即开始在马场跳马、舞狮、玩灯,踏鼓赛歌。表演者几百人,观众可达上万人。祭祀时间长达一天或三天。张子伟教授曾指出,从这种磅礴气势、丰富内容与宏大场面看,当是氏族联祭,绝非单家独户所能举办。[4]

土家族人认为,梯玛是人神合一的统一体,他既是神的代言人,能够对人转达神的旨意,又是人的代言人,能够表达人的祈求,为人排忧解难、消灾除病和保佑人丁兴旺。在湘西地区,“跳马”祭祀仪式深刻地影响着土家族人的宗教信仰、民族风情和精神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傩坛祭仪。以马为祭品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方式,根源于马为死者坐骑、可以通往冥界的原始信仰。土家族人祭马,向土地神许马,到最后杀马、烧马等,其目的是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让玉皇大帝看到人间的灾难与疾苦,逼着他怜悯百姓,普降甘霖。在土家族“跳马”习俗中,人们烧马、烧老爷均属杀神古祭,具有禳灾祈福的意味。

3.是古老礼仪的存留。据文献记载,早在六千年前的旧石器时期,马已被驯化并成为乘骑,也成为权力地位的象征,当权者辞世,人们即用他的坐骑殉葬,让他在阴司继续受用。到了殷周时期,盛行一种叫“祃祭”①湘西民族艺术研究所的张子伟教授在古丈县实地调查土家族“跳马”仪式后指出,土家族“跳马”与“祃祭”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根据相关材料显示,古代“祃祭”应该是发端于五千年前“黄帝”、“蚩尤”这两位战神辞世之后。的仪式,它是古代军队在野外征伐之地所举行的一种祭祀。土家族“跳马”礼仪应与“祃祭”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笔者认为土家族“跳马”礼仪应形成于先秦时期,理由有三:其一,“跳马”与“祃祭”同源。古代巴人生活的地区,其包括了当今长江中上游、黄河沿岸和湘鄂渝黔四省边邻地区,古代时期的“巴人”、“人”、“土人”等生活在这一地区,后来,他们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土家族。“跳马”与“祃祭”、“人祭”、“楚巫祭”等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在可查的历史文献中,都记载着“祃祭”类同于古代人原始宗教祭祀,它产生于先秦时期。其二,土家族“跳马”礼仪中梯玛所吟唱的歌辞,部分用的是古代巴语,这种巴语产生于先秦时期。根据土家族古代语言资料显示,古代巴语产生于三千多年前,在我国西南,三千年前曾出现过“巴子国”,当时人们有自己的语言。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国有濮、、直、共、奴、獽、夷、蛮”。可见,古代人是“巴子国”的一个部族人祭祀礼仪同“祃祭”一样,都是土家族“跳马”礼仪的源头。其三,“跳马”与楚文化的关联。土家族人生活的地区,也是楚文化区,他们受到楚文化影响,在生活习俗、道德信仰、生死观等诸多因素上有着与楚文化互动现象,在“跳马”活动中可以看出它有一定的楚文化内容。可见,“跳马”礼仪确实是“祃祭”、“人祭”、“楚巫祭”等古老礼仪的存留,它是民族宗教多元化的融合,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嬗变、发展。

(三)对村民的影响

“跳马”习俗是土家族一种原始祭祀巫术风俗,它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受到宗教信仰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在“跳马”习俗盛行的古丈县白溪村,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在意识深处已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跳马”仍是土家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其内容和形式都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一个典型的土家村寨,“跳马”习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习俗,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村民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这种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是土家族人对生活的一种创造性的反映,也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

白溪村的村民长期生活在这里,他们圈地而耕、挽草为业,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村落。村民鲁选旺②鲁选旺,男,土家族人,农民,小学文化,古丈县断龙乡白溪村梯玛,靠种农活与替人治病、在丧葬仪式上作法事为生。今年67岁,父亲就是本地的巫师(梯玛)。如今,子承父业,鲁选旺在“跳马”活动中都是以“梯玛”角色出现的,请他的人络绎不绝。对鲁选旺来说,按照传统的“跳马”习俗及举办仪式的惯例,他觉得应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这符合祭祀传统,又适应民众信仰的需要。在某年,若遇上天灾人祸、瘟疫流行,人们便举行“跳马”仪式,请他去作法事消灾,这成了白溪村村民传统信仰的行为惯例。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活动,其形成是受其特殊的历史、地理、人文等文化环境的制约,“跳马”在白溪村的盛行是与当地人们生产力低下、思想意识落后、科技落后分不开的。当然,这也和当地地理及自然环境紧密相连。鲁选旺作为梯玛,他利用宗教祭祀活动,把大量的土家族传统文化遗产继承了下来。土家族人长期生活在山区,他们耕种劳作、渔猎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跳马”是土家族人的传统宗教文化载体,它一直是梯玛传承民族文化的场所,梯玛在解钱、许生、许愿、求子、消灾等祭祀仪式中,驱逐瘟神,保佑人安谷丰。所以,“跳马”活动成了土家族人民不可缺少的盛大节日,人们可以在活动中抒发自己情感,寄托自己希望,同时也成了土家先民生产生活、神灵崇拜、祖先崇拜的现实情况在宗教艺术上的反映。

远古时代,“跳马”仪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有关土家族宗教祭祀的文献中可以发现“跳马”、“祭马”等礼仪的痕迹。《宋史·太宗本纪》载,宋淳化元年(公元900年)太宗下令:“禁川、陕、岭南、湖南杀马祭神。”此时,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祃祭之风还相当盛行。据考证,秦之前用活马作牺牲,及至汉代以木偶马代驹(见《汉书·郊祀志》),及至唐代始用纸马祀鬼神。到后来,湘西梯玛在举行“服司妥”(还土王愿)仪式中,有梯玛骑着飞马飞骡下阴间给土王解钱,换乘豹头海马登天向七姊妹求子。梯玛在“安马”一节法事中,用大段巫歌唱出“开光点眼”的神圣化过程。这种由长凳化成的神马不仅可以成为梯玛从现世通达神界的交通工具,而且可以通过梯玛将凡人送往神界[4]。在湘西,由于人们崇拜神灵与祖先,土家族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需要梯玛作的法事来消除困苦。

土家族人认为,“跳马”仪式可以消灾除瘟,可以求得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很显然,“跳马”活动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已经成为湘西土家族民俗中的普遍现象,是土家族古老民族历史的传承。在今日的白溪村,仍然流行着“跳马”习俗,但它同古代的“跳马”礼仪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娱人成分浓厚,更加艺术化。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白溪村的跳马更像一种持刀列阵的战舞,其披甲、绞旗、竞技和不断的爆竹(象征炮火)无不渲染着一种酣战气氛。可见,跳马与古代祃祭同源于远古时期的军事战事的祭祀礼仪。

从1950年至1978年间,土家族众多的宗教仪式活动都销声匿迹了。1978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相应的民族文化政策的落实,这些宗教仪式又逐步开始复兴。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白溪村,庙宇、祠堂只剩下遗址和地名,组织化的宗教活动不见踪影,梯玛隐姓埋名。我们发现,尽管是这样,土家族人的观念中还是有牢固的宗教意识和民间信仰存在。梯玛能替人消灾除病、看风水择吉日并懂得祭祀仪式操作程式,梯玛成了村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从古至今,崇拜祖先是土家族人普遍的信仰活动,家家户户都设有祖先神位供奉香火。20世纪80年代后,白溪村村民凡建房时,堂屋都设有神龛,上置香位,写有“天地君亲师”、“历代祖宗之神位”。村民们相信逝去的先祖与他们的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定期的祭祀可以获得先人的荫庇保佑,如果得罪怠慢了先祖,不但自己道德良心过不去,还会招来祖先的责罚报应。所以,小心供奉祖先是作为后人的义务和责任。“跳马”礼仪是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在“文革”时期已被禁止,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恢复。现在在古丈县白溪村,村民们一般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后的第一个马日都要举行一定规模的祭祀仪式,根据财力和村民自愿参与的程度,来决定祭祀仪式规模的大小。

近年来,随着民族旅游业开发的不断深入,许多节日活动开始成为旅游项目,从而使得这些节日在形式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同时,其原有的文化意蕴也在发生着变化。白溪村是一个比较偏辟的山村,土家族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岁时节俗也很丰富。“跳马”是这里最为隆重的活动,村民们都非常重视,也乐意参加。我们在调查中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白溪村村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跳马”礼仪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其宗教信仰基本保留了传统习俗。像“跳马”活动一类的祭祀仪式是在宗教语境下举行的程式化、定型化的行为模式。对节日的宗教性参与意味着从日常的时间序列中逆出,意味着重新回归由宗教节日本身所再现实化的神圣时间之中。[5]

二、土家族“跳马”仪式的现代变迁

“跳马”习俗曾是土家族村寨社会秩序的基础,土家族村寨尽管地处偏远山区,但在现代化背景下,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土家“跳马”习俗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无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还是在各种宗教仪式逐步恢复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家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不同程度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梯玛一直在传承民族文化,他们利用原始宗教祭祀的形式,替人治病消灾,在特定的时空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

(一)梯玛祭祀的特征、功能及性质分析

1.梯玛祭祀的性质分析。在土家族民间祭祀中,梯玛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他们谙熟民族发祥历史,通晓天界地府神灵,能论阴阳五行变化,又特别能言善道,由于祭祀的职业,土家族把其看成是自己族群中的神明。从梯玛本义考察,“梯”土家语为女性生殖器,“玛”,马也;意谓骑马祭祀的女巫。可见母系时期的土家族祭祀是由女巫主持。女巫持八宝铜铃、穿八幅罗裙、作事神活动。春秋以后,受孔孟儒学的影响,女巫失去了以往的神权,男觋占据了主祭神坛的位置。虽然当初梯玛的法服——八幅罗裙至今仍保留有明显的女性特征,但是像湘西古丈跳马中的三觋一巫①跳马仪式实际上是由三个男性梯玛主祭,但必须有一个女巫参祭。女称巫,男称觋,这大约是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时期的混合性祭仪。的主祭性别搭配,在我国其他地区实属少见。梯玛在古代拥有族权和神权,为土家族上层人士。随着社会的进步,梯玛权力逐渐丧失,以后便以巫师的身份维持生计。自古以来,梯玛就被土家族人视为神人和救星,能沟通神与人之间的联系。土家族学者杨昌鑫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湘西土家村寨,梯玛仍然受到村民的敬重,尽管梯玛的活动被视为迷信,但一般老百姓对之仍然深信不疑。”[6]“跳马”仪式是梯玛祭祀、传承文化的舞台,是梯玛发祥施法的地方。“跳马”活动包括祭祀仪式以及游戏等多项内容,在活动中,梯玛主持祭祀仪式,他既严肃虔诚又要率众唱歌跳舞,梯玛祭祀时必须身穿法衣,头戴凤冠,手执八宝铜铃,祭祀内容多为祈祷年丰人寿、祖先崇拜、人类起源、民族迁徙等。由于梯玛祭祀内容凝结了土家族人长期的劳动智慧和文化遗留,所以千百年来盛传不衰。

2.梯玛祭祀的文化特征。民间祭祀,梯玛与一般所谓沟通人间鬼神的巫婆神汉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行使的是将自然力人格化、神化的原始宗教,推行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天神崇拜。梯玛有着民族原始朴素的宗教理想,即通过原始教仪,祈求神灵驱邪驱妖,避祸求福,保民安泰,达到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的祈求。梯玛在祭祀时的那种念诵,别看夹杂着作法活动,实则是种独特的神话传说故事的讲述形式。尤其讲述的地方又是在祭坛神堂非寻常之地,更使其涂抹了厚厚一层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的色彩。所以,梯玛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具有任何其他人所没有的祭坛神堂的庄严性和虔诚崇拜的神灵性,起到涤荡人的心灵,使其终身信仰不渝的“神化”效果。

梯玛传承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在作法事和祭坛神堂中,以念诵神词讲述。一般人对神话故事的讲述,往往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添枝加叶随意渲染,造成故事的变异,逐渐失去原貌,损害科研价值。土家族祭祀,由于宗教师承和教规关系,“度身”、“受戒”极严,主要是对宗师所授的经传、咒词、法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俗称要尊“祖传师教”。梯玛念诵的敬神祭鬼经词,讲述的鬼神故事,虽然世代相授相承,但是,不敢有丝毫篡改,随意添加,总要出自师传。因此,原始真实性最强。梯玛在土家族中类似封建王朝皇宫里的“史官”,他们执掌宗庙祭祀典章礼仪,他们是为着请神祈鬼来替人降妖伏魔,遣邪诛煞,获得祥符念诵、传讲神的神话、鬼的神话、风物“神化”等传说故事,既关系着人们生活生产利害,关系着人们肉体痛苦的解除和精神折磨的消除、世界的呈祥,不像一般故事讲述家讲述故事,只为解释、表述风物的性能,给人以精神的愉悦。我们可以看到,梯玛作法事念诵传讲法事,除了有一般人讲述功能之外,更有为人祈神求子,续创人烟的功利。所以,梯玛讲述民族的神鬼风物等神话、传说、故事,有着极严的“戒规”,不行教作法事,不能传讲。梯玛认为,唱了神歌,神鬼们会立即从神界降临,来行使祈祷的功能。这种功利性,可谓非等闲之事了。

3.梯玛祭祀的宗教色彩。梯玛运用五光十色的意象,将虚幻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推上祭坛神堂,从而放射神灵光环,使人眼花缭乱,增强迷人的艺术魅力。梯玛将土家族洪水推源神话推上祭坛后,虚幻的神话则变成了能放射光怪陆离的灵光的“神化”了,编写进原始宗教“经典”。使神话故事原始的创世纪的历史发生蜕变,伏羲兄妹俩由神话传说的生命性之人,即逝去的历史人物,成了有灵魂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神人了。因此,洪水兄妹成婚神话故事,得以传讲和受人信仰,顶礼膜拜伏羲兄妹,时至当今不衰。那些没有被推上祭祀神坛的神话故事,尽管有人传讲,但由于不能写入祭祀原始宗教“经书”,作神圣经典,诱惑人们去顶礼膜拜,也就只能当“话”故事传说传讲,被历史的风雨一洗刷,思想意识浪潮一淘汰,也就湮没消逝了。土家族梯玛崇奉和推行的原始宗教,与人为宗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为氏族全体成员服务,后者为统治阶级服务;前者没有欺骗作用,后者从产生起就有欺骗作用。原始宗教没有完整系统、成套教义,它要掌握群众就只有利用诞生于民间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因为,神话故事是“幻想的太阳”,是受外界“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的凝结[6]。所以,很容易吸引群众,慑服人们心灵。梯玛运用五光十色的意象,将无声无影的口述神话故事,述说得灵光四射,刻留在人的心灵,洗抹不掉。

梯玛借助自然风物,运用无穷的象征意蕴,把自然风物神话传说,化成世代人们生活和心灵的象征图像,极富艺术启示力,启迪人们最广泛的联想。梯玛把神话、传说和故事纳入原始宗教膜拜活动,除布置一个跟日常环境不同的充满各种超自然力和超自然物形象的特别祭坛神堂,使传讲接受宗教的形象、神话和观念外,还特别注意借助自然风物实境,行法事祈神驱邪、拨除恶秽凶煞,唱念传讲有关自然风物精灵传说。过去,湖南省龙山县边远地区,有的妇女不能生育,梯玛就为她到娘娘洞去求子。所谓娘娘洞,是形若女阴的山洞洞里有泉水流出。梯玛作法祈祷,吟诵娘娘神话传说,然后舀起一碗洞里流出来的泉水,给不育妇女喝。这样,就能孕育了。梯玛运用自然风物象征意蕴,传讲风物传说,使人将自然风物的形声与传说融为一体,既达到“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的宗教效应,又使传说为人们勾勒出一幅人们生活和心灵的象征图像。

4.梯玛祭祀的社会功能。从古代巴人到后来的土家族人,梯玛都处于受公众拥戴的“自然领袖”地位。在湘西土家族地区,解放前还残留着农村氏族公社制度,每一姓氏中都有自己的梯玛,主持和管理氏族中的祭祀活动,举行盛大祭典,如“跳马”、“舍巴日”中,需梯玛多名,从异性氏族中延请协助。凡是同姓人出现的人事纠纷,很少告官,皆由梯玛加神判加族判加理判。尤其是神判,只要梯玛主持祈神,喝血酒,打篙定性,万事皆烟消云散。这充分说明,在土家族中,梯玛地位依然很高。梯玛有着土家族的伦理道德、宇宙哲学、宗教思想等精神传统,在维系和发扬光大土家族文化精神传统中,梯玛起着主要作用。其一,通过祈福去灾的祭祀宗教活动,促进和巩固部落、氏族和民族的统一、团结,保存和延续原始文化。其二,演述和传讲蕴含民族原始质朴“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等民族神话故事,哺育和浇铸民族心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三,以自己道德情操感化人。梯玛既是巫师又是行政首长,为族中辈分高且年纪大,高风亮节者。他集民族文化精神于一身,总是按民族标准的文化理论道德等来塑造自己心灵和形象,在群众中起着楷模作用。

(二)“跳马”礼仪近30年之嬗变

现实生活的变化是土家族“跳马”礼仪变化的根本原因。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跳马”仪式必然会随着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各种新的追求而发生变化,事实上,土家族“跳马”仪式所强调的宗教社区内部关系已呈现变化的态势。在各种宗教仪式逐步恢复的20世纪80年代,白溪村村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正在以不同于此前任何时代的方式发生着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家族宗教礼仪逐渐发生了深刻的时代变迁。一方面,土家族地区社会制度几经更迭,不断受到强势文化的渗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融入我国主流社会之中,土家族传统宗教文化被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原来每户人家在祭祀时都必须请梯玛主祭,现在则变通为自己祭祀(由男姓的年长者主祭)或由亲朋好友代祭,而且这种情况还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在古丈县白溪村的“跳马”仪式中,每项活动都由梯玛来安排,而在世俗生活中,人们更多是按自己的意愿来行动,这也反过来对“跳马”仪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土家族的民族意识普遍增强,在山里人开始不断地走出大山的时候,外来者也在以民族学研究者、大众游客等不同身份进入白溪村;再加上民族风情旅游迅速发展,民族节庆活动不断增多,促使土家族原始宗教文化逐渐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之中,重新倍受关注和青睐。

从近30年时间观察,土家族“跳马”仪式发生嬗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传统的“跳马”仪式上,梯玛祭祀时向土地神许马、跳马、烧马,然后举行巡游,这些其实都是人们对土家族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意义予以肯定的种种形式。如今,村民们越来越多地走出山寨,从而使“跳马”仪式中所包含的对传统社会理想予以强调等作用明显减弱。村民们同时也发现由上古时期土家族先民遗留下来的“跳马”习俗有所陈旧,它与当代社会不相适应,不能再满足当代土家族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回到村里,他们只能在自己原有的生活中寻找身份的认同。村民在受到各种宗教仪式规约的同时又在改变着仪式活动本身,从而使仪式活动的意义发生变化。“跳马”仪式过程及其意义的变化,就是土家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应现代社会所做出的一种调适。另一方面,是外来文化对土家族传统文化及宗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导着当代土家族人的信仰与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土家族与外界的联系增多,现代化生活方式进入了土家族的日常生活,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也对土家族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跳马”仪式有审老爷、拷老爷、烧老爷的情节,这种祭祀在西方古代农神节和狂欢节中经常可以看到。从白溪村“跳马”礼仪中可以看出,这种审老爷、拷老爷、烧老爷的情节具有禳灾祈福的意味,其实,在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由族人推任,倘若酋长不能称职,甚至由于渎职给部落带来重大危害,则族人可以将其烧死,另行公推。此是杀神根源之一。古希腊的“酒神祭”有此仪式,平时公养一些出身穷苦者,让他们吃饱喝足,充分享受;一旦瘟疫流行,便让他们穿上圣衣,装扮成神,遍游各地,表明全族人的灾难落在他一人头上,然后推出城外,用石头砸死,人们深信,这位死神已将城市人民的灾难带出人间。土家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在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时要奉献神祗以牺牲。“跳马”仪式就有典型的以神作牺牲来祭祀的内容,根据“跳马”仪式的过程和一些情节,它对于理解土家族“跳马”礼仪的意义是有许多启示的。

“跳马”仪式过程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对梯玛祭祀及担任主祭角色时娱神方式的出现,这是人们从原始宗教向舞台艺术迈出的一大步。白溪村的人们在跳马活动将要结束时,要对老爷进行审判,审判老爷都由梯玛来完成,一梯玛扮审判官,另一梯玛则替老爷答话,大致情节如下。问:“今年年成好不好?”答:“年成十二分好。”问:“人民是否安康?”答:“人民安康福长。”问:“人畜是否兴旺?”答:“人畜兴旺发达。”问:“人畜可有瘟殃湿气?”答:“没有瘟殃湿气。”至此,老爷已有不耐烦的情绪,一再拒不作答。梯玛扮作判官便怒斥他为糊涂官,下令重罚八十大板,众人齐声怒吼,把他烧为灰烬。此时,梯玛娱人、娱神的角色逐渐明朗。

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兴起,白溪村人也在思考如何把传统的祭祀仪式变成歌舞表演,如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因此,由“梯玛”礼仪演化而来的各种表演出现了,他们的观演关系很明确,表演不再是为了祭祀目的,而更多是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观察到,现今白溪村大规模的“跳马”表演不再是普通群众,开始由专门训练过的演员担当。与此同时,观众不再会为自己不能参与庄严的祭祀仪式而感到遗憾,他们和梯玛一样,都可以把整个仪式的表演作为自身审美的体验。

根据调查,白溪村的梯玛已经为数不多,也都已年过花甲,年青人又不愿从事梯玛祭祀的职业,梯玛角色青黄不接。此外,以白溪村为例,近几年外出打工的人数越来越多,打工收入在村民经济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白溪村人的意思深处已产生很大的影响。

交通条件的改善也是影响土家族“跳马”礼仪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解放前,土家族地区的交通长期闭塞,原始宗教礼仪及宗教信仰长期保持不变与此有一定的联系。交通的发展便利了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也促使该地区宗教文化的变化。因交通条件改善使村民在行为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造成与人们的行为及观念都紧密相关的包括“跳马”仪式在内的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的变化。

三、土家族“跳马”仪式的当代意义与发展

土家族“跳马”仪式作为土家族原始宗教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表现形态,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至今仍能够在湘西土家族地区盛行,是因为它具备了自身的文化个性,而且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文化个性与某些思想意识和文化审美心理相适应,使这种古老的文化形态在今天得以保存。“跳马”活动体现了土家族先民渴望征服自然和保护自身的古老梦想,它能反映出土家族人生活与信仰的方方面面。“跳马”礼仪属于宗教文化中傩文化范畴,它可以在仪式活动中给人们带来世俗的欢乐,又可以引发人们对神灵的思考。专家们认为,在湘西傩文化中,各种宗教仪式的内涵之善有着重要的行为规范价值[7]。可见,土家族“跳马”礼仪是具有行为规范价值的,它的兴起就是用神伦规范和人伦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的。“跳马”仪式是一种敬鬼神活动,也可以说是社会下层人的宗教文化活动,这种活动既有关于神的观念,也有关于人的观念,还有人神沟通的观念。在活动中,神之善是靠梯玛去沟通,靠人们去敬奉、恭请。举行“跳马”礼仪既可以人伦规范人的行为,又可以神伦规范人的行为,还可以梯玛约束人的行为。梯玛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也是“跳马”仪式的主祭人。梯玛所展示和弘扬的土家族宗教观念,以及梯玛在傩坛上下内外的一切行动,都必然影响了人们,理所当然也起到了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

“跳马”礼仪是为人们驱邪禳灾、祈求幸福的仪式,尽管包含许多原始巫术的成分,如“许马”、“扎马”、“操旗”、“巡游”、“烧马”等等,但仪式中充分体现了土家族传统文化内涵,各种祭品、道具、表演动作、咒语无不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跳马”礼仪中的“巡游”就是典型的例证,在举行“跳马”仪式时,人们在梯玛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地游行呐喊,沿途敲锣打鼓,鞭炮声不断。在古代,我国普遍流行迎接春神的祭祀活动,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其方向路线都是向东方进行,于东郊祭太阳神。据有关资料考证,远古时期人们均把太阳看作是神的生殖器,失去了太阳,也就失去了春天,失去了万物生殖之男根。原始人类常常把太阳与春天相联系,与人的生殖器相联系,故跳马结队巡游的目的是迎接温暖的阳光,迎接万物复苏的春天。

在土家族民间信仰中,瘟疫和遭灾隐喻着人神关系的混乱与不和谐,举行仪式就是要使仪式当事人从阴阳两界的交叉地带转移到安全地带,使生命的异常态过渡到正常态。在“跳马”仪式中,土家族人祭拜土地公、土地婆(有的地方是祭拜傩公傩婆),神堂祭坛上装扮有土地公婆像,皆为木雕图像。土地公脸红眼鼓,头上长有凸起的角,嘴角生着黑须,神态凶恶。土地婆眉细目秀,粉白脸颊,春情浓郁。在土家族宗教仪式中,由于梯玛严格的传承,仪式中神灵的具象化,法术的神秘化,当地人经验中仪式本身的某些有效性,加上现实生活中疾病和灾难的不可避免,这些都强化了土家族宗教祭祀仪式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记忆。

白溪村的“跳马”活动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特性,有着很强的原生性,它实际代表了土家族民间信仰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也就是它传承和存在的土壤。可是年轻人并不信梯玛,“跳马”活动在他们中间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若不是为了争劳务费,他们并不想参加这项活动。这也正折射出原始宗教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时代性与价值观。从“跳马”活动的当代意义上观察,“跳马”恰恰能反映出该村民间信仰的现实状况,这也是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问题。“跳马”礼仪深深影响着白溪村人的日常生活,但与其传统形态相比较,其神圣性和神秘性已逐渐消失,因为村民(尤其是青年人)的信仰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传统文化的变迁,也表明了土家族宗教文化在村落里的现状。

土家族“跳马”礼仪中意蕴之神,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土家族原始宗教里所崇拜之神很多,有祖神、土地神、山神、战神、太阳神等,内涵丰富多样,可谓“神蕴”,很有学术价值。在白溪村人的“跳马”活动中,梯玛祭祀时神伦及其同人的关系,值得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及艺术学等诸多学科去深入研究。整个祭祀表演过程,值得从心理学、教育学、文学艺术、戏剧、舞蹈、美术等角度深入研究。我们从“跳马”仪式中可以清晰地印证出原始宗教背后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传统,这也是“跳马”礼仪这种特有的宗教文化形态在湘西土家族中得到保存、继承和发展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白溪村的“跳马”仪式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因为白溪村人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都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与发展。在近年来举行的“跳马”仪式中出现的许多新的现象,可被看作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与妥协的结果,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但是,这些新的现象并不是传统宗教文化及其内涵的全部丧失,应该是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互渗、整合和文化重构,传统因素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白溪村人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引起传统文化内涵的嬗变,传统的、有碍村民自身发展的观念逐步被修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心政治、经济、文化很容易影响到农村的文化发展。可以预见,湘西土家族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将会更加影响到白溪村的发展,这正是笔者选择白溪村“跳马”礼仪进行研究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土家族“跳马”礼仪在原始宗教文化中,其特点是独特的。首先我们看到,“跳马”活动具有巫傩化特征,“跳马”仪式表演以及在梯玛祭祀仪式程式中,显示出了内在的隐深意义,并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仪式活动中,被土家族人所意会和理解。其次,“跳马”礼仪的崇拜原型分别来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既有土家族文化,也有汉族文化以及其他民族宗教文化成分,这些文化因子被整合在仪式中,而对其整合的途径、方式、层次结构的研究判断,则是我们的目的。其三,“跳马”礼仪研究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文献性与原始宗教特征形态的梳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承前启后,对当代宗教文化艺术实践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

[1]孙文辉.巫傩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M].长沙:岳麓书社,2006:17.

[2]湘西自治州.湖南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资料卷[G].1985:87.

[3]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61.

[4]张子伟.跳马:土家族远古习俗的遗韵[J].民族论坛,2003(8).

[5]熊晓辉.湘西花傩音乐拾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6]杨昌鑫.土家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177-179.

[7]王文明.湘西傩文化的价值及开发方略[J].船山学刊,2003(4):41.

责任编辑:谢亚平

The Nuo Altar Rites and Role of Tima——An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Vault”Rites of Tujia People of Baixi Village in Guzhang County,Hunan

XIONG Xiao-hui
(The Normal School,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

“Vault”rite is a kind of ancient sacrificial custom of Tujia people,this kind of sorcery combined with Wu and Nuo cultures always controls the faith and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Tujia people.In Xiangxi region,“vault”rite managed by Tima still reserv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original rites fixed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social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changed.As a kind of custom that left behind,the cultural contents are extremely abundant,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implicit culture,history,folk customs,art,and the folkolric faith of Tujia people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Vault”custom has already turned into a kind of ethnical and chronological active culture,and the cultural idea of Tujia people′s customary life.

vault;Tujia people;Nuo altar;rites;Tima

C912.4

A

1004-941(2010)03-0001-08

2010-04-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湘鄂渝黔边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批准号:05BA009)。

熊晓辉(1967-),男,苗族,湖南凤凰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中国传统音乐、音乐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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