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霞

（武汉纺织大学公共课部，湖北武汉 430077）

“经典”、“文学经典”及“文学经典意识”三概念之考论

闫 霞

（武汉纺织大学公共课部，湖北武汉 430077）

关于经典的争论是一个热点话题，但无论如何，概念内涵的界定是谈论此话题的关键，本文试图对“经典”及与经典相关的“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意识”的概念进行考察、界定和讨论。

经典；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意识

一、“经典”源流考

“经典”是一个并列结构的复合词，由“经”与“典”两个名词组成，在对“经典”的含义确定之前，须对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作一番考察。

“经”

《说文》曰：“经，织从丝也。”作为名词，它在先秦时期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指书籍，常与“籍”合用，是为“经籍”，如“今夫小人多诵经籍方书，或学奇技通说，而被以青紫章服”［1］。先秦时所谓之“经”，包括后来被认为是儒家经典的书籍，也包括杂家的书籍，如周代的秦越人写了一本书，取名为《难经》，庚桑写的一本书，名为《洞灵真经》。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皆三王以前上古羲皇时书也”［2］，也是原始儒家的经典。“经”的第二个含义为“常”、“常法”、“常道”之意。如：

文王问太公曰：“守国奈何？”太公曰：“斋，将语君。天地之经，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之情。”［3］

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4］

二例中的“经”都为“常法”、“常道”之意。唐代房玄龄注《管子》中的“右士经”一句曰：“士，事也，经，常也，谓陈事之可以常行。”《韩非子·主道第五》云：“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上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清人王先慎注曰：“经，常法也。”［5］

在汉代，“经”特指儒家之经书。包括《易》、《诗》、《书》、《礼》、《春秋》等书，它们被定为“经”，从此“经”与一般的书籍区分开来，专指儒家之书，代表了官方意识形态。汉儒及官方认为，只有这些经书才最好地体现了天地、自然、四时、人伦之“常道”、“常法”。班固云：“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6］清人陈立注上句曰：“孔丛子《执节篇》：‘经者，取其可常也，百常则为经矣。’《诗·小旻》‘匪大犹是经’。《传》：‘经，常也’。《韩诗外传》引孟子云：‘常之为经，经有五，常亦有五，故为有五常之道也。’”［7］

虽然汉代对先秦儒家经籍进行了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经典化，把体现了先秦自由儒家思想，体现了天地、自然、人文之奥秘、大道、常法的书籍变成了政治经典，使得人们对“经”的认识，固然有着时代的烙印——“经”指儒家之经，但是此后“经”的“大道”、“常”、“常法”、“常道”的意义始终存在。如《文心雕龙》云：“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之曰：“经，织从丝也”，“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在刘勰眼里，“经”不仅指五经，还包括先代那些体现了圣心的著作，比如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八素王所撰之书等，它们与五经一样，体现着天地人伦之恒久大道。唐代以后，“经”仍主要指儒家之文献，唐时有“九经”之说，南宋时有“十三经”之说，清乾隆时期，将《十三经》经文镌刻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典”

《说文解字》云：“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多殄切。”

典，最开始是指五典，即五帝之书。《传》云：“典，谓经籍”，所以“典”的最初含义与“经”的含义一样，都是指书籍。如《春秋经传》云：“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杜预注曰：“训典，先王之书”。春秋时，甚至有人因为司典而被称为“藉氏”：“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8］“典”要比“经”出现得早。“典”出现在五帝上古时期，而且是指五帝圣人之书，诗《烝民》笺云：“故训先王之遗，典也”。而“经”指“书”，据可查文献所示，最早出现在周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今夫小人多诵经籍方书”，周代的秦越人写的书取名为《难经》，庚桑写的书取名《洞灵真经》等，且此“经”是指一般性质的书，不特指先王圣人之书。

因为都有“书籍”的含义，春秋战国时人们已将“经”与“典”联系起来，如：“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9］10到汉时，“经”与“典”通用互释，“典”也就有了“常法”、“常道”之义。《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又如王符《潜夫论》云：

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人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

汉以后更是如此，孔颖达《尚书正义》曰：

称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名典不名经者，以“经”是总名，包殷周以上皆可，为后代常法，故以经为名；“典”者，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最为优，故名典不名经也。

孔颖达认为“典”与“经”同指可百代之行的“常道”，二者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认为“经”是常道的总名，“典”所代表的“常道”特指圣人之德而已，二者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但基本意义是一样的。

既然“经”与“典”基本意义相同，而且可通用互释，那么它们联用组成一个复合词组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经典”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在汉代已然，主要指圣人之作与儒家经典。汉以后，“经典”既可指儒家经典，如“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9］22也可指释道之经典，如“道融汲郡林虑人，十二出家，内外经典，无不综览”［10］。它们都体现了人们对天地人伦的真知灼见，体现了天地人伦之常道。

二、“文学经典”

“经典”最早指优秀的文学作品大概出自于高贵乡公曹髦之口：

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而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称朕意焉。［11］

曹髦所说的“经典”主要指《诗经》和一些有政治借鉴意义的诗赋，但这是说给那些卫道士说的，实际上，曹髦是将这些诗赋当作文学经典来看待的。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为了提高文学的地位，往往将优秀的文学作品提升至与“经典”一样的地位。文化经典乃圣心独运，目的在于参天地奥秘，教化人伦，却能做到性情与文辞相里表，得文章之髓，因而能够很好地起到“以文化成天下”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学经典与文化经典一样，也能够体现人文之道，化人心灵，但又须体现出文学经典自身的特质——情辞（文）结合。对文学经典持这种认识的，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刘勰。《文心雕龙》云：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刘勰指出，经典的特点在于“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体现了天地人伦之至道。但是，经典不单只是体现了天地人伦之至道，而且具有人文性，“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从而使得这些象天地，参物序，体察天地之至道的经典，具有了“文”的色彩，即能极文章之骨髓。这些经典因而成为文化经典，即“以文教化”的经典。在刘勰看来，倘能以这些文化经典为模范，且充分考虑到文学的自身特点——情辞结合，进行文学创作，则可以创作出化人心灵的文学经典来：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刘勰这里所说的“文”，包括诗与文两种文学文体。作为文学这一个文类来说，其本质特点在于“情”，而且是“深情”，在这一点上，刘勰与那个文学自觉时代关于诗歌重“情”的认识是一致的。只不过因为他受儒家思想影响过深的缘故，对文学所抒之深情有一定的要求，即“不诡”，与之相应的创作风格要求是“清新而不杂”。然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式，诗与文，在体制上又有着不同的文体规范。对于诗来说，要求文辞“丽而不淫”，就四言诗而言就是要做到“雅润”，就五言诗来说则要做到“清丽”，方为诗之正宗。四言诗经典《诗经》，五言经典“汉魏之诗”正是如此。对于文来说，则要求“事信不诞”、“义直不回”、“体约不芜”。既能遵循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写情，又能体现诗与文不同体制规范的作品，方可称为“文学经典”，或者说符合儒家理想的“文学经典”。刘勰的“六义说”，可以算作他对文学经典提出的六个要求，体现出他对文学经典的看法，当然，这些观点还是体现着较为深刻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刘勰对于文学所抒之情及体式规范的要求，对文学的功能的定位等，都渗透儒家文艺观念的影响。

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也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有意识地确定一些文学经典，而他所认为的文学经典，则更多遵循文学的本质规定性：情与文（辞）的结合。比如他论“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2］“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指出陆机所拟古诗的整体风格，而这正体现出钟嵘对诗歌经典《国风》的看法：情与文结合，文要丽，情要深，写悲情更要能“惊心动魄”。这就突破了刘勰所认为的“情深而不诡”的规范了，文学自觉意识程度更高，对诗歌本质的看法更自觉。他的《诗品》，基本上是从情文结合的角度来评价作品、确立诗歌经典的批评实践。比如评曹植诗：

其源出於《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之诗正是从情辞（文）两方面，体现出“诗”这一文类的本质规定性，得到了钟嵘的极高评价：“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还有热情的赞叹。在这种高度评价与充满激情的赞叹声中，曹植之诗无疑已被钟嵘确定为“诗歌经典”，与《国风》一样，千古不朽。此后《诗经》被人真正奉为诗歌（文学）经典，而不再是汉儒眼中的“经学经典”。明人将《诗经》及《国风》一脉——汉魏古诗、盛唐近体诗定为“诗歌经典”，将秦汉、唐宋之文奉为“散文经典”，都是从诗、文的本质规定性及体制规范角度做出的判断，这些看法遂成真知灼见，影响至今。

下面来看一看今人对“经典”及“文学经典”的解释。

刘象愚说：“‘经典’一语大约从汉魏时期就开始使用了，主要用来指儒家典籍。……后来“经典”的范围从儒家典籍扩大到宗教经籍的范围内，包括了佛道诸教的重要典籍。……再后来，凡一切具有权威、能流传久远并包含真知灼见的典范之作都被人称之为经典，所以刘勰说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此可谓一语中的之论。”［13］

童庆炳说：“经典是什么意思呢？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意思是说，说明天、地、人的常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所谓‘经典’就是承载这种道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14］

《辞海》对“经典”的释义，其中一个义项是：“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15］

英语中与“经典”对应的词大约是canon与classic。ca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可见，canon这一概念原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大约从18世纪之后，其使用范围才逐渐超越了宗教范围，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于是也就有了文学的经典（literary canon）。然而就文学经典而言，classic似乎更为恰当，因为它没有canon那样强烈的宗教意味。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极好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它来区分作家的等级，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较多地采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为“出色的”、“杰出的”、“标准的”等义。再后来人们才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经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说法，于是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 authors），“经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正是以推崇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而得名的。［13］

从以上关于“经典”源流的考察及今人的讨论，可知现代语境中所说的“经典”与古代“经”、“典”的基本含义相同，都是体现了天地、人伦之常理，有真知灼见的典范之作，因而具有权威性。而“文学经典”则如童庆炳先生所说是“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因此，“文学经典”就具有权威性即经典性以及典范性两方面的意义。就文学自身特质而言，文学经典的权威性与经典性来自于其所承载的文学之至道，包括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及相应的规则、法则；再则，因为除了确立文学的本质规定性——至道外，文学经典还为某一类文学体式确立规则，即常法，因而“文学经典”又是某一类体式文学的最优秀的创作，故而对他人的创作又具有可资借鉴的典范意义，即典范性。

三、“文学经典意识”

“文学经典意识”也就是人们关于文学经典及如何创作出文学经典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对作品的经典性与典范性两方面的认识。

作品的经典性主要表现为它体现了文学之“至道”，包括文学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本质规定性，因为“作品”要成为经典和可供学习的典范，必须有严肃、深刻的艺术观念、崇高的艺术精神，体现出文学自身的规定性与法则。怪诞不经的东西不能成为经典，人们不能从这类东西中悟出任何规范和准则来。经典所体现出来的“至道”是无法之法，无规之规。而在分析鉴别作品的经典性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对文学或诗的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发展出更深刻的诗学理论。如明代七子派从诗歌的“情”、“调”（音乐性）、“色”（辞采）等本质规定性入手，对前代诗歌作品进行审美品鉴，最终确定了《国风》一脉——汉魏古诗、盛唐近体诗分别为古诗、近体诗的经典作品。在此过程中，七子派发展出其著名的诗歌理论——“格调理论”。在与唐宋派的论争中，从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七子派认为从情与辞的角度而非从载道的角度来看，秦汉之文乃为散文创作之经典。又如，晚明竟陵派认为，诗歌的本质乃在于作品体现了创作主体的真精神，从而发展出“精神说”，丰富了明代诗学。

经典作品的典范性，即“常法”。经典作品的典范性在于它们在遵守文学这一共性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作为具体体式的创作，它们又会为该体式确立基本的文体规范、表现原则与创作方法。这些正是使得这些经典作品极有创造性、极富于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的关键，它们因此成为此类体式创作的优秀典范，也因此具有可师法性。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康德认为：“一切伟大的艺术典范又无不体现出某种法度，令人觉得不可随意为之。所以艺术当有某种无法之法，不规之规。天有此法而不言，必假诸天才，天才也不能明训，只以作品来昭示。于是天才之所作便为后世法，后来者也就是遵是依，理论家还从这类典范作品中抽绎出某些‘规则’。”［16］文学经典体现着文学之道，它一开始亦是通过天才的作品来体现，来为“文学”自身，为诗、文等样式的文学确立法则与规定性，创造一些表现原则及创作方法。文学的规律、法则就是通过这些经典范本代代相传，后人在继承前人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将文学的发展向前推进。

比如，创作于先秦时代的《诗经》。三千多首周诗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删、改，最后在孔子手中成为一个“经典”——“诗三百”。尽管孔子删诗有着儒家思想——“无邪”的衡量标准，但从对文学自身认识的角度加以考量，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等文艺思想，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孔子对“诗歌”的文体规范、表现原则的看法。汉人以“诗三百”为解读对象，《诗大序》从中总结出了“主文而谲谏”的形式规律。从汉人的“赋比兴”说，再到刘勰的“比兴说”、钟嵘的“三义”、“兴味说”，再到明代七子派的“比兴托物”的情感含蓄表达原则；从宋人对杜诗的研究，总结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作方法，再到明人的“模拟说”；从宋人对杜诗的“倒插法”等创作方法的总结，再到明人在宋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诗及其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广泛的文本分析，总结出大量创作方法，使得中国古典诗学不断丰富、不断向前发展。这些都体现出经典作品的典范性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量。

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文学经典意识”与西方的“古典主义”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就文本而言，经典与古典，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经典性，即所具有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规定性与法则，严肃的文学观念、艺术精神，使得它们不会因为时代久远而变得陈朽不堪被人们遗忘，“恰恰相反，时间总是不断为这类艺术品增添永恒性的证明，使古典艺术的经典地位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提高”［17］。就对于创作的意义而言，“无论是西方人所说的‘古典’还是中国文艺观念中的‘经典’，都不仅仅指年代久远，而且具有优秀的、典范的含义。这样的艺术品不仅向后代展示了前代艺术家的天才，而且也作为评价艺术优劣的标准和效法的榜样流传下去。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教人写作的《诗艺》一书中就曾教导人们要‘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即把希腊文学作品作为学习效法的经典。他还在书中从韵律、修辞、布局等方面分析了希腊文学的创作方法，以此作为学习的范式。”［17］

确立诗歌经典，从中抽绎可供创作借鉴的法则以资创作，这些在中国古典诗学中都有所体现，尤以明代诗学为甚。明代诗坛的热闹、不同诗学宗派的纷争无不源于此。他们对经典作品的认定，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各种创作方法，无非是要为明人的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范式。不同的是，“古典主义”中“经典”对象是明确的，即古希腊的作品，而中国古典诗学中，因为不同人、不同宗派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对于文学经典的认定就不同，比如道学家与文学家心目中的文学经典就不一样。即使文学观念相似，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也不一定能完全相同，如明代七子派宗秦汉之文，唐宋派宗唐宋之文。同时，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又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新的内涵补充进来，这些又构成了各代诗学的自身特点。

中国古典诗学中一直存在着“文学经典意识”，同时，随着具体时代的诗学发展，文学经典意识又是不断发展的。

［1］庚桑楚．亢仓子＼［M＼］．明刻子汇本．

［2］刘熙．释名：卷六＼［M＼］．四部丛刊四部景明翻宋书棚本．

［3］吕望．六韬：卷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17．

［4］管仲．管子：卷一＼［M＼］．四部丛刊景宋本．

［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清光绪丙申初刻本．

［6］班固．白虎通：卷八＼［M＼］．四部丛刊本．

［7］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九＼［M＼］．清光绪元年淮南书局刻本．

［8］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04．

［9］刘勰．文心雕龙＼［M＼］．韩泉欣，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10］崔鸿．十六国春秋：卷六＼［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陈寿．三国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9．

［12］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1．

［13］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2）．

［14］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15］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3044．

［16］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四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55．

［17］敏泽．中国文学思想史：下册第五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331．

责任编辑：杨光宗

On the Three Concepts：Canon，Literary Canon and Consciousness of Literary Canon

YAN Xia
（Department of Public Courses，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7，China）

The debate on the literary canon is a hot topic，but in any case，how to define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is the key to discuss this topic．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define and study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epts：canon，literary canon and consciousness of literary canon．

canon；literary canon；consciousness of literary canon

I206．2

A

1004－941（2010）03－0086－05

2010－05－27

湖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项目“文字经典的演变与历时性传播”（项目编号：2007Y093）阶段成果。

闫霞（1974－），女，籍贯陕西安康，武汉纺织大学公共课部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