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晓

（1．吉首大学文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2．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民间文学”文本意义的多维建构

吴 晓1，2

（1．吉首大学文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2．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文本，“民间文学”是由文化持有者、文化事项、文化接受者、文化语境和媒介等诸多要素共同动态建构而成的，其意义生发和功能彰显的途径依赖于各要素间的冲突、协商和对话。这使得“民间文学”无时无刻不呈现出变动不居的动态性、多义性和生活性的文本特征，也赋予了理解该文本的多视角性、多维度性的阐释特征。重新阐释“民间文学”文本的内在文化特质和文化意义，以此发掘其内在文化逻辑，这是有效提升“民间文学”课程品位和实现教学改革目标的基本前提。

民间文学；社会文本；文化文本；意义建构；课程改革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间文学”似乎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因为，诸如俗语、谚语、歌谣、故事等这些属于“民间文学”范围的现象从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元素和要件。可以说，这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基本同步出现的文化现象。可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民间文学”是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和流行于汉语世界中的一个表述。虽然出现的历史不到一百年，但是，关于“民间文学”的界定、范围、意义和内涵等问题，一直争论不断。从“俗文学”、“人民口头创作”到“口头文学”、“口头诗学”，等等，无不表明了“民间文学”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围绕“民间文学”的争议所产生的文化事件，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一条特殊而又重要的思想线索。作为一门课程名称和学科名称，其所蕴涵的基本特质和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基本上也就是在关于这个概念本身的争论中不断浮现出不同的文化色彩和意义样态。课程概念内涵的讨论，实质性地影响和决定了课程的内在知识框架和知识视野。

正是如此，立足于教学改革而进行的“民间文学”课程体系创新，重要前提便是从新的视角阐释“民间文学”课程的文化特质和文化意义，以此发掘该课程的内在文化含量，提升和扩充该课程的文化品位，从而实现课程改革的目标。也许，对“民间文学”文本的内在意义进行一番文本视角的阐释便是这种探讨和改革的开始。

一、文化持有者的意义赋予

文化持有者亦即相当于作者，这是民间文学的原初生产者和拥有者。其基本的文化意图和文化理解是形成民间文学文本格局的基本动力。基于对生活世界和理想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文化持有者运用言语、行为等方式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话语表述样式，这便是所谓民间文学的基本原初状态。由于生活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理解能力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民间文学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这种不断变化性并不是表明民间文学的不可把握和理解，相反，它依然具有相当稳定性和静态性。民间文学这种特质的获得，正如当代阐释学所说，文本表明的东西不再与作者意谓的东西一致，因为作品一问世，写作者当时的思想、念头等是不可复原的，是根本无法达致的［1］16。这就表明，无论文化持有者本身的观念是如何变化多端，但其生产出来的文本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的稳定性。

同时，一种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民间文学作品中不可能不留下文化持有者观念意图的痕迹，从生活事项的材料选择，表述语言的风格，到文本演述的结构模式、文化心理机制的表现等等，都可表征出特定文化语境中文化持有者的特定文化情状。这实质表明文化持有者是能够影响民间文学意义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文化持有者的意义赋予，即指在进行民间文学作品的演述时，文化持有者成了一种最原初角色的意义提供者和生产者。反过来，民间文学文本成为特定文化持有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书写方式，从民间文学中可以发现和感知到文化持有者的特定生活情景和文化处境。所以说，文化持有者本身的观念和意图，与民间文学的文本意义构成一种辩证关系，它们两者是相互依赖的。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持有者的观念和意图与民间文学文本的意义毕竟不是同一回事。所以，这两者间既有某种重合的可能，又有相疏离相区别的地方。我们只能说，文化持有者作为文本意义的最初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着民间文学文本的意义和特质。这种制约力量表现出多样的可能方式：要么是与文本意义完全一致，要么是完全相反，要么是超越文本的言语意义而构成某种隐喻，要么是游离于文本层面而形成某种反讽。如此以来，民间文学的文本意义与文化持有者的观念意图直接呈现出复杂的相互关系，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一对应。

二、民间文学文本自身的意义彰显

前文已述，民间文学文本意义的获得并不完全受制于文化持有者的意义赋予。它自身一旦摆脱文化持有者言说状态时的当下性限制，民间文学文本就可以超出由演述者——受众这种交流语境所有的文化的、心理的和社会学的限定。演述者离开交流场景，意义呈现和生成的关键就是文本本身了。文本此时就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主体，它是意义产生的实体性基础。它有它自身的言说逻辑和言说力量。它的逻辑依据是文本中的语言符号、文化符号，此外还有其特定的文本结构、修辞、语体风格等也从各个方面规约着意义的生发。

比如，一首情歌或者一首丧葬仪式歌，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祖先神话，它们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体现，可以完全脱离演述者的讲述和意义阐释。它们只要成为被人们所知晓的文化事项之后，人们似乎就自然而然的理解其间不同的文化意义。这就是文本自身彰显意义的典型表现。

当然，民间文学文本能彰显出意义来，但文本本身并不仅等于意义。它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可能的世界，形成一种召唤性的结构。文本的意义既可在文本之内，指向文本本身，也可超出文本之外，涉及和文本相对应的世界。就文本的外部而言，演述者依然是影响其意义生发的重要因素，比如叙述类民间文学文本的意义呈现，“大量鉴赏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相同的故事常常会因讲故事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变得面目全非，而在诸多制约因素里叙述视点的确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188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恰恰从某种层面显示出民间文学文本自身的自足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特征。这种特征一方面使得民间文学文本具有流动异变的多义性，另一方面使得民间文学对特定文化语境的依赖性。

三、文化接受者和文化语境的意义创造

当文化接受者介入文本时，他的“前理解”和心理背景必然与文本发生碰撞，创造出文本本身不可能具有的意义。诚如文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读者的经验是一种阐释经验，言明这种经验即是意义。”［3］29这里所说的读者即可理解为民间文学的接受者。接受者无论是来自于本文化内部的还是本文化的他者，他都要对特定民间文学文本进行基于自我已有知识和经验的理解性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便形成和产生了不同于文本自身和以往接受者的意义可能。接受者对于民间文学文本意义生成的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使文本的潜在意义变为现实，使得文本意义不断的发生增殖，另一方面使得民间文学文本意义经常遭遇误读和漠视，甚至是消解和颠覆。

而在文化持有者、民间文学文本、文化接受者三者之间起着重要关联作用的便是文化语境。可以说，文化语境始终是与这三者相伴相生，似乎是必须依赖于这三者的存在才得以可能。但，事实上，它在文本意义生成中的重要位置却无可替代。同一文本置于不同的语境下，意义会迥然不同。语境对于意义有着相当重要的制约作用。“语境可以完全看做是决定文本意义的东西。”［4］151语境构成了民间文学文本阐释的一个意义场，它作为一种符号性、结构性的功能整体地规定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式和途径。

作为民间文学文本的话语主体，无论文化持有者和文化接受者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以演述的特殊话语方式与生活世界对话，民间文学文本也就是这一对话的产物。因此，语境必然在整体上而非局部上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比如，对于远古人类的神话叙事的意义理解，对于史诗歌谣中的演唱事项的意义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族群、历史和当今生活世界中进行综合考量，还要结合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口迁徙等诸多文化语境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最大可能的理解其中的特定意义。特别是一些谚语、俗语、简短的歌谣，可以说，完全就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仅仅看其本身是无法进行理解的，必须置于特定生活场景中，让这些文本处于一种生活状态，它的意义才能自然呈现而出。比如，在酉水流域土家族聚居的坡脚乡，就有民谚“坡脚像只船，两头断了舷，有水团转流，中间雷公田。”由于武陵地区喀斯特地形导致水资源缺乏，所以人们对水十分珍惜，土家人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从小就受到节约用水的教育，养成了水是族群共同资源的观念［5］。“像所有的交流一样，口头表演是情景化的——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植根于由文化所规定的背景和事件中，这些背景或事件为行动、阐释和评价确立了富有意义的语境。”［6］8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民间文学文本彰显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因此，具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色彩。

四、作为社会文化文本的民间文学

若从单一因素来看，民间文学文本的意义不能单凭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来决定。文化持有者、文化接受者、民间文学文本本身、文化语境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具体到不同的文本中都是非常具体和千差万别的，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再综合考虑这四者中有所侧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文化持有者的创作意图决定民间文学文本的一切，但“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到当代文学理论的20世纪‘语言革命’之标志，是承认意义不只是用语言表达和反映的东西：它实际上是被语言所创造的东西。”［7］59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能完全控制语言，语言具有超越作者意图的独特的自我衍生作用，所以，巴特说“发言的是语言而不是作者……在那里只有语言在起作用，在‘写作’，而不是我在写作”［8］118。因此，在具体的理解民间文学文本意义时，我们必须综合考虑这四个因素，从而比较全面地理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涵义。

将四个因素进行综合统一，视民间文学现象为一种社会文化文本，也许这不失为理解民间文学基本概念的一种新的视角。“一个文本就是一组用做符号的实体，这些符号在一定的语境中被作者选择、排列并赋予某种意向，以此向读者传达某种特定的意义。”［4］16作为一种社会文本而言，民间文学的基本意义呈现出如下几个鲜明特征。

其一，民间文学文本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物，而是一个口头演述活动，是一种文化表演过程。民间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样态，也绝对不仅仅指被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它应该是涵盖了文字记录者、参与者、接受者、情景等诸多因素一起的一个文化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往往表现出文艺活动、文化表演的样态。就拿民间文学的说唱文学来说，“说唱的文本始终仅仅存在于说唱演出的时间中。作为声音使空气发生振动而出现的文本随着声音的沉寂而销声匿迹。然而我们所收集记录下来的文字却一直在桌子上纹丝不动，其存在与时间无关。我们没有留意到那些由于对文本做收集记录而丢失的东西，而一直认为通过文字化的工作即可使文本变为分析的对象。”［9］10因此，真正的民间文学文本是一个表演的过程，它是由声音、表情、动作以及现场的其他符号形式共同构成。

其二，民间文学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文本，而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文本，它时刻处于不断的被修改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由于民间文学的演述过程同时就是一个兼有生产和消费共同在场的文化行为，所以，民间文学处于不断被模仿、不断被修改的过程中。还因为民间文学的每一次表演都是一个崭新的临时行为，所以，它时刻处于即兴发挥的一种变化状态。比如，文本中的细节、繁简、情节的次序、材料的添减、语气预调的运用、结尾的方式等等，可以说，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种重新的创造，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个另样的文本呈现。“民间文学中的文本之间不断转移、渗透，自相矛盾甚至颠覆。”［10］34

其三，民间文学不是一种抽象、陌生的想象世界，而是一个充分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熟悉世界，与民众日常生活构成一种互文关系状态。民间文学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它是民众交流情感、记忆过去、阐述观念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反复进行，其内在缘由就在于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可能，而民众的日常生活本身正好具有一种反复轮回、不断重复的特质。是日常生活的特质为民间文学文本的生成提供了根本的内在要素。这就意味着，在理解民间文学文本意义时，应该要将民间文学复归于原本的生活状态，从实际生活中考察其生存空间。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民间传说被称之为“社会叙事”，被称之为“社会记忆”。其实，这同时也表明，民间文学还对日常生活构成了一种文化书写。它不仅受制于生活，而且反过来对生活做出选择性的表述和文本式的记忆。

小结

民间文学文本意义的呈现是一个动态的、多重因素综合建构的。文化持有者和文化接受者作为基本的重要行为主体，在文本的生成、意义的生产过程中，起到了相对决定性的文化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施法，并不是完全自由和随意的，而必须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潜在的起着规约和钳制的文化效力。文化持有者和文化接受者必须遵循语境的文化逻辑来对民间文学文本进行符合规则的生产。所以说，对于民间文学文本而言，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样式或者文化样式，不如说它是一种综合了诸多文化因素和文化符号的社会文化文本。它就如同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如影随形的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相互言说的互文格局。

对民间文学有了这样一种基于文本视角的理解，应该说，这对于该课程的教学或者是相关领域的研究，无论是观念上，还是方法上；无论是研究视野上，还是问题意识的突显上，都将会产生新的启发，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也将因此得到新的提升和拓展。

［1］（意大利）艾柯．诠释与过渡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美）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M＼］．汪信砚，李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谭志满．土家语俗语的特征及文化意蕴＼［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0（1）．

［6］（美）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the Author［M］．in P．Rice ＆P．Waugh ed．，Mode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London：Edward Arnold，1989．

［9］（日）井口淳子．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说唱的书、文本、表演＼［M＼］．林琦，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10］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王飞霞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Textual Meaning of“the Folk Literature”

WU Xiao1，2
（1．School of Chinese，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s a kin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ext，“Folk Literature”is dynamically co－constructed by such factors as cultural holders，cultural issues，cultural receivers，cultural contexts and media．The forming of its meaning and the ways of manifesting its functions rely on the conflicts，negotiations and dialogues among these factors，which endows“Folk Literature”with the text features of mobility，plurality and life，meanwhile endows“Folk Literature”with the interpreting features of multi－perspectives，multi－dimensions to understand this kind of texts．Thu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l cultural trait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s of“Folk Literature”so as to tap the internal logic of“Folk Literature”is the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an effective promoting the taste of the course of“Folk Literature”and realizing the objectives of teaching reform as well．

Folk Literature；social text；cultural text；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reform in course

I207．7

A

1004－941（2010）03－0074－04

2010－04－26

吉首大学教学改革课题“民间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编号：JSU08059）。

吴晓（1977－），男，湖南邵阳人，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