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楚洲

（张家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湖南张家界 427000）

漫谈武陵文化历史发展轨迹

戴楚洲

（张家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湖南张家界 427000）

武陵文化产生以后，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武陵文化起源于先秦时期，形成于汉晋时期，发展于唐宋时期，繁荣于元明清时期。

武陵文化；发生；发展；轨迹

自武陵地区有人类以来，武陵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秦统一中国后，创建了郡县制度。唐宋时期，朝廷在武陵地区设置了州县。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设立了土司机构。在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中，“武陵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底蕴深厚、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秦汉魏晋时期的武陵文化

秦汉统一中国以后，汉族统治者不断以汉文化影响武陵地区。秦在全国推行统一的小篆。汉定天下，蜀郡太守文翁兴学。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从此，武陵地区文教大兴。《华阳国志·巴志》曾载：“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该志所录巴人十首诗作就是文明的结果。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宋均降服“武陵蛮”后，“立学校”，是武陵地区学校教育的最早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年间，武陵郡太守应奉也在武陵地区“兴学校，举侧陋，政称俗变”。东晋元帝司马睿南迁以后，南郡、武陵郡等地成为军事重镇，汉人与土家先民彼此往来，互相影响。据《晋书》载：“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1］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成为我国古代一则文化佳话，澧县县城东边30里的“车渚市”的“聚萤台”曾是车胤聚萤读书的地方。南朝时，作唐县（今安乡县）诗人阴铿是武陵地区最早以诗名家的文学家，名篇有《渡青草湖》和《晚出新亭》等。

秦汉以后，武陵地区奇山异水逐步被世人发现。秦朝推行“焚书坑儒”文化政策时，博士伏胜运出一批秦简，选中沅陵县二酉山的岩洞作为“藏书洞”。二酉洞早在汉朝就已成为天下圣迹，成为世人向往的地方。《方舆胜览》载：“山下有古穴，中有书千卷。秦人避地隐学于此。”二酉洞现存“古藏书处”四字碑刻。东晋太守二年（324年），宜都内史周级看破红尘，归隐故乡名山天门山，死后葬在天门山西麓。元代张兑赋诗叹曰：“可怜宜都周内史，古冢垒垒在山址；感时抚景亦怆然，周朴短篇焉足拟。”

佛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泰始年后，武陵县（今武陵区）建了观音寺，龙阳县（今汉寿县）建了净照寺。东晋时，龙阳县（今汉寿县）创建了香积寺。东晋成帝年间，始建太平山寺，距今龙山县城10公里。东晋永和八年（352年），酉阳县始建永和寺。南朝梁时，澧县修建了报恩寺。

道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泰始年间，桃源县始建真源观。桃源县是武陵地区较早渗入道教之地，桃花源的形成与中国道教有密切关系。东晋建武元年（371年），今桃源县创建“黄龙观”。桃花源建筑在晋代始建，明代《嘉靖常德府志》记载：“桃川宫，晋人建。”桃川宫位于桃源山风景区东部。

《桃花源记》是中国作家第一次描绘的理想社会，从此，因文传名。所以，以林壑幽静闻名的桃花源声誉益大，成为世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关于《桃花源记》的写作背景及其所指景点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通过查阅史料以及实地考察后，我们认为：陶潜听到民众避秦世乱而隐耕的传闻后，经过较长时间酝酿，在南朝宋初写出《桃花源记并诗》，桃花源在晋代武陵郡治所附近，武陵人的生活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写作原型。陶潜的《桃花源记》是根据当年武陵地区传说而作，其历史背景是：战国末年，秦人攻打楚国时，濮人、巴人和楚人避于沅、澧流域，成为不纳赋税、没有徭役的“世外桃源”。宋代谢枋得在《秦人洞》一诗中写道：“寻得桃源好避秦，桃花又见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南朝齐人黄闵在《武陵记》中说：“武陵山中有避秦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昔有临远黄道真在此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南朝梁人伍安贫在《武陵图经》中也说：“晋太元中，武陵渔人黄道真泛舟自沅水溯流而入（桃花源）。道真既出，太守刘歆与俱往，则已迷路。”黄道真把所见所闻报告了武陵郡太守刘歆。据明代《嘉靖常德府志》载：“刘歆，旧志以为宋人，曾守武陵。按《陶渊明集》云，晋太元中，武陵渔人入桃花源，既归，处处志之，诣太守刘歆说其事，太守即遣人随往，寻向所志。”南阳人刘子骥闻言寻找，江西九江陶潜也闻此事。动心之余，写下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促使人间仙境桃花源形成。所以说，历史上武陵郡确有渔人黄道真其人［2］。《桃花源记》实为陶潜晚年之作，桃花源形成在南北朝时。在历代文人游咏桃花源的诗中，最早的有两首：一首是南朝诗人徐陵的《山斋》：“桃源惊往客，鹤桥断来客；复有风云处，萧条无俗人。”另一首是北朝北周诗人庾信的《咏画屏风》：“逍遥游桂苑，寂绝到桃源；狭石分花径，长桥映水门。”所以，我们说：南北朝时，千古名篇《桃花源记》的问世和武陵仙境桃花源的初创标志“武陵文化”初步形成。

二、唐宋时期的武陵文化

唐宋时期，朝廷在武陵地区设立官办学校，讲授儒家经典和书学、算学、律学，出现无数莘莘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局面。唐太宗贞观年间，各地州、县已经普设统归地方行政官吏管理的“州、县之学”。如清代《同治直隶澧州志》载：“安乡县学，唐贞观中创于县治东部。”宋代咸淳八年（1272年），鼎建常德府学。澧州州学“宋建学，城南一里。”宋代绍熙二年（1191年），创建武陵县学。恩施县自唐宋以来，“历千余年皆有学，人才炳蔚，已代有传人矣。”唐末，部分名儒隐居武陵地区，创建书院，聚徒讲学，为宋代书院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桃花源桃川宫东北创建了天宁书院。宋代，武陵地区官办学校有澧州州学、安乡县学、武陵县学、桃源县学、辰溪县学、麻阳县学和黔阳县学等县学。书院起源于唐初，由私人创办主持，是私学教育的最高形态。澧州建了溪东书院，龙阳县建了龙津书院，慈利县建了清溪书院，靖州县建了鹤山书院，沿河县城东50里处创建了鸾塘书院。泸溪设有东洲书院。官办学校、书院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人才，产生了一批进士、武将。据清代《同治直隶澧州志》记载：“吴汝纳，唐太和间及第”；“厉图南，大中时举进士”；“李群玉，光化三年追赐及第”。李群玉，唐代澧州诗人，居住沅澧，崇师屈宋。唐代大中八年（854年），李群玉向宣宗皇帝献诗300首，敕授弘文馆校书郎。李群玉是湖南有名的诗人，《全唐诗》中有李群玉的250多首诗，如《黄陵庙》、《湘西寺霁夜》和《夹山寺上方》等［3］。明代《万历慈利县志》记载慈利县的进士有：“宋政和年，莫俦；刘甸，字德俊，荆门军长陵丞；刘畤，字尧咨，太常寺博士。”施州都亭里人詹邈在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的进士考试中获第一名，成为博学宏词科状元。施州人向九锡在元祐年间考中进士。施州都亭里土人向中之在元祐年间考中进士，宋廷派他为管理文教事务的教授。可见，唐宋时期，武陵地区出现了少数学习儒家典籍较好的土家文人和官员。

唐宋时期，武陵地区旅游文学呈现繁荣局面，留下了许多名人佳句。唐代中叶以后，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吸收土家民歌的营养，创作了独具一格的“竹枝词”，名震诗坛，对我国诗词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唐代顺宗年间，刘禹锡贬任朗州司马。刘禹锡在武陵地区为官十年，唯以文章、呤咏陶冶情操，写下诗文近二百篇。土家先民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刘禹锡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这种由文人创作的民歌体的竹枝称为文人竹枝词。《新唐书》载：“（刘禹锡）斥朗州司马。（朗）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刘）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4］如《竹枝词》：“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萝。”“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竹枝词”源出巴人“踏蹄”之歌，是巴人七言诗歌体裁，上四下三，牵手踏蹄，悠扬婉转，充满土家的风雅气息。《太平寰宇记》曾载：“巴人风俗……男唱竹枝歌以为乐。”唐代诗人陈基直接把竹枝词称为巴人调：“竹枝已听巴人调，桂树仍闻楚客歌。”唐代顾况、李涉、白居易和刘商等诗人或居住或来往武陵地区，创作了许多反映土家风情的竹枝词。如顾况在《竹枝词》中写道：“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楚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白居易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歌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南病使君。”唐代进士刘商写有《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巴人远从荆江客，回首荆山楚云隔；思归夜唱竹枝歌，庭槐叶落秋风多。曲中历历叙乡思，乡思绵绵楚词古；身骑吴牛不畏虎，手提蓑笠欺风雨。”宋代黄庭坚说：“竹枝词出自三巴，其流在湖湘耳。”

唐宋时期，桃花源已经成为驰誉天下的名胜，被尊为道教圣地的“第三十五洞天”，受到朝廷保护。唐玄宗时，建成主体建筑“桃源观”，形成“秦人洞”、“桃源洞”、“桃花溪”、“佳致碑”等胜迹，吸引李白、王维、孟浩然、张旭、韩愈和杜牧等名人前来踏寻游览，题诗咏赋。宋代，桃花源发展到历史上鼎盛时期。宋太宗赵匡义下诏修复桃花源。南宋《玉海》云：“淳化元年（990年），朗州官奉诏，修桃源观五百仙人阁，成名望仙阁”，就是记载此事。宋徽宗时，更大规模地修建桃花源。据《重修桃川万寿宫记》载：“政和元年（1111年）……建景命万年殿及福寿二星、经钟楼阁、斋寮、厨库、廊庑、方丈，凡一千三百三十楹。明年，赐‘桃川万寿宫’额，设提典掌之，以便祝厘。”宋代，桃花源盛极一时，名声沸扬于海内。著名诗人苏轼和黄庭坚曾到桃源，写下名篇《和陶潜桃花源诗》和《水调歌头》，至今桃源留有“苏黄溪”和“苏黄渡”等地名。

唐代开元年间，著名诗人李白听说边塞诗人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县（今怀化市洪江市）尉，写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王昌龄到龙标县后，宾朋酬唱，作诗四十多首，代表诗作《龙标野宴》为：“沅溪夏晚是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芙蓉楼向有“楚南上游第一胜迹”之称。芙蓉楼为纪念唐代诗人王昌龄而建，因王昌龄曾作《芙蓉楼送辛渐》诗而得名。清代曾经维修芙蓉楼，并建冰心玉壶亭、送客亭、半月亭和览翠楼等建筑物群，楼侧竖立八十多块历代名人题诗作赋的碑石。

五代后晋处士周朴见藩镇割据，朝廷腐败，遂登上天门山灵泉院拜佛参禅，赋诗言志：“华亭参后最幽元，一句能教万古传。猿抱子归青嶂外，鸟衔花落碧崖前。虽知物理无穷际，却恐沧溟有限年。为报五湖云外客，何妨来此老林泉。”后来，周朴隐居天门山，赋诗弹琴，留有《天门南楼》诗二首和《吊李群玉》等名诗。故《万历慈利县志》载：“（后）晋周朴隐居天门山，以耕读自娱。屡征不起，所著有《灵泉诗集》行于世。”［5］周朴死后葬在天门山南麓，石砌古墓至今犹存。

唐宋时期，武陵地区宗教文化开始昌盛。佛教传入武陵地区以后，创建寺庙五十多座。唐代贞观二年（628年）在沅陵县西郊虎溪山麓创建龙兴寺。唐初，朗州（今常德市）德山始建乾明寺。位于慈利二中的兴国寺创建于唐代，为尉迟敬德所建，现存梅花殿已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肃宗年间，旦子和尚奉敕领建了天门山寺，并铸七星铜剑以作镇山之宝。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禅宗高僧善会在石门县东南15公里的青嶂岭创建夹山寺。唐懿宗、宋神宗和元世祖曾经下诏敕建，享有“三朝御修”盛名。唐代咸通年间，朗州刺史薜廷望在德山孤峰岭创建乾明寺，延请宣鉴法师讲《金刚经》，成为云门宗和法眼宗共同祖庭。寺前的“铁经幢”建于北宋建隆年间，今已移置常德滨湖公园。唐代贞元年间，衡山禅宗高僧惟俨法师在澧阳县（今津市市郊棠华乡）创建药山寺，为曹洞宗祖庭。唐代，洛浦元安在石门县东北11公里处创建洛浦寺，文邃在澧县县城西创建钦山寺。五代时，今永定区始建玉泉寺，后晋周朴写有《宿玉泉寺》诗。五代前蜀咸康元年（925年），来凤县修建了仙佛寺，成为江南最早的石窟寺。宋代，今张家界市境内建有铁佛寺和宝峰寺等寺庙。唐代，慈利县草创五雷山道观，鼎城区河洑山始建太和观。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在永顺县老司城始建祖师殿。北宋天圣年间，溆浦县创建了景星观。南宋时，慈利县始建紫霞观和高贞观。

三、元明清时期的武陵文化

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对土司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又对土司实行文化控制，采取各种措施，使其逐渐接受汉文化。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修建了许多官办学校和书院，各民族子弟纷纷上学读书，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元代，除常德路学外，在施州、建始、慈利州、武陵县、桃源县、辰溪县、麻阳县、黔阳县等地设立学校。常德建沅阳书院，龙阳建龙津书院，澧阳建学殖书院，临澧建道溪书院，大庸建天门书院，慈利县建环溪书院。《万历慈利县志》载：“慈利州学在治西，元至正辛卯毁于兵。壬辰，知州樊益建。”［6］明太祖十分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在政治上实行“学而优则仕”，规定选官必须经过科举，而“科举必由学校”产生。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据《明史·土司》载：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明孝宗下令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这些措施有利于土司王、土官文化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使各民族出现了一批颇有造诣的文人学士。明代建成常德府学、澧州州学、施州卫学、巴东县学、长阳县学、武陵县学、桃源县学、龙阳县学、安乡县学、石门县学、慈利县学、辰溪县学、溆浦县学、沅陵县学、辰州府学、黔阳县学、沅州州学、麻阳县学、辰溪县学、永定卫学、九溪卫学等。永乐年间，兴建酉阳宣抚司司学。清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学校教育，官办学校在清代前期有了新的发展。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兴办了为数众多的书院。武陵县有沅阳书院、朗江书院；桃源县有桃溪书院、漳江书院、龙川书院、沅南书院；龙阳县有龙津书院、龙池书院；澧州有车渚书院、澧阳书院、文山书院；安乡县有深柳书院，石门县有秀峰书院、有丝书院；慈利县有环溪书院、月川书院、聚奎书院、九溪书院、渔浦书院、阳山书院、清溪书院；永定县有嵩梁书院、城东书院、瀛州书院；桑植县有澧源书院、萝洞书院；辰州府有崇正书院，沅陵县有阳明书院；万历年间，永顺宣慰司在老司城设立若云书院；保靖建崇文书院；龙山县建云从书院；泸溪县建文峰书院；凤凰厅建敬修书院；韩州厅建镇溪书院。巴东县有文昌书院，秀山县城建有凤鸣书院，思南府治建有凤仪书院，利川在清江北岸修建钟灵书院，来凤在百福司创建桂林书院，酉阳在龙潭修建龙翔书院。学校、书院的兴建推动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因而出现了一批文化较高的土人。从元代到清代，武陵地区各民族考取进士、举人的不乏其人。

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文学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特别是土司文学和山水文学更是武陵文学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桃源县文学家江盈科为明代诗歌革新派“公安派”主将，有《雷涛阁集》、《雪涛丛谈·诗评》等传世，《雪涛小说》艺术成就甚高。明代武陵县（今武陵区）人龙膺创作遍及诗词曲赋，有《龙太常全集》传世。明代靖州县杂剧作家许潮所作《泰和集》有17个单折杂剧。

土司时期是土家文学发展的时期，以永顺土司、容美土司和酉阳土司为代表的土家文人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是土家文学发展的精品。明代正德年间，永顺土司王彭世麒在颗砂爽岩洞洞口刻下律诗两首。其一为：“古洞爽开处，藏春别有天；百壶酬胜景，一笑了尘缘。”其二为：“偶与仙人游，邀我洞中宿；夜久月明孤，风吹岩下竹。”永顺土家人彭世麟在其兄彭世麒于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带兵外出征伐期间曾经代行土司职，在老司城观音阁钟上铸《观音阁钟铭》：“维虚有容，厥声斯洪。随其所扣，应之无穷。以启昭昭，以觉梦梦。晨昏之节，永惟茂功。”永顺宣慰使彭世麒之子彭明道于正德年间在三家田庹姓屋后石壁上留下《白竹山石刻》：“泰山之固，磐石之坚。子修高隐，明道成仙。月楼其号，万古千年。是何名矣，十三洞天。”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年），容美宣慰使田舜年将其祖先及自己诗集编成《田氏一家言》，刻印成书，传于后世。《田氏一家言》由田九龄的《紫亭诗草》、田宗文的《楚骚馆诗集》、田玄的《秀碧堂诗集》、田圭的《田信夫诗集》、田沛霖的《镜池阁诗集》、田既霖的《紫芝亭诗集》、田甘霖《敬简堂诗集》、田舜年的《白鹿堂诗集》等组成，共存古诗五百多首。酉阳土家冉氏留下的诗作都是土司时期的作品。最早留下作品的是15世纪的酉阳宣抚使冉云。冉云著有诗集，现存七律《题仙人洞》。其后，酉阳宣抚使冉舜臣、冉仪、冉元祖孙三人都有诗作。如冉元在《题大酉洞》中写道：“一自逃秦别有天，洞门关锁白云边；春来鼓曳桃花水，莫道渔郎尽是仙。”明代崇祯十四年，冉天育袭其父冉御龙为酉阳宣抚使。冉天育的诗编为《詹詹言集》，刻印传世，今存诗31首、词8首。

元明清时期，五雷山道观逐步发展。元代至正年间，慈利籍翰林、国史编修张兑归隐五雷山，重修真武祠，增修太子宫、火宫殿，布施福地，胜境初成。明代永乐年间，盖世名道张三丰云游传道南武当五雷山等地。明代万历年间，常德荣定王和澧洲华阳王游览五雷山后，称其为“楚南名山”。明神宗闻奏后，封五雷山为“洞天福地”。遂将道教宫观扩建成36宫、72殿。清《嘉庆慈利县志》载五雷山建筑有一天门、二天门、朝圣门、王爷殿、赵爷殿、温爷殿、灵官殿、五龙宫、太和殿、文昌阁、玉皇殿、观音堂、关圣殿、紫金宫、三元宫、白衣阁、万福寺等。明代崇祯年间，华阳王朱敬“为文敕碑”，称“楚南名山数五雷”。清代，张兑后裔接管五雷山，将原36宫更名，除祖师殿、观音堂外，概被称为“内八家”和“外八家”。五雷山既是道教昌盛之地，又是文人雅士旅游胜地。因此，不仅留下了《五雷山赋》等描写五雷山风景区的曲赋佳作，而且留下了百余首游览五雷山的古诗。

元明清时期，天门山旅游活动有所发展。元初，土家文人田希吕首创天门书院于天门山麓。从此，本境文风渐盛，人才辈出。元代至治年间，天门山翰林杨辀按天门山十六峰名分别赋诗一首，使天门山广泛传播。元代至正年间，翰林张兑旅游天门山后，在《题天门山图》诗中赞道：“今年直上天门峰，始觉从前兴犹浅；天门洞开云气通，江东峨眉皆下风”。由于元代两位翰林赋诗赞美天门山，开了明清以来诗人墨客歌颂天门山的先河，致使描绘天门山的诗歌、散文多达数百首（篇）。明代弘治年间，岳州知府李镜感于天门山风景奇特，把元明以来赞美天门山的诗文编成《天门山集》，掀起宣传天门山风光的一次高潮。明末清初，南明湖南巡抚堵允锡曾经联合闯王余部转战天门山下，赋诗铭志。大顺军余部被围后，李自成部将李过削发为野拂和尚，从石门县夹山寺来天门山寺任住持，扩建大佛殿、观音堂、祖师殿等寺庙，香客每日多达千人，民间有“三进堂、六耳房、砖墙铁瓦锅如塘”之说。从此，天门山寺成为闻名天下的古刹。清代中叶，贡生王师麟游览天门山后，写下名篇《游天门山记》。

索溪峪是驰名古今的风景名胜区。虽然正史很少提到索溪峪，但是方志却有许多关于索溪峪名胜古迹的记载。明《万历慈利县志》最早记载索溪峪：“索溪在九溪西”。明《弘治岳州府志》最早描写百丈峡风景区：“百丈崖—名百丈峡，在（慈利）县西一百六十里、九溪卫西南七十里。山崖对峙，高逾百丈。中有小峡，长三十里。流泉峻急，古木槎枒”。《民国慈利县志》认为索溪峪“万石笋立，高秀入云，石并赭赤，连峰高卑，弥漫皆遍，闯眼突兀，奇甲天下”［7］。明清时期，一些文官、儒将发现天下奇观索溪峪后，竞相题诗撰文。明代万历年间，永定卫通判夏子云写下了第一首《游百丈峡》的古诗：“远山凝碧洽幽襟，小径牵萝度积阴；峰似劈成侵紫昊，磴当悬绝夹青林。独冲飞雪轻轩过，谁伴寻之古峒深。不为忧时勤使节，结庐何惜买山金。”［8］索溪峪百丈峡至今仍有明代诗人胡桂芳的诗刻：“峡高百丈洞云深，要识桃源此处寻；戎旅徐行风雪紧，谁将兴尽类山阴”。清代，慈利县土家诗人吴肇端在《咏索溪峪》诗中对索溪峪风景区作过形象的吟咏：“人游山峡里，宛在画图中；壁爱双屏列，天看一线通。猿啼声处处，古木叶丛丛；日夕归来晚，泉声两岸风。”

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学者编写了许多史学著作。明代正德年间，永顺宣慰使彭世麒著有《永顺宣慰司志》，其子彭明道著有《逃世逸书》。清代康熙年间，容美宣慰使田舜年治学广博，著述颇多，计有《二十一史纂要》、《二十一史补遗》、《六经撮旨》、《田氏一家言》、《白鹿堂诗文集》和《容阳世述录》。卯洞土司编有《卯洞土司志》，桑植土司编有《桑植土司志》，董儒修编有《康熙九溪卫志》，杨显德撰有《康熙永定卫志》，永顺土司张汉杰著有《南渭州土知州谱》。几乎所有土司修有谱书，较为著名的有容美土司修的《田氏世家》、桑植土司修的《向氏族谱》、茅冈土司修的《覃氏族谱》、永顺土司修的《彭氏族谱》等。元明清时期是我国纂修地方志书的高潮时期，武陵地区各州、县修有一部以上志书，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1］（唐）房玄龄．晋书：卷八十三＼［M＼］．

［2］陈致远．常德古代历史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

［3］（清）曹寅，彭定求．全唐诗·李群玉传＼［M＼］．

［4］（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M＼］．

［5］（明）陈光前．万历慈利县志：卷十五＼［M＼］．

［6］（明）陈光前．万历慈利县志：卷十一＼［M＼］．

［7］（民国）吴恭亨．民国慈利县志：卷四＼［M＼］．

［8］（明）隆庆岳州府志：卷七＼［M＼］．

责任编辑：杨光宗

The Trace of the Hisotrical Development of Wulin Culture

DAI Chu－zhou
（The Committee of Zhang Jiajie National Affairs，Zhang Jiajie 427000，China）

Wulin culture has formed its unique tra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fter it had come into being．The trace of the Wulin culutre has experinced the following stages：it originated in Pre－Qin dynasty，formed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developed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and prospered in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lin culture；formation；development；trace

G03

A

1004－941（2010）03－0060－05

2010－01－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与社会和谐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6BMZ028）成果之一。

戴楚洲（1963－），湖南省慈利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