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翔

(湖北民族学院 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湖北 恩施 445000)

《药匠》的创作者张辉、杨洪林，用摄像镜头讲述了一个十分常见但也娓娓动听的故事——湘西龙山县捞车村的著名草医梁清智如何救治当地跌打损伤病人。同时，《药匠》是用影视手段，选择传统社区中的草医传承人为描写和研究的切入点，阐释土家族文化系统的特征和历史变迁，讲述他们对土家文化的研究和理解。

汉语方言中的“药匠”，就是湘鄂西土家人所说的“社座(se53tso53)”，是特指那种传承、掌握了救治各种外伤的专门技艺的能人。土家语中称为某某“座(tso53)”的人，都是某种特殊技艺的传承者，譬如铁匠、石匠、木匠、篾匠等。“座(tso53)”不同于“抹(ma55)”,后者往往也有专门技能，譬如猎人、渔夫、鞋匠、织匠等，但师承系统不严格，传承人也没有特殊身份，似乎只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掌握的技艺。在土家人的传统知识系统中，因为有特别的传承关系，药匠掌握了特别的治伤技艺。但仍然只是一门技艺，因此也只能治疗那些因果关系明确的外伤。而更复杂些的疾病，特别是不明原因的病，譬如头痛中风、腹胀消瘦等等，特别是精神错乱之类疾病，包括他们认为不应该发生的跌伤，就不再是伤病，而是灾难。因此只能求助于鬼神，多半是借助“梯玛”仪式来实现对鬼神的求助。《药匠》在对药匠梁清智的社区地位、师承关系和“梯玛”的讲述中，比较准确地体现了“社座(se53tso53)”在土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社区功能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说，通过《药匠》的讲述，可以看到土家乡村社会特有的分层结构。这是《药匠》的文化人类学意义的第一点。

《药匠》的土家族文化研究价值的第二点，也是用功最重的地方是民族文化系统特征的展示。湘鄂西土家人居住的武陵山区深处，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陡峭的山崖茂密的丛林之中，既有纵横交错的溪流和河边肥沃的谷地，也有幽深恐怖的溶洞和天坑。历史上把土家人称为“九溪十八峒”，所指就是这种特有的生态环境以及适应环境而生成的特有的社会组织。世代生活山林溪峒之中的土家人，不仅享用着山林的丰富物产，也时时面对着山林的挑战。对山林溪峒的从不间断地适应和征服，是土家文化的起点，也是土家人地方知识系统、文化历史传统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其中，草医草药性质的“药匠”，无疑是应对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显然，这是《药匠》故事所要表达的重点。

首先，《药匠》故事的背景描写中，突出了土家人的山林溪峒生存环境。同时，在对主人翁的一些“怪异行为”的记录中，讲述了一些土家人独特的山林认识，譬如“万物有灵”式的“仙药”，譬如对山林的敬畏对“山神”的祭拜，譬如对草药邻居们的“尊敬”。“药匠”就是产生于土家人山林认识的世代积累之中。“药匠”梁清智继承了土家人对山林溪峒的深刻而又独特的认识，这种知识背景正是被选为传承人以及以后成功的主要因素。

其次，《药匠》故事告诉我们，“药匠”是应对环境挑战的土家方式。故事强调山林生活时时面临的危机，其中又以毒蛇咬伤和坠崖骨折最普遍和最危险。土家族的草医草药传统，是消除山林威胁的必备工具，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专长。《药匠》的“它者”视角，主要聚焦在不同于现代医学的新奇之处上，突出表现了基于比较之中的土家草医特征。但是，药匠梁智清的神奇接骨术，并不是只有新奇。与我们更熟悉一些的中医、西医骨科理论和技术相比较，其中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譬如他们对骨骼恢复再生功能的认识，譬如他们对山中草药性能的了解，譬如他们对各种辅助器械用法的熟悉。其实不仅是骨折，对更加致命的毒蛇咬伤，土家族“药匠”们有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精深认识和治疗技术。只是因为时间、条件的限制，《药匠》没能更加详细的纪录。或许，《药匠》故事可以提醒现代医药业者们去寻找发现土家“药匠”的秘方，可以提醒我们去吸收少数民族优异科技成果。但是，《药匠》探索土家文化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至少重心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借助“医药”这样一个容易理解可以比较的角度，进入和了解土家社会，展示土家人的文化系统。根据《药匠》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土家人“落后”贫困的生产生活和迷信愚昧的思想观念之间，也有可以媲美于“科学”的成就存在。其实，用最为人们熟知的多元进化理论来阐释土家人的文化，可以表达为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两个侧面：某些我们常见标准下的愚昧落后，只是为了适应特殊环境的“特殊进化”；类似药匠接骨术一样的许多科学技术成果，表现了土家人并不落后的“一般进化”进程。

其三，透过《药匠》故事，能够体会到土家人特有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因为《药匠》采用的是具体形象的故事讲述方式，比较抽象主观的思维特征和价值取向没有直接的归纳和表述；正因为《药匠》故事的具体形象方式，土家人的思维特征和价值取向必然体现在故事过程和人物描写之中。也许，作者的本意并不追求这种比较枯燥抽象的文化探究，甚至尽量避免过分理论化的表现，以免影响故事的生动和趣味。但是，影视作品的形象展示特征以及学者的职业兴趣和学术敏感，使之在故事众多有涉及。譬如老药匠梁民隆对草药及其生长环境的拟人化理解和解释，譬如周边人们对神灵的实用主义态度，都应归结于思维特征。譬如对师傅陈祖清的敬仰崇拜，更是不同价值取向的表现。梁清智所说的“玩光棍”的组织，是指晚清、民国年间的会党。与之同时的“神兵”，更早些时候明代清代的白莲教，都是“狠人”，在土家人中有很高的社会声望。

《药匠》的人类学讲述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土家文化不断地汲取外来文化成果，因而不断地发展进步。梁清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对土家药匠传统的继承，也在于他的学习和融合。“光棍党”封刀接骨绝技的传入是一个偶然，但土家族溪峒生活危机的迫切需求使这种偶然成为必然。千百年来，无数次类似的“偶然”在梁智清之类的土家药匠手中积累起来，才有今天的神奇。其实，梁清智的变化和学习不仅仅只是师从陈祖清。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合作医疗运动里，他参加过“赤脚医生”培训班，因此学会了许多现代医疗工具的使用方法和相对现代化的病因解释；村子的卫生所里当兵时学会了做医生的田姓妹夫，给梁智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仅只是医药领域，土家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在学习和吸取中发生巨大变化。也不仅仅只是今天，千百年来的土家人，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吸取能够改变生活的新技术，因此而不断发展和进步。也不仅仅只是土家人，中国、世界各民族莫不如此，学习和传播本来就是文化发展的通例。

人类学方法强调实地观察和亲身经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文化规则、特征往往不是现成的条款，而是弥漫在日常的行为举止之间。《药匠》文化研究的影视方法，有通常的论文著作无法企及的表述优势，势必引起论文著作难以企及的影响和作用：因为更加直观和生动，更能引起大众的关注理解，而不再只是专业圈内部流传的狭窄话题；因为更加客观和鲜活，学界读到的不仅只是观点，甚至主要还不是观点，而是文化本身。同时，因为影视手段的现场记录，许多本不在作者视野之中的内容也被留下来，譬如土家语、吊脚楼、服饰等等，能让更多的研究者从中受益。

当然，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要求来看，总会有自己的不满足。作为关心和研究土家文化的同行，除了希望作者们生产更多的《药匠》类影视作品以外，还为《药匠》的某些讲述没有更深更细而遗憾。譬如梁智清生活的社区包括他的家庭，譬如“药匠”的现代传承、新一代传承人特别是梁智清的传承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