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芝芸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端午作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民俗文化节庆日，由来已久，对其起源，学者们作了大量的考证与辩析。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端午起源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学说。一是纪念屈原说、二是纪念伍子胥说、三是恶日说、四是夏至说，此外龙图腾祭祀说等[1]。在这种种学说中，无论是否认同端午起源于纪念屈原，学者们普遍认同端午节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历史过程,完成从单纯禁忌向兼有纪念屈原综合性质的节日转变”[2]。

几乎是从春秋战国时起，端午节便与屈原紧密相联，端午节这个民俗节庆因与屈原的关系而开始参与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文化传统的传承。两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以屈原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传统。尽管有学者从丰富端午文化的角度指出：“现在的端午节只讲它是一个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未免过分强调了特定地方的纪念性内容,夸大了利用其政治性的功利目的,这就从整体上冲淡并损害了一个全民共享的祝福祝寿、期盼吉祥的美好节日,应当抢救并保护端午节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3]。历朝历代，有无数文人以其诗文或人生实践践行着以屈原为代表的人文传统。而这一传统，在20世纪的中国，由于老舍的出现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诠释。

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从屈原到老舍，形成了一条绵绵不绝的人文精神传承的大河。

一、哀民生之多艰的生存关怀

屈原在其《离骚》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对于黎民百姓生存状态的关注，是自屈原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深切关注的视域。作为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虽然屈原一生一直处于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但他总是心系黎民百姓，把百姓的生存疾苦放在心上。

屈原主要的政治理想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希望有圣君贤相出现，在他们的治理下使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得以改变，使楚国强大起来，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可见，屈原的“美政”思想中除了圣君贤相政治之外，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4]；“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5]。

可见，屈原心中的美政，就是由圣君贤相来解决民生疾苦问题，以致民于康乐之境。屈原眼中的圣君贤相，其旨归是心系百姓。他们应是在忠君爱国的，也是关注黎民百姓的疾苦的。

而屈原本人，则如他在《离骚》一诗中所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4]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古代贤臣“忠”的美德，而这美德是不仅忠于国君，也内含爱民亲民的因子。在屈原身上，爱君即爱国，爱君爱国也爱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身受楚国百姓爱戴的重要原因。

作为20世纪文学大家的老舍先生，是许多人心中的屈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以至整个的中华文明史上，他最敬佩的是屈原，屈原的诗艺，人品和气节”[6]更有许多人如巴金、季羡林，叶圣陶先生等都将老舍之死与屈原联系起来[7]。虽然屈原与老舍相隔久远的历史时空，但学者普通注意到他们在精神与类型上的惊人相似。这精神就是人文精神，这类型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屈原与老舍都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而老舍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传承与发展了屈原的人文精神。

从老舍作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对百姓生存困苦的真切关注。老舍作品一直致力于描写普通民众，特别是北京下层市民辛劳困苦的生活。

老舍把目光集中到都市的底层贫民，关注、思考、表现他们的命运，《骆驼祥子》中写了乡下出生的祥子流离失所，到北京当洋车夫，并表现了祥子这类北京车夫的苦难生活，还写出了大杂院生活的人们极其苦难悲惨的生活。《月牙儿》写了母女两代为生计被迫为娼的悲惨遭遇。《我这一辈子》则写了“我”——一个普通的巡警从清未到国民党统治时期50年的经历，作品中还写出了众多普通贫苦的市民的悲剧命运。

老舍自身出生于下层旗人之家，家境十分贫苦，他的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也写出了清朝末年，普通旗人生活的窘迫，连老儿子出生贺喜的费用也让母亲为难，人们普遍生活贫困的境遇。

关注民生疾苦，是屈原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重要层面。从屈原到老舍，无数文人骚客在他们的诗文中，在他们的人生实践中切实表现了深切的关怀。沿着这种思考与关注，到20世纪的初，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民生疾苦地同时，更多地关注民族灵魂的重铸。鲁迅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而老舍先生也是切实的践行者。

二、重铸民族灵魂的精神关怀

作为屈原人文精神的传承者，老舍不仅继承了屈原以降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关注民生疾苦的一面，还更多地关注着中华民族心理的病苦，这又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对屈原精神的发展。老舍的小说多写北平市民生活，他不仅在于写出普通市民生活的困苦，更多的是通过市民形象的描写，解剖了国民性。《二马》就是老舍有意识地解剖国民性的作品。他说：“写这本东西的动机…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8]

在《二马》中，老舍感叹：“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9]。《二马》中的马则仁是一个“出窝儿老”的典型。他缺乏自我意识，一辈子没有用过脑子，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在一件东西上盯过三分钟，其思想和行动则完全受传统观念支配。由于偶然的机遇，他到了伦敦。在伦敦，他总想讨好外国人，处处表现出奴才性。正如学者评论的：“作品对这一人物的描写是真实而深刻的，其典型意义已经超出了对市民的针贬，而成为对整个古老民族国民性的批判。”[10]

从《二马》开始，老舍的许多作品明显地表现出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与批判。《猫城记》以讽刺寓言体的形式对古老民族的国民性进行了剖析。《离婚》中通过张大哥的形象批判反思国人折中、敷衍、妥协的人生哲学。张大哥有一个小康之家，为人安分守己，对一切事物都折中、敷衍，从他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消极的一面。

《断魂枪》以武术文化象征中国传统文化，写出了处于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三种不同的文化心态。而主人公沙子龙的消极、保守的态度，正是国民性消极面的表现。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复杂地态度。《刘天赐传》则以一个弃婴刘天赐的成长过程，写出了国人在下一代培育问题上的落后性，揭示出中华民族出窝儿老的生命历程。《四世同堂》不仅写了抗战中北平沦陷后普通市民的苦难生活，也通过四世同堂的祁老太爷的生活态度与文化态度清楚地表达出对于保守苟安的生活理想的批判态度。

老舍的作品中一直贯穿着对国民精神心理的反思，关注着国民精神的重建。正如傅光明先生所指出的，老舍先生跟鲁迅一样：“他们有跟屈原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有独立不羁，有狂狷耿介，有理性反叛，有韧性战斗，有舍身报国，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自甘背负起精神十字架，虽然或许老舍没有鲁迅思想家般清醒的“启蒙”“救亡”意识，但他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文化批判中所表露出的宗教般的救赎意识，在现代作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投入太平湖也更具有屈原色彩[11]。

应该指出的是，不仅老舍的投入太平湖具有屈原色彩，更应该看到的时，包括老舍等在内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等对国民精神心理批判的反思与批判，是屈原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由关注民生疾苦的自然发展。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虽然仍常在苦难中生存，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目睹了千年文明古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以及先辈有识知识分子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而进行各方面的探索失败后，清醒地意识到了国民精神心理沉疴，于是有了“新民”、与“立人”的迫切要求，这使得自屈原以来千年传承的历久弥新的爱国爱民思想上升到了批判国民性的高度。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是最为有力的批判者，而老舍先生也是其中影响巨大的现代作家。

由对民众基本生存的关注上达关注民众精神病苦，是屈原爱国爱民精神在新的历史下的发展与深化，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爱民的深层次表现。而老舍创作中不仅从这两方面传承了屈原精神，其人文精神还进一步地表现在对人类本性的终级探究。

三、探究人类本性的永恒关怀

老舍先生由爱国爱民到关注国民精神重建，再到关注人类本性，揭示人心与人性所可能的深度，使得人文精神超出国界也具有了人类关怀的终极意义。

在这方面，老舍的杰出代表作《骆驼祥子》就是其一。对此，老舍先生自己曾说：他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12]《骆驼祥子》写了一个由农村到北京城谋生的车夫祥子的悲剧。他年纪青青就失去了双亲，十八岁就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城谋生。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最后选中拉车这一行。通过三年的努力终于买上了辆新车，希望就此一点点积累，买上第二辆车第三辆车，甚至开车厂子。他还憧憬着以后能娶上一个乡下来的，能洗能做一清二白的姑娘共同生活。就这样祥子带着一个乡下来的年轻小伙子对生活的希望开始了他在北京城中的奋斗。在他身上，体现出纯洁善良、好强向上的精神品格。正如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这时的祥子，浑身是劲，就象一棵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但是，祥子未能始终保持好强向上的精神面貌。首先他连人带车被大兵抓差，后来人虽保全，但车却没了。虽然捡到三匹骆驼，返回北京城途中卖得了三十五块大洋，他由此基础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奋斗，但这时的他不再象以前拉车时顾及同行，同情老弱病残，不争抢生意，而是抢上买卖就跑，不管背后跟着多少叫骂声。而在经历了好不容易攒下的准备第二次买车的钱被孙侦探强抢，与虎妞结婚后用虎妞的钱买了辆八成新的车后又因虎妞的难产去世而卖车葬妻以及他最后一线希望，也是他在患难中逐渐互生好感的小福子因不堪下等妓院的凌辱而自杀身亡后，祥子完全向命运屈服了。他完全放弃了过去的追求，而沦为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他身上的那种种美好品德不见了踪影，过去那种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与人生目的更是荡然无存。

就这样，一个纯洁善良向上的灵魂堕落成一个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他没有了心，没有了起码的人性与人格尊严。

对于老舍的《骆驼祥子》，王润新先生在《老舍小说新论》中指出，“这是一部探讨心灵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通过一个车夫的堕落探讨了人性丧失后人心的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由此达到了对人类心灵的追问。”[13]

屈原的《天问》从天体问到人事，其中也包含有对人性的追问。如“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14](屈原《天问》)追问为什么舜帝友爱他的弟弟，弟弟还是对他加害。而哪何肆如同猪狗，丧失人性的人却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其身并不危险失败？

当然，在屈原的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探讨并没有形成深入系统的思考，但从他的《天问》中，我们还是能感知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对人性本身的思考。自屈原后，国人对人性的探讨最有名的当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但人的本性是一个千古难题，人类对自身本性的探讨也难以成就定论。故对本性是善还是恶的探讨也就永远不会停止。

在20世纪的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有的人物似乎天生就是恶的代表。如《老张的哲学》中那个身兼兵学商三种职业，信仰回耶佛三种宗教，一切唯钱是图的老张，便更多地是复杂人性的人物。而祥子由一个人性善良的人变成人性丑恶者，则体现出作家对人性的思考。

当然老舍先生也不是抽象地人性探讨，而是把人类自身本性的探讨放在了20世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这里既有社会政治环境，也有城市文明环境，还有两性关系诸种环境。在这种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祥子遭受到恶劣社会政治环境(兵匪作乱)、城市环境(赌博、酗酒及娼妓等社会病胎)及两性关系(主要是与虎妞两性关系中的被束缚)多重的打击，而最终放弃了向上的愿望，逐渐丧失了原来美好的人性，堕入性恶的深渊。

综上观之，在老舍的作品中，既有对民众疾苦的关注，也有对民族精神重建的努力，还有对人类自身本性的探讨，这三者既是人文关怀的三个不同层面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穿，持续关注的问题。在这中间，老舍以其自身的创作上承屈原的人文关怀，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文人知识分子一道，接过了屈原人文精神薪火传承的接力火炬，并做出了进一步地发展深化。而老舍先生蹈湖身殉的举动，更让人将其与屈原联系起来，他们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高举人文精神旗帜杰出之士。

参考文献：

[1] 黄珍.20世纪80年代以来端午节俗研究述评[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

[2] 晏波.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与民俗的初步形成[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40.

[3] 乌丙安.文化记忆与文化反思———抢救端午节原文化形态[J].西北民族研究，2005(3):74.

[4] 屈原.离骚[M].

[5] 屈原.九章·抽思[M].

[6] 阎焕东.睡吧，在母亲的怀中！——关于老舍之死[J/OL].http://wenku.baidu.com/view/04ff4b2fb4daa58da0114ad9.html.

[7] 傅光明.老舍之死的文化类型[J/OL].http://www.laoshexue.com/Research/show.asp?id=352.

[8]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M]//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9] 老舍.二马[M].

[10]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11] 傅光明.鲁迅与老舍[EB/OL].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909/25344.html.

[12]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M]//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3] 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4] 屈原.天问[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