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苑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

从小说创作看新月派文人对现实矛盾的解析

张惠苑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

新月派文人向往着西方的民主自由，讲求的是绅士的风度和做派;但同时其思想内核又摆脱不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的复杂性折射在他们看待现实的眼光和态度中。从新月派文人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新月派文人对现实矛盾解析的有失肤浅和力不从心。

新月派;小说;现实矛盾

新月派，就是现在看来都是个文人圈中少有的高档加高尚的充满魅力的文学流派。说它高档，因为围绕在新月派周围的都是当时文坛中最有影响的文坛领袖级、灵魂级的人物，他们大多有着海外教育的背景、显赫家世或丰厚的家底。说他们高尚，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文学理想是“健康”、“尊严”，显然这是超越当时现实的一种理想化的高尚追求。但不要忘了这些穿着洋装的中国绅士们根深蒂固地受着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当西式的做派与思想综合上儒家的文化精髓时，新月派文人们无论是看待时事还是文学创作都会显示出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文学流派的特质。

一、小说世界中的人生百态

新月派的文学兴趣主要集中在散文和诗歌的理论和创作上。正像有人总结的那样:“但在新月派的文学世界中，小说的位势便相当的薄弱，这不仅因为新月派的人事构成中小说家天生无多，而且因为新月派的绅士文化兴味与小说表现的基本样态并不十分的契合……”［1］(P425)的确诗歌和散文的文体特性十分契合新月派文人所追求“精神上不受拘束”的绅士文化风格［2］(P141)。但是，小说作为再现人生最有力的表现方式，更能够反映一个流派对世界的认知和他们的思想倾向。更何况新月派文人创作的小说虽说数量不多，但很多作品质量上乘，表现手法十分现代。对这一流派创作的小说进行研究，更容易让我们走近他们的精神世界。作为新月派的主要小说作家，凌叔华、林徽因、徐志摩创作的小说从小处着眼，一桩家庭的琐事，几个生活片段，主人公的一段意识流展现的却是人生百态中蕴含的种种矛盾样式。

(一)解不开，理还乱——内心隐秘情感的呈现

首先新月派的小说家们十分善于扑捉人内心深处隐秘的情感。在林徽因的小说《窘》中，三十四岁的维衫爱上了朋友少朗十六岁的女儿芝，年龄、辈分、思想上的差异，让维衫时时陷入感情的尴尬当中。这是一个年近中年的男子向往青春、渴慕爱情的情感冲动与年龄、身份的不相符而产生的矛盾。徐志摩的《两姐妹》讲述的是两个独身未嫁的姐妹安栗和玛各。孤独封闭的生活让她们对生活有了一种几乎变态的心理:一边十分好奇地偷窥佣人和邻居的私生活，一边因为自己已经不可能得到正常人的情感和快乐，而对别人的生活百般挑剔。安栗最后的内心独白才是她们内心真正的矛盾所在:“这二十几年真是过得不可信!她现在已经老了、是废人了，是真的吗?生命，快乐，一切没有她的份了，是真的吗?每天伴着她那神经错乱的姐姐，厨房里煮菜，客厅里念日报，听秋天的雨声叶声，听春天的鸟声，每晚喝一杯浓煎的可可茶，白天，黑夜，上楼，下楼……是真的吗?”［3］(P26－27)徐志摩的另一篇小说《一个清清的早上》，通过已经不再年轻的咢先生早上在床上的意识流动，表现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复杂心态:“什么战争都有法子结束，就这男女性的战争永远闹不出一个道理来，凡人不中用，圣人也不中用，平民不成功，贵族也不成功。哼，反正就是这么回事，随你绕大弯儿想去，回头还是在老地方，一步也没有移动。”这些都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时时攒动，但又不可言说的对于青春、人性等的困惑。

(二)跳不出的怪圈，逃不出的牢笼——家庭矛盾的种种真相

新月派小说中的家庭矛盾都是发生在新式知识阶层的家庭中。比如在凌叔华的《花之寺》中妻子燕倩与丈夫幽泉开了一个夫妻间的玩笑，又在玩笑中巧妙地试探丈夫。《病》中，丈夫芷青得了痨病，妻子玉如为了送丈夫到西山疗养，瞒着丈夫在外伪造书画挣钱，结果却引来了丈夫的怀疑。这些夫妻间的小摩擦、小情趣其实很贴近新月派文人自己的生活现实。如果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中优雅的玩笑、温馨的误会还不能真正表现出家庭内部的种种真相的话，凌叔华也有一些作品尝试着表现上层家庭中的种种虚伪和无聊。《有福气的太太》中的章老太太，看似儿孙满堂，对她孝敬有加，可是一次无意的偷听，揭穿了所有人的秘密，看似圆满和睦的一家人却各怀鬼胎。家庭矛盾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封建家庭对人性的压抑，从而酿成了许许多多的悲剧。其中对于女性的悲剧，虽然作家采用不温不火的笔法表现出来，但是其中的心酸仍能让读者感同身受。凌叔华的《绣枕》中的大小姐，两年前家人为了攀白总长家的亲而让她精心绣制的绣枕，两年后却被当作垃圾重新回到大小姐的手中。故事虽小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礼教教育下的深闺小姐在自己幸福面前的逆来顺受。《李先生》中的李志清，一个为了自己的母亲和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错过了结婚年龄的善良女人，从不欠别人的东西包括自己的亲人，一味地为别人付出。但最后当母亲去世，哥婶各立门户时，留给李先生的只有内心的孤独及与家人相处的尴尬。林徽因的《绣绣》是这类作品中最为感人的一部，父母双在却生活得如同孤儿的绣绣是这个不幸家庭中最无辜的人，同时也是最受伤害的人。父亲有了外室抛弃她们母女，母亲因此而变得乖戾粗暴，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以至于最后绣绣的死被人看成是她最好的解脱。新月派的小说中也有不堪忍受大家庭对人性的压抑而大胆反抗的叛逆者。林徽因笔下的吉公(《吉公》)热爱机械，生活在大家庭中无法选择个人的爱好。个人理想与父权的矛盾，个人婚姻的选择与封建礼教的矛盾，让这个有理想有作为的人终于走出了家庭，开始自己的生活。

(三)围困、挣扎与反叛——社会矛盾的凸现

李健吾曾经这样评价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4］(P67)林擅长于用几个生活场景巧妙串接来展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首先是主仆之间的矛盾。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矛盾，上层富足生活与下层窘态生活的对比……在新月派反映社会矛盾的小说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这种阶级的矛盾。女佣文珍(《文珍》)这个如晴雯一样刚烈聪慧的下女，清楚地认识到在有钱人家里一个女佣的命运，不愿让别人来摆布自己的人生，大胆地与自己心爱的人逃离封建的牢笼。其次是国家矛盾。再活得潇洒、自由的资产阶级上流知识分子也摆脱不了弱国子民任人欺辱的国情。凌叔华的一些作品也反映了国难当头的民族矛盾，笔调温和却耐人寻味。在《千代子》中，从以千代子为代表的日本人对支那小脚女人的歧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异国的尴尬处境。《异国》中的蕙，生病时刚刚得到了日本护士们的热心照顾，就传来支那人杀了日本人的消息，之后所有人的态度又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蕙又重新回到了孤独寂寞，受人冷落的境地。

二、遭遇现实的窘态

新月派作家善于发现种种矛盾，但是面对现实矛盾时就会表现出驾驭现实的力不从心以及解决矛盾时的怯懦。新月派文人面对现实的窘态源于小说的作者狭小的生活圈子和优越的生活环境。新月派文人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情感能表达得轻车熟路，但是一遇到活生生的现实，在认识和表现上就会显得有些肤浅。从他们小说取材范围的狭窄、对现实表现深度的有限不难看出他们的力不从心。对此，徐志摩也早有认识，他曾经十分诚实地承认:“我实在不会写小说，虽则我很想学写。我这路笔，也不知怎么的，就许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5］(P426)《春痕》中，当逸再次遇到已为人母且身材臃肿的春痕时所表现出的失望和无措，让我们可以看到逸思想上的局限，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思想的局限。面对凸现在眼前的现实生活的真相，主人公和作家惟一能有所反应的就是措手不及的恐慌。凌叔华的小说再精巧也脱不了闺阁中的夫妻小情调、闺秀们的闺怨、大家庭妇女家长里短的范围。她擅长于描写女人的心理，简单的个人、家庭、社会矛盾，但在把握这些矛盾时又表现出简单化倾向，挖掘不出产生这些矛盾的深刻根源。如《他俩的一日》概括地说就是小资夫妻间恩爱的作秀而已，谈不上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就是《花之寺》也因为内容上的单薄而在当时被许多评论者认为名不副实。林徽因的小说在现代派的小说技巧上运用得很好，她在《九十九度中》对生活中的矛盾截取横断面加以集中的表现，但可惜的是只是停留在现实生活的表面再现，远没有做到深刻挖掘。她的其他五部小说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可以表现得更加饱满和真实，可是林的处理总让人觉得点到为止，虽有意犹未尽的况味，但终是缺了那么一点大气和力度。有学者这样评价凌叔华的小说:“她心仪契诃夫，但缺乏像来自社会底层的契诃夫那样对痛苦人生的深切体验，只能学契诃夫的‘外冷’，无法得到他的‘内热’，震撼心灵的力度是缺少的。此外她出身的门第以及出嫁后的绅士淑女家庭生活，使之视野始终未能越过院墙，必然失缺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6］(P127)这种评价也可以移植过来，为整个新月派的小说创作做总体评价。他们努力学习的“外冷”，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外国文学技巧的影响，更多地实际上是为了掩盖自己对现实认识不足的故作镇定而已，他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始终停留在从上而下的俯视当中，脱不掉小资的姿态，更谈不上对劳苦大众真心的体恤。

面对现实，新月派文人们不可能降下绅士的架子突入到现实的底层，用血和肉来表现原生状态的生活。这就决定了在新月派的小说中矛盾的解决往往呈现出一种犹疑不决下的不了了之。面对个人情感的矛盾，新月派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表现出一种恍惚、虚幻的状态，缺少直面矛盾的勇气和解决矛盾的果敢。在《窘》中，面对尴尬，维衫只有带着窘态之极的心境，匆匆地离开了北京。《一个清清的早上》中的咢先生面对自己的情感也只是在床上反复琢磨、思量，最终也没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来。在家庭矛盾中，矛盾解决是一种妥协和彼此的回避。《花之寺》中丈夫掉进了妻子设的陷阱，来花之寺赴陌生女人的约了，此时妻子的出现本应该是矛盾的激化的最佳契机，可是凌叔华用丈夫的一个反诘“我就不明白你们女人总信不过自己的丈夫，常常想法子试探他”封住了妻子责问，软化了矛盾让它不了了之。《太太》中太太嗜赌，忽略了家里的女儿，所有的家事，甚至当去丈夫出门做客的皮袍来做赌资，结果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丈夫摔门而去，太太仍旧拿着当掉皮袍的钱打牌去了。新月派小说中家庭的矛盾就像处在99℃的水中，永远没有达到沸点，但是很烫，煎得每一个人都很难受。没有解决的矛盾使每一个人都处在十分不自在的窘迫状态。面对社会矛盾，新月派的小说往往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对于矛盾的展现是温和、含蓄的，对于矛盾的解决总是呈现出不知所措的无能为力。凌叔华的《开瑟琳》从一个孩子的视角表现在上流社会家庭中的阶级差异与歧视，因为采用了孩子的视角，过错也是由孩子引起的，所以弱化了矛盾的根源，事情的后果也显得是非不明。在表现民族矛盾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不知所措的无能为力。《千代子》中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教育，误导了日本人民。日本人对支那小脚女人的歧视，凌叔华在作品中表现得冷漠、平静。与其说凌叔华这种冷静的叙事隐藏了自己对现实的真实态度，不如说是她自己对作为弱国子民的中国人在他国备受欺凌的现实的一种无奈接受。

三、尴尬和窘态背后的探源

为什么新月派小说家们面对现实矛盾不但一方面会表现出无所适从的尴尬，另一方面又能在小说中巧妙地将这种尴尬隐藏，表现得如此镇定?从新月派的背景和思想倾向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并从中可以发现这一流派值得让人深思的特质。

新月派作家因为对生活的认识肤浅，而限制了其小说选材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作家的出身背景中找到原因。众所周知，新月派的作家们大多出身显贵。凌叔华的外祖父是广东书画专家，父亲出身翰苑，家里文人骚客，丹青高手往来不绝。本人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年后又嫁给文坛才子陈西滢。林徽因成长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林长民官位显赫，并与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私交甚笃，16岁就随父亲游历欧洲，与夫君梁思成留学美国，可谓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徐志摩出身浙江海宁硖石富商家庭，留学欧美，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思想他的性灵都是康河开启的。可以说整个新月派就是有梁启超这样的文坛泰斗撑腰，文坛领袖胡适挂帅，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海归的风流人物做中坚力量，以及凌叔华、方令孺、林徽因这样的文坛女杰锦上添花组成的。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以及个人的交际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如鲁迅、茅盾一样对现实的真实和残酷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凭借想象来表现他们所体悟的人生。尽管他们对社会矛盾表现得精致、高妙，但是绝对做不到深刻，更不能给人一种有力的感召与启示。

新月派的思想倾向也同样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矛盾的开掘，造成了他们面对现实的尴尬。新月派的文人们讲求着绅士的风度和做派，向往着西方的民主自由，“较为严整、系统的西方文化修养和较长时间的西方生活的体验，使得新月派文人已经习惯于从西方资本主义实践理性的视角看待各种政治问题，因而他们的各种思考都很自然地从‘政府’、‘宪法’、‘人权’等方面有序地展开，有别于从深刻的社会思想和民族性方面展开趋向于复杂的探寻的精英思想家，有别于从明显的世道不平和阶级差异方面展开趋向于简单斗争的平民革命家”。他们用西方的理论，绅士的温文尔雅，稳重端庄来解读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实，自然会暴露出不切实际的幼稚。他们有着穿着西装的绅士外表，骨子里却流淌着儒家思想的血脉，这是他们再怎么脱胎换骨也改变不了的现实。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说过:“儒家的仁学则构成他们人生哲学的基本特征，孔子仁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或理性的态度，不使用某种神秘的狂热，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对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获取某种平衡。”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用理性的精神和态度规范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新月派文人的绅士涵养和态度，让他们的绅士气质中国化。同时，因为在思想中有了这种传统文化特质，使新月派的小说家们在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理想与现实中国制度上的混乱、人们意识上的落后的差距时，他们不仅能很快地从这种落差中适应过来，同时对现实的矛盾解决也会采用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来应对。实际上这就是现代文人面对现实的一种选择倾向，有闲阶层高高在上的心态不可能对现实有深刻的体悟，绅士信仰让他们对现实矛盾不自觉地会采取回避与冷漠的态度。故这种复杂的思想倾向直接导致了新月派文人对现实矛盾的理解仅能停在肤浅的小感悟上，没有穿透现实的洞察力和震撼人心的号召力。

所以新月派文人的小说就像西餐桌上的一道精致的甜点，看是好看，但绝对不能填饱肚子，它只是沙龙里太太们显示家中品味的小兴趣而已。要了解社会真相，探寻人生出路，新月派的小说着实太嫩了点，还是要看鲁迅、茅盾、巴金、七月派小说家们为我们烹制的原汁原味的人生大餐。

［1］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英］丽月塔．绅士道与武士道［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3］徐志摩．徐志摩文集·小说集［M］．上海:上海书店，1998．

［4］李健吾．咀华集·九十九度中［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5］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6］陈学勇．论凌叔华小说创作［J］．中国文化研究，2000，(1)．

Abstract:Literatus of Xinyue school yearn towards the western democracy and liberty and imitate some certain gentleman grace and styles．At the same time，they can not get rid of those deep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on their thought．From the Literatus’works of Xinyue school，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y analyze the contradiction in reality．

Key words:Xinyue School;Fiction;Contradiction in reality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 in Reality from Novels of Xinyue School

ZHANG Hui-yu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I109．9

A

1008—4444(2010)03—0058—04

2010－04－08

张惠苑(1977—)，女，湖北荆门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