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学军

(广西大学，广西南宁530004)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黎学军

(广西大学，广西南宁530004)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儒学;精神家园;生活化;例外

儒学日常生活化有两个产生原因: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即将冰冷的政令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标准，通过“孝”道使儒学入家，最终使政治与家法不分畛域，家国合一;二是学术民众化与学术主流化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果。

一、儒学人伦日用化之究竟义

儒学的一切，都应从“生活本源”说起［1］(P185)。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人伦日用”是一复合词，多用于宋以后儒家著作中。所谓“人伦”也即“人道”，指“约束和制约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的道德规范”，在儒学经典中其定义指的是尊卑有序。《新书·服疑》曾云:“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如孟子云:“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①《孟子·腾文公上》又如荀子所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谓大本。”②《荀子·王制》。儒学社会的秩序就是建基于这个“论”或“五伦”之上。“日用”见于《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这是说，“‘道’无所不在，体现在人性上就是‘善’，百姓日用生活无不受‘道’的支配，但对之缺乏正确的认识与领会”［2］(P192)。朱熹言:“而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又言:“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③《朱子语类·论语二十二·先进篇下》。在朱熹看来，圣贤气象与“乐其日用之常”是分不开的。陆九渊与朱熹在此问题上的看法类似，他说:“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④《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就日用处开端”就是要人们把伦理道德贯彻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切不假安排，“本心”会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事情中自然显露出来。所谓儒学“人伦日用”化，可解释为人们自觉把儒学理论体系贯彻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之奉为为人处世的标准。

中国的家庭制度一直是社会稳定、历史连续和个人安全的根源，一直是保证社会一致及压抑个人能动性的主要工具。家庭是社会组织的模型，个人身份首先通过家庭内的角色与关系教化得到实现，然后再体现到更大的共同体范围中去［3］(P100)。社会有各式各样的群体，在农业社会，家是君主秩序的基本组织单位。中国的“家”好比马克思的“商品”——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马克思通过商品这个概念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家”是儒学社会的细胞，理解了“家”，则可以顺次理解儒学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4］(P354)。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有的只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就是说中国社会只是家人父子兄弟姐妹的集合体。他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

。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互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推家庭。”［5］(P81)我国在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开始出现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夏商西周的农民都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经济活动［6］(P1)。先秦时期形成了所谓“六亲”或“六戚”的概念，即“父母兄弟妻子”。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①《史记·商鞅列传》，强制拆分主干家庭到很小的规模，从而导致家庭的核心化——“父母妻子”式的“五口之家”成为最完整的理想家庭模式。六朝贵族的家长在教育方面，把儒学经典作为一般教养对贵族子弟进行灌输，这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即使父子、兄弟、夫妻这样最亲密无间的关系也都要严格遵守文字化、制度化的儒家礼制。诸如“居丧法度，吉凶书记”②《魏书卷36·李顺传》、“门内之法”的家规广泛地被社会各阶层所引用③《魏书卷45·辛绍先传》，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指定为婚丧嫁娶、人伦日用的标准。

儒家为了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有意将整个社会家庭化，视社会为扩大了的家庭［7］(P197－198)，并且把维系家庭的伦理标准推广应用至整个社会。杜维明认为:“对于‘有机’社会的团结稳定来说，家庭的凝聚力是一种粘合剂，各种自愿联合为强健而有活力的经济提供建制性的基础结构，一种有凝聚力的家庭系统确保了一支训练有素而可靠的劳动力队伍。儒家认为:调节有度和繁荣兴旺的各种家庭，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根基。”［8］(P212)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家庭是一个小国，国是一个大家庭，而家庭最重血缘亲情。儒家根据这种社会状况，提出一系列的思想，如忠孝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等，对维护这种血缘亲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儒家思想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所推崇。在封建社会，不管统治者还是下层老百姓，都需要用儒家思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或维护自己的生活秩序。儒学因此形成了它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本质特征，即认为个人的德行，乃至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都必须在以家庭为起点所建构的社会伦理生活(“礼”)中实现、完成［9］(P809)。徐复观认为:“儒家精神所贯注的家庭，其本身即是一圆满无缺之宗教;故不须另有宗教。而落实下来，只是孝悌二字，出自人心之自然流露，行之皆人情之所安。故自西汉起，儒家精神通过家庭浸透于社会，其功效最为广大，最为深厚。”［10］(P180)

儒家试图赋予政治话语一种家庭的向度，中国政治儒家化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使政治与伦理的领域纠缠难解。主导家庭关系的伦理自然地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蕴涵。当下，虽然基于三纲之上的主导模式已丧失了其相当的说服力，但在家庭伦理中，等级、年龄和性别的意义仍然重要［8］(P200)。

二、儒学入“家”途径考

儒学“人伦日用”化的例子早已有之，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三代以降、世衰道微、礼崩乐坏之际，孔子试图以“仁”复“礼”，具体表现就是以“入则孝”、“出则悌”④《左传·文公》云“孝，礼之始也”。，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日常生活进至为“礼”，继而终达“执政合法性”。孔子对宰我问“三年之丧”的回答，更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儒学“人伦日用”化的重视。

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⑤《孟子·离娄上》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换为人情日常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合为一体［11］(P14)。孟子还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⑥《孟子·梁惠王上》即只有家国合一，政权方能长治久安。梁启超认为，儒家一切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者”为其范围，而政治为人生之一部门，而儒家政论之全部，皆以其人生哲学为出发点［12］(P85)。

汉儒企图把自然规律及社会规律都纳入一个统一的宇宙图式中，以无形之范畴形式替代有形的图腾。到董仲舒那里，人对规律的认识(天意)是依赖自然的天(阴阳、四时、五行)来呈现自己的。前者是谓词，后者是主词。董仲舒认为，“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①《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意为世间万物及作为社会尊卑、伦常，都只是主词在世间的机械推演。他同时把“孝”引入到“天道”之中，天子应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②《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诸侯以天子为父，民众则以各层级官吏为父。统治者并将“孝悌”作为一种官职，这不纯粹是“新增了一个官职的问题，而是它代表了朝廷的导向，提倡孝，促使百姓向孝、行孝，以官吏作为榜样、表率”［13］(P88)。这样，不仅使得世人臣服于一个固定的宿命，而且使世俗政权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进入了建制化的发展阶段，儒学的教化就成为了统治的需要。在中国传统中，生活化的儒学就像土壤一样，生养着儒学新的生命，它强调人伦孝悌与道德教化，它与广大的生活世界结合为一体。当然，在帝王专制的高压下，生活化的儒学只有含受力，而无真正的生发力与创造力，或者说其生发与创造都只能是在含受的情境下勉强有之［14］(P162)。此后，学者对儒学的研究就具有了功利的目的，或为“仕”，或为“媚”。

李泽厚认为，朱熹庞大体系的根本核心在于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公式:“应当”(人世伦常)=“必然”(宇宙规律)［11］(P219)。这是儒学日常生活化的第二条主线——摆脱天道(政治)的束缚。周敦颐的《通书》提出“诚”这个儒学范畴作为中心概念，并以此将儒家的现实伦常要求与道教的宇宙图式联结起来，试图为宇宙论过渡到伦理学(人世规范)搭上第一座桥梁，他提出的“主静”、“思曰睿”将“阴阳五行”与纯然至善连接了起来。王夫之说:“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③《张子正蒙注·序伦》这点明了宋儒的学术努力——将天道转化为人伦日用的逻辑结构。宇宙论在张载以及在整个宋明理学中，都不过是为了开个头。包括宋、明、清历代编撰的《近思录集注》、《性理大全》、《性理精要》，一开头总要大讲通理、气、无极、太极之类的宇宙观，这仍然是一种前奏，主题则是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仁理”。张载和整个宋明理学都用宇宙论武装自己，是为了建立适合后期封建社会伦常秩序的人性论。从而都是要从“天(宇宙)”而“人(伦理)”，使“天”“人”相接而合一，人性是联结、沟通“天”“人”的枢纽，是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关键［11］(P212)，“天”“人”对话的中介就是人性，它将天地人连接起来。

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明清时代，其专制政治的一切弊端皆已暴露无遗，君主制度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这一时期的儒学家满怀民本思想的情愫，重新审视儒学教化的路径。王阳明的“致良知”则专就日常生活处指点，而且遍及于“愚夫愚妇”。王阳明要强调“与愚夫愚妇同的便是德”。王阳明的后学，特别是泰州王门，强调“满街都是圣人”的观念，喜欢以“端茶童子”之类的眼前例子发明“良知”的妙用。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日常生活化带来一种重点的转移，以前儒者把希望寄托在上面的“圣君贤相”，现在则转而注重下面的普通百姓怎样能在日常人生中各自成圣成贤。可以说，王阳明又回到了先秦儒家“人皆可以成尧舜”的原始命题。明代中叶以后，儒家的基础动向是下行而不是上行，是面对社会而不是面对朝廷［15］(P256－257)。实际上，此时的儒家所强调的儒学日常生活化，目的仍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所谓为“人”的最高品德就是尊重统治者的意志，即“尊尊”，“亲亲”总是居于次要的地位。

三、儒学“例外”原则的提出

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解体之后，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像古玩一样被珍藏着［16］(P518)。援“儒”入“马”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之义，儒学“例外”原则即源出于此“大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现时的、未来的两种理论价值。现时的理论价值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未来的理论价值体现在对共产主义的科学预测中，其中后者与民众日常生活并无直接联系，前者与民众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也没有最直接意义上的关联。马克思更多地考虑将革命理论集中于无产阶级政党，列宁从一个执政者的角度考虑将先进理论从外部灌输进民众的大脑中。如何使理论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集会上，这需要理论创新。如果把传播主流认知的途径称之为“大渠道”，那么传播民间认知的途径就是“小渠道”。实际上，教育渠道的大小，主要是从意识观念的主导性上讲的，若论语义上的大小，“小渠道”才名副其实地“大”且“广”，笼盖了中国广袤乡土的每一个角落，被及凡夫走卒，妇孺老幼［17］(P12)。传统伦理道德对小传统的指导是显而易见的，忠孝节义四个字，贯穿了几乎全部民间所有形式的语言，如乡间戏曲和故事、传说，包括各种舞台戏、地摊戏、说唱艺术及民歌(谣)、俚曲、故事、传说、童谣、民谚、民间宗教的各色宝卷(已化为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等［17］(P12)，它补充了文字书籍记载的不足，民间艺术始终保持着功利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有着诸如认知、教化、抒情、娱乐等功能，为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借鉴。

马克思主义对民众更多地强调为人之道理，将社会转化为一个道德的社群，更多地侧重于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与儒学“亲亲”理论结合，使得民众既“亲亲”，也“亲非亲”。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的普世价值与传统伦理学结合起来，抓住“人伦”才能真正抓住中国人的心，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在于科学利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儒学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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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Abstract:From the historical angel，Confucianis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schools:“main current”and“life”．The former serves feudalism，the latter civilizes the individual to be a“good man”．The analysis of the path of“family”，and the adoption of Confucianist“exception”are doubtedly significant to construct a spirit home of our nation．

Key words:Confucianism;Spirit home;Peoplization;Exception

Path of the“Peoplization”and Principle of“Exception”in Confucianism＆the Confucianism“peoplization”

LI Xue-Jun

(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H02

A

1008—4444(2010)03—0013—04

2010－01－25

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民众化研究”(XGB090327)阶段性研究成果。

黎学军(1972—)，男，广西南宁人，广西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董红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