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475001)

“伤痕”与“反思”小说中“受伤者”的形象分析

李 敏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475001)

“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受伤者”形象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当其为“知识分子”时，常常被设计为“革命知识分子”;当其为“女性”时，常常被想象为等待男性拯救的“少女”形象或寻找父亲的“女儿”形象。在关于“受伤者”的身份设计和性别想象中，既展示着历史与现实的交锋，又演绎着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

伤痕和反思小说;受伤者;身份;性别

“伤痕”和“反思”小说兴起于“文革”之后，它们常常以一个或几个受伤者形象为中心，建构起一个个关于创伤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在新时期讲述的历史记忆，以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故事自然既与它们所写的时代有关，也与写作它们的时代有关。其中的受伤者是故事结构的中心，他们如现实中的人一样具有身份、性别和精神气质等特征，而与现实中的人不同的是，这些特征是被叙事所赋予或建构的。在这些特征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它们既指向书写者的历史记忆，也指向写作时的政治文化语境。笔者试从分析这些受伤者被赋予的特征入手，展现“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受伤者”是如何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被建构出来的，同时反思这种建构的得与失。

一、身份设计中的记忆与遗忘

“身份”是“多种互不相容甚至相互对抗的文化结构(如种族、族裔、阶级、自然、性别、宗教、移民的原籍)的交叉点”［1］，具体到一个社会内部，身份往往指的是阶级身份及社会文化身份。“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相应的身份结构体系，社会历史的转型同时也都意味着身份体系的重组”［2］(P79)。因此，身份是一个游弋于历史与现实权力游戏中的概念，是社会权力机制对人群的一种分类方式，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需要通过认同一定的身份来确定自己的位置。社会为不同的身份规定了不同的本质和价值，身份体系的重组则意味着权力机制对以前规定的变更。

“伤痕”和“反思”小说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身份体系重组的时代，小说中的受伤者身份设计既是对这种重组的反映，同时也构成了重组身份的权力机制的一部分。《重逢》的作者就明确地表示:“我写《重逢》，是想用文学形象提醒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看待人们，特别是一代‘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或罪过?”“‘红卫兵’、‘造反派’和领导干部，就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受害者，我们不能在干部和群众二者之间认定谁是受害者，谁是‘凶手’。”［3］在这种表述中，“红卫兵”、“造反派”、“干部”都是一些身份标记，《重逢》的目的即在于为这些身份洗去“凶手”的印记。可以看出，当一个个体成为受伤者的时候，他相当于已经获得了无须承担历史罪责的证明，而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由个体的受伤联系到他所属的身份群体的受伤，因此个体的无罪证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体所属的身份进入新时期的通行证。在象征意义上，“受伤”成为这些身份进入新的身份体系的一个砝码。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新时期的，因此也不是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成为受伤者。在历史与现实交织成的复杂语境中，“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受伤者身份往往集中在有限的几种身份上，而且文本对这些身份还会做出种种限定。在此我们不妨以出现频率最高的“知识分子”身份为例，来考察此时身份建构中的奥秘。

将受伤者设计为知识分子首先是对历史的一份惨痛记忆。在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中，“知识”始终是一个灰色的、不洁的标记。知识分子身份是一个亟需证明的身份，因此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频频被“洗澡”。许多书写者都曾在历史中承受无情的打击，在张贤亮的记忆中，“从1958年到1976年18年中，他经历了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4］。方之也曾“吞服大量安眠药和敌敌畏，忿而自杀。虽经亲友抢救，得以不死，却由于得不到‘革命化’医院的治疗，身体遭到严重戕害”［5］。在后来者的印象中，“……现在，我们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曾在‘左’倾思潮中面壁过铁窗，多少人曾蠕行于劳改农场，多少人被摧毁了神经，又有多少人在非人的折磨中断送了生命。只要想想为新中国的诞生曾流过汗水的‘七君子’之一储安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景，正直的艺术家胡风获释后痴傻的模样，老舍、吴晗、邓拓、邵荃麟暴死的惨状，我们的灵魂都会不寒而栗”［6］(P1)。因此，“伤痕”和“反思”文学中受伤者的身份多为知识分子，本身即是历史留下的一幅老照片。

但是知识分子能够大量以受伤者的形象进入文学作品，实际上表明的却是现实中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的变迁。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工作，现代化进程对知识的需求和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这一论断的提出，都使得知识分子结束了长期以来在革命中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历史，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由工农兵而知识分子的变迁正是时代变迁的表征。流风所及，很多小说都努力为主人公披上“知识”的面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大队支书金东水、《天云山传奇》中的政委罗群都以准知识分子的身份示人，《蹉跎岁月》中的知青柯碧舟也因为对知识的热爱和追求而超越了众人。

然而，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所指与能指统一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背景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所指是不同的。“伤痕”和“反思”小说所建构的受伤知识分子形象，除了拥有知识这一共同特征之外，还有着另外的身份限定，他们是一群“革命知识分子”，或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很多文本都强调了这些受伤的知识分子对“党”、“革命”、“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忠贞与热爱，他们不是既有体制的疏离者、批判者，不是“自由飘浮者”，而是现存体制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是他们普遍的命运。“经过了如此艰难的22年以后，我们依旧是纯洁的，依旧是清白的，依旧是热爱真理、热爱党和人民的，因此也依旧是充满信心的”［7］。高晓声为方之所写的这段祭文，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此时的小说中所建构的知识分子形象。

无独有偶的是，当我们看到此时的文本对知青理想破灭或理想主义的叙述、对红卫兵及造反派革命热情的渲染、对干部忠诚的刻画、对农民忠厚勤劳的强调时，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对身份的限定。从总体上看，“伤痕”和“反思”文学构筑了我们对受伤者身份的以遗忘为基础的记忆。这是一种双重的遗忘——既是对某些身份的遗忘，也是对身份的某些遗忘。

二、性别想象中的的呈现与失落

在对受伤人物的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无疑是女性主义话语影响的结果。性别也是一种身份，不过却是一种特殊的身份。笔者于此所关注的不是女性写作，而是关于女性的写作，具体地说就是小说中所建构的受伤的女性形象。在笔者看来，对女性受伤者的建构彰显着彼时的语境对女性、同时也是对男性的想象和规定。

“伤痕”和“反思”文学大多会以男性为受伤者，如果说“受伤”意味着某种特权，是对人物的身份、精神以及价值的肯定的话，那么这本身即表征着一个男权社会的存在。但是在创伤故事发生的时刻，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同时成为父权和极权时代的牺牲品。因此，仍有一些小说设计了女性受伤者的形象，如《伤痕》中的王晓华、《枫》中的卢丹枫、《铺花的歧路》中的白慧、《芙蓉镇》中的胡玉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四姐等。对我们的研究来说，重要的不是追究有多少小说以女性为受伤主人公，而是故事所建构的女性形象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意蕴。

纯洁的少女或女儿形象是“伤痕”和“反思”小说比较钟爱的人物类型。王晓华、白慧等是其中的代表。她们在故事中以美丽、稚弱之身心承受了突然而至的政治之父的暴虐行径，作为一种“纯白无辜的牺牲与献祭”，构成了对政治之父的强有力的控诉。黄永玉的诗歌《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少女”这一意象，成为当时的经典作品:这是一个“美丽年轻”的少女，是一个“纤弱”、“胆小”的少女，是一个“在河岸上凝眸黄昏”的少女。这种美丽的、需要保护的、满怀诗意的少女形象与伤痕小说中关于少女的修辞是一致的。“少女”的牺牲唤起的是男人们战斗的豪情，改变“少女”命运的不是少女自己，她仍是一个需要男性拯救的形象。这种性别想象在伤痕小说中也同样得到实践。《伤痕》中的王晓华因为母亲的叛徒罪名遭受伤害，小说结尾她终于获得新生，拯救她的既有新的政权体系——以华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新的父权象征，还有现实的男性形象苏小林。

在“伤痕”和“反思”小说中，当受伤者由更为成熟的女性来担当时，她仍然可能保持着女儿心态，《三生石》中的梅菩提、《人啊!人》中的孙悦是其中的典型。《人啊!人》的开头即叙述赵振环关于“小姑娘”孙悦的梦境，“小姑娘”其实正是作者在潜意识中为孙悦设定的精神特征;而梅菩提在遇到方知以前一直独身，与父亲相依为命。文本都强调了她们依然美丽，也显得年轻。她们在表面上已经成熟而坚强，但内心仍然渴望得到更为坚强、有力、正确的男性的引领，在他们面前，她们将退回到“女儿”的状态。在《淡淡的晨雾》中这种渴望转化为真实的“寻父”行动。老右派周子轩在小说中是一个丰富的能指，他不仅是生身之父，也是精神之父，文本在因为失去他而造成的巨大空缺中展开叙事，而他的回归则成为新时期“寻父”行动的高潮。

在建构受伤的女性时，几乎所有的文本都肯定了她们的纯洁与献身，不管她们是纯洁的少女还是坚强的革命者，这既体现在精神上，也体现在身体上。小说《记忆》中的方丽茹以纯洁的少女形象受难，直到文本结束，仍是“待字闺中”;《永远是春天》中的韩腊梅在失去爱人之后，一直独身，并对最初的爱人不离不弃;《芙蓉镇》中，美丽的“芙蓉女”在艰难的岁月里独自拉扯着孩子;《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则在二十多年里犹如守节一般地怀想着她的爱情。关于这种纯洁与献身的最完美的想象是在以男性受伤者为主人公的《月食》中完成的，其中的女性在22年里无怨无悔的等待、那22双布鞋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22岁的女儿，成为新时期之初治疗男性伤者的一剂良药。这种想象同时反映了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浸染。在文本所建立起来的象征秩序上，纯洁的女性对男人的献身和她们对革命、对党的献身获得了内在的同一性。

“伤痕”和“反思”小说所建构的女性受伤者形象，就大多数作品而言，或以弱者的面目遭受伤害，期待男性的拯救，或以女儿的面目寻找“父亲”，但最终完成的都是纯洁的献身。这既反映了彼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对女性的一种主流想象，也在某种意义上，为现实的权力机制所借重，女性的受伤即是整个国家民族灾难的象征，她们的献身又佐证着真正的革命者的合法权威。

“伤痕”和“反思”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中的受伤者形象却为我们保留着重新进入那个时代的密码，在对受伤者的身份设计与性别想象中，既展示着历史与现实的交锋，同时又演绎着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

［1］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2］何言宏 .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金河.我为什么写〈重逢〉［J］.上海文学，1979，(8).

［4］张贤亮.满纸荒唐言［J］.飞天，1981，(3).

［5］刘绍棠.又为斯民哭健儿［J］.北京文艺，1980，(1).

［6］张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1.

［7］高晓声.痛悼方之［J］.北京文艺，1980，(1).

Abstract:The Hurt image in Scar and Reflection Novels concludes rich information of the special age.If they are“intellectuals”，they are usually designed as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if they are female，they are usually imagined as“girls”who are waiting to be saved by the male or as“the daughters”who are searching for their fathers.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gender imagination of“the hurt”，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is displayed;meanwhile，it interprets the dialectics of memory and forgetting.

Key words:Scar and Reflection Novels;The hurt;Identification;Gender

(责任编辑:刘 明)

The Analysis of“the hurt”in Scar and Reflection Novels

LI Min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I206.7

A

1008—4444(2010)03—0055—03

2010-04-08

2009年度河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创伤与叙述:新时期小说中的创伤故事研究》(20098WX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 敏(1974—)，女，河南固始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