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冰

论“群学”之流变

李 冰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探求救亡图存之法，恰逢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中西社会思想杂糅而产生一门新的学说——群学。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西方社会学原理的一次融合。通过对“群学”产生的背景，康有为等人提出“群学”之说，严复等学者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原理的阐述，论析“群学”最终退出学术舞台的原因，借以理清“群学”发展之脉络，还原“群学”流变之面目。

“群学”产生；西方社会学；“群学”概念；流变

一 “群学”产生与社会学的传入

社会学的传入从客观上是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被动地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外国入侵，紧闭的国门被打开，原本与中国隔绝的西方社会思想随之传入。从主观上说，当时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适应了当时社会变化的需要。社会学作为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自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被动转型的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学说。从“口传”的非原型社会学到翻译出版原型社会学，即将西方社会学原著完整翻译出版，即而产生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群学”[1]。

当时，进步人士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是民众的力量涣散，需要“合群”，而倡导“合群”的学说普遍被称为“群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他所编的教育大纲中列有“群学”的科目[2]。但从真正意义上介绍西方社会学的当首推严复。1895年严复所作《原强》一文:“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尔文氏同时，其书于达氏‘物种起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其后严复给“群学”下了明确的定义，他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情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今夫士之为学，岂徒以弋利禄、钓声誉而已，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3]因此，《原强》一文被视为西方社会学作为一门整体的理论体系传入中国的发端之作。严复于1897年开始翻译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所著《社会学研究》一书，1898年在《国闻报》的旬刊《国闻汇编》上，发表《砭愚》和《倡学》两篇。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群学肄言》足本，西方社会学的介绍、翻译工作始于严复[4]。

当时，进步人士也积极翻译社会学著作、传播社会学思想。1896年，谭嗣同在他著的《仁学》中，最先采用了日文的“社会学”一词；1902年，章太炎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这是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社会学著作；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西方社会学学说[5]。

二 康有为的“群学”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第一次把“群学”与政治原理学等并列为课程，“群学”作为一本学科正式出现在了教学大纲中。“群学”理论在社会上公开广泛地宣传。但是，这里所说的“群学”与社会学有很大区别，陈旭麓先生指出，康有为等人“是借西方的社会学来发挥自我的群学观念, 已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原型,其实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学并不太了解”[6]。与其说是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学，不如说是康有为等人自己的“群学”。

当时，尽管康有为等人有相当高的研究西方科学的学术水平，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居于前列，“然而，他们的‘西学’水平，从引进门西方完整学说的意义上来观察，却不得不说还未免极其有限，远为不足”[7]。康有为等人对西方的科学的认识有以下几个特点：

1.康有为等人当时并未到过西方国家，没有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文化、社会制度；他们并不精通西方语言，无法直接阅读有关西方文化思想理论的原著。他们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认识了解是通过间接渠道获得的，“因而不仅是狭隘的，更有不少还是被有意无意篡改、歪曲了的”[2]。

2.康有为等人在学习西方特别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热情很高，但却始终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可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精通一门具体的西方学科，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对西方科学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他们都有明确的、更重要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准备去专门研究具体西方学科。“他们主要精力专注所向，始终在于孜孜建立自己独家的为社会变革服务的哲学体系，在于忙着从事变法救国的现实政治活动，以及为了宣传并在实践中贯彻其哲学体系”[2]。

3.康有为等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具体学习过程中，并不注重系统了解与深入消化，更不会原原本本地引进、传播一门特定的学科。因为，“他们对‘西学’是又信又不信，即具体枝节的则信，根本的则不信；是有取有不取，即符合于、有利于他们哲学体系则取，否则不取，甚至予以批判、驳斥”[7]。

4.康有为等人所讲的“群学”是在民主政治思想基础上，如何管理、教育、组织群众之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他们“所理解的社会学，也如同19世纪很多学者的看法一样，即把社会学与社会科学是等同看待的”[8]。

不可否认，康有为等人的教学及思想理论活动为西方社会学最初向中国传入与移植曾起到宣传、启蒙的作用。并对严复等人向中国翻译和引进西方社会学到中国奠定了基础，以后以严复为代表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三 严复与《群学肄言》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开始了翻译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严复将“sociology”译为“群学”，“群学”中的“群”出于《荀子·王制》中关于“群”的概念。严复的“群学”直接从英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翻译而来。康有为等人的“合群”之说与严复的“群学”大相径庭，相比康有为等人，严复对西方社会学的了解比较正宗和地道。可以说将西方社会学作为一门整体理论传入中国，严复为第一人。

严复的“群学”的主要思想都在《群学肄言》一书中，该书翻译自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所著《社会学研究》，是一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著作。严复用文言文夹叙夹议译出此书，从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严复的著作[6]。全书共分十六章。其中《砭愚》与《倡学》两章阐述了社会研究必须有专门的学科,可以成为科学的观点和道理。《喻术》一章则概括了社会学的主要含义，提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学探求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律。《物蔽》以后各章探讨了社会研究中的客观困难与主观困难，即“物之难”与“心之难”。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受“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的影响[9]，并提出了“治难”、“解惑”的有关方法。

西方社会学形成于以崇尚个人奋斗为基础价值观的西方社会，与有着几千年集体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有很大不同，所以，对西方社会学进行改造有其必然性。严复所推广的“群学”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学，其中也包含了其许多他本人的观点和主张。

四 “群学”退出学术舞台

“群学”是西方社会学原理同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思想相结合，根据中国国情对西方社会学进行本土化，而形成的服务于当时社会变革的学说，是中国社会思想与西方社会思想的一次直接融合。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国民散漫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而救亡图强的方法在于联合民众即“合群”，倡导“合群”的学说被称为“群学”。甲午战争之后“合群”之说在康有为等人大力提倡之下，形成颇为壮观的社会思潮。此时，西方社会学开始传入中国，并且很快与“合群”之说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当时的人们将这两种学说都称作“群学”，而后人很难辨明其中的同异，因此造成学术上的一些误会和纠纷，成为“群学”退出学术舞台的原因。

“群学”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说。“不中”是说“群学”所宣扬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是一门全新的学科。“不西”是指“群学”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社会学理论，而是由中国学者根据当时的国情和国内社会变革的需要进行改造的学说，所以说，“群学”不能等同于西方社会学。“群学”又是“即中、即西”，“群学”是中国社会思想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相糅合的产物，既有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思想的精华，又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这些特点使“群学”这门学说变的“四不像”，影响了其日后发展。

严复所创立的“群学”让位给了从日本传来的“社会学”。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当时从日本引进的社会学书籍占到了绝对优势，比如最初的九本社会学著作中就有七本译自日文；费孝通认为，严复在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时，似乎缺少了对将“群”理解为社会解释的环节；潘光旦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三个字的可能要比两个字的便于引用，如果当初严复使用“群里学”，而不是“群学”，那么“群学”的命运可能就不同了；成伯清认为，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开始彻底否定传统文化[10]。但笔者认为是“群学”自身的不足和后继学者大量对西方社会学地引进、研究。“群学”这一杂糅了中西方社会思想的学说逐渐退出了学术舞台。

[1]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J].社会科学战线，1996，(1).

[2]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严复.译〈群学肄言〉序.

[4]邓希泉.《群学肄言》的发表和出版时间及英文原著辨析[J].社会，2003，(4).

[5]姚纯安.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3，(5).

[6]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J].近代史研究，1984，(2).

[7]丁乙.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J].社会学研究，1988，(6).

[8]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9][英]斯宾塞·严复译.群学肄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成伯清.社会学的修辞[J].社会学研究，2002，(5).

OnEvolutionofSociolog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inChina

Li Bing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China . A lot of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have been seeking for the approach to save the Chinese nation . After the Western soci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 it has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new theory ,so called “Qunxue theory ” in Chinese . This is the mix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ological ideas with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y .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Qunxue” theory in China . The purpose of the discussion i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Qunxue Theory in China .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Western Sociology; concept of sociology ; evolution

ClassNo.:C91-09DocumentMark:A

孙丽萍 宋瑞斌)

李冰，硕士，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研究方向：社会史研究。邮政编码：241003

1672-6758(2010)06-0070-2

C91-0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