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军,刘 炜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医教部科研科,重庆400038)

中医和西医起源各异,发展历程和学科内容也完全不同,就医学信息的角度而言,二者各自的理论成分中相同或相似之处少见,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却并非能够简单地理解为遵循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在同一时间段对同一对象实施诊疗活动。作者认为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应当建立在理论的深化和大统一目标基础之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医学进行深入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医和西医从完全不同的两个角度,为研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而两者最根本的差别来自于其哲学基础和起源发展,因此,对中西方医学史进行比较研究对中西医结合以至生命科学的更深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1]。

1 中西医的兴起和发展历程

原始的中西医学均包含了对生命和疾病的模糊认识,而作为现代西方医学起始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医学在发展过程中走进了以实证为特征的唯物主义这一发展路线。作为西方医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希波克拉底不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医师职业宣言,同时在这一实证思想的基础上,对疾病类型和疾病症状进行了初步描述。随着中世纪枷锁的逐渐打破,对人体这一生命体系进行确实探索主导了西方医学的发展历程,也揭开了近现代西方医学的序幕,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和纺织技术进步领导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人体解剖学和病原微生物学等分支学科的进步使得现代西方医学自18世纪末开始得到了迅速发展[2];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生命灾难使得西方医学在这一时期对进步的客观需求急剧增加;以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意味着西方医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3]。

与中医、印度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相比,西方医学经历了从早期古代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转变,但其发展仍保留了希波克拉底时代“医学判断的出发点是身体的本质”这一思辨基础,以致从复杂系统的内部逐渐探索生命客观规律形成了西方医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在医学史比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实证精神并非没有在中医学的历史上出现,所不同的是欧洲黑暗中世纪的结束使得实证被空前地扩大了,而古代中国的治国和哲学理论似乎并不对这一探索环节抱有多少兴趣,在整体医学的理论和潮流盛行之下,西方式的结构医学几乎难以得到推行[3]。

中医理论早期也充分体现了对简单自然药物的探寻和实验,与西方医学相同的是,早期医学缺乏对生命和疾病本质进行深入了解的能力,于是从外部对疾病个体的干预措施和结果进行整体推演也成为一条可能的途径,这也即是早期中医学具备的两个特点:整体医学和包含了经验在内的现象唯物主义。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学似乎一直在有条不紊地丰富和沉淀。从中国医史古籍资料分析的结果来看,中医学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中医基础理论的丰富和进步;临床经验的总结和提高;中医本草和方剂研究的不断进步。这些发展推动了中医医学本身向更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发展:整体医学概念进行外延的结果是外部辩证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以“五脏六腑”和“经脉网络”为代表等经典理论对于从宏观角度考虑生命个体疾病状态的中国传统医学而言,或许是整体层面上理解疾病内涵的一种下限,但同时也是更宝贵的进步,中医学不仅仅将疾病个体作为整体进行外部推演,更将对生命和疾病本质的认识上升到复杂系统这一理论高度。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的基本卫生方针之一,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的卫生策略由实证向循证的发展使得中医学对于西方人的自身医学而言,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互补和候选的医学。虽然西方对于中医学本质的主流认识也包含了整体医学和“天人合一”这一广义医学的相关理解。但是,药酒、针灸、推拿和干燥的动物尸体似乎仍然占据了当代大多数西方医师对中医学的认识框架[4]。

2 不同哲学体系对中西医发展的影响

实践经验和理论内容的相互促进和补充构成了中医学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早期的中医哲学基础。中医的发展过程中相比西方医学具有了更多的哲学支持,学科基础理论哲学化成为中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复杂系统这一基本观念为例,中医从单纯的输入输出推演进化至复杂系统通路分析的更高层面之后,即进一步对人体虚拟功能部分进行网络通路和相互影响进行宏观总结,进而提出单个病变和部分病变的外在表现和干预策略,尽管它仍然存在输入输出推演这一粗糙的基本过程,但其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生命体功能网络理论却已经具有了对生命本质进行高级概括的雏形。

除此之外,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医哲学理论的影响和渗透也不可忽视。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度统一国家政权的所有时期。中医推行“天人合一”观点和养生理论,着重人与自然、心理和社会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的养生理论以及对“和”的强调相统一;中医采用外部推演,强调相互影响和循环制约,注重问题全局化,这又似乎与老子“玄之又玄”的辩证唯物主义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中医的发展是和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哲学体系的发展相统一的,中医在个体重复基础之上的经验总结使它不可避免的走上社会哲学和医学大框架粗线条的发展道路。

与之差别甚大,近现代西医自从解剖学的解放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分析-问题-分析”的螺旋式上升道路,其学科性质也越来越偏向自然科学,西方医学家更多地关注于能否明确生命和疾病的根本机制,医学活动建立在客观的自然规律之上,这使得医学的可重复性明显提高。在机制探索的基础上,西方医学也开始逐渐重视复杂系统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重视人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但是,从日益发展的生物、数学等交叉学科可以看出,西方医学的哲学根基仍然无法摆脱对实证的苛求,即使在客观唯物主义医学理论的空前丰富的今天,西方医学仍然希望通过数学模型来解释他们所认识到的复杂系统,他们仍然希望面对客观理论,甚至是能够量化的客观理论。

3 在历史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统一

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似乎也是中西医之间的差别之一。不可否认,西方医学在近代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对基础理论的不断深入往往需要更高层次的整体归纳加以促进,问题的简单化与复杂化并不是探索未知领域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层面问题结构的归类解决对生命和疾病本质认识这一根本问题,后者是所有医学干预的基础和前提。西方医学经过几百年有效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探索生命机制的能力,而生命本身是客观的复杂系统,这一点又是中医学所长期主张的。回顾近期西方医学史,内环境稳定、疾病全身影响等观点已经试图从整体层面上解释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循证医学的发展使得对疾病状态下单纯考虑输入和输入两方面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更加丰富了对生命和环境的统一认识,以上这些表明,西方医学正在由实证主义向实效主义转化[5-6]。对生命本质的终极认识或许越来越近,在生命科学的大统一体系中,中医学无疑具有更高的宏观层面,但阻碍它在生命本质从自然科学向哲学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或许仍是它延续几千年的模糊的唯物主义态度。

[1]程之范.21世纪应该关注中西医学史的比较研究[J].中华医史杂志,2001,31(2):67.

[2]赵博.中西医解剖学史比较与中西医理论体系构建[J].中华医史杂志,2003,33(3):145.

[3]郭城圩.医学史教程[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99.

[4]吕维柏.中外医学发展史比较[J].中华医史杂志,2000,30(1):35.

[5]M cKeown T,Bmw n RG.Reasons for the decline in mort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Popu lation Studies,1962,16:94.

[6]李化成.简述西方公共健康史[J].中华医史杂志,2005,35(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