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12)

沈从文创作心理脞谈

刘 涛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12)

焦虑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理体验,在动荡社会中生活的沈从文更是如此。前后人生经验的错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生价值、对自我意识的危机感使沈从文感受着极度的焦虑与不安。围绕此,从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的焦虑理论入手,探讨了沈从文焦虑心态的产生以及作家通过小说《边城》对这种焦虑心理所做出的疗救的努力。

焦虑;沈从文;创作心理;疗救

焦虑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心理体验,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把它作为人格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焦虑的意义》一书中,他给焦虑所作的定义是,当个人的人格及生存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忧虑即为焦虑。这里的威胁,不仅包括危及生命的天灾人祸,也可能是对一个人的信念、理想和自我意识等造成的威胁。焦虑是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它不同于恐惧,是一种没有明确对象和正当理由却能瘫痪人的身心的一种经验;它所涉及的内容都与人的基本价值有关。焦虑的产生主要与文化因素有关,罗洛·梅特别指出,西方社会过分强调竞争与成就,过分崇拜个人主义以及20世纪以来文化的衰落与崩溃等等都是焦虑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在动荡变迁的社会中成长的个人,必然会感觉到极大的焦虑与不安。事实上,他对焦虑所作的论述用于描述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创作心理是非常合适的。

一、错位人生与价值危机

沈从文内心的焦虑来自于他前后人生经验的错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生价值、对自我意识的危机感。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一座位于湘、川、黔交界处的小山城。由于地处偏僻一隅,居住在这里的苗族虽然早已被汉人征服,却“一直抗拒文化移入”[1]2,因此保留了异常淳朴的古老民风。沈从文在自传中回忆家乡时曾写道,那里“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人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氏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褥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人工庙去杀猪,宰羊,碟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攘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2]2沈从文的“乌托邦”里有属于自己的地方信仰,有它自己的人事运作规则和程序。兵不压民,民不畏兵,商人做买卖不懂怎么赚钱,人们坦诚率真,和谐融洽,“只是辛勤劳作以求生存”。[1]3这“多米,多橘柚”、“多鲡鱼,鲫鱼,鲤鱼”的地方,便是“白脸氏身见人便作媚笑的女子”也自有可爱可亲之处。沈从文在这种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度过了童年。在这一阶段的人生经验中,单纯的快乐是绝对的主导。古朴的民风,奔放的乡民,少年沈从文身处其中不会感到任何束缚。逃学,与亲戚的孩子或身体异常结实的野孩子玩耍,爬树、采笋子、采蕨菜、捉蟋蟀、赶场、看木偶戏,甚至偷吃别人家的李子、枇杷……沈从文对这段快乐时光记得很清楚,也写得很清楚。可以说,沈从文在湘西的这段人生经验是理想化的,充满了种种美好的意象,如“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异常可口的菜饭,热情优美的歌声”等等。[2]3沈从文对家乡的记忆也只愿意停留在童年,也希望家乡就停留在那个时段,这表明了作家有着怎样顽强的拒绝变化的心理。换言之,作家的内心深处存在着非常偏执的唯美倾向,以为人间的诸事诸物乃至情感都会像凤凰小镇一样自然发生、自然等待、自然消亡,这便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形成沈从文人性思想的基石所在。

如果沈从文一直留在湘西,焦虑可能会与他无缘。沈从文人生经验的转折点缘于他为了“支配一下自己”的“命运”,离开家乡远赴北京读书。这是沈从文自由作出的选择,焦虑也伴随着这一选择而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迁。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封建意识渐渐远去,但是西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也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涌入国门。道德沦丧愈演愈烈,社会堕落,伪善、欺诈随处可见。这一切对于初来乍到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在北京,他不仅受到了饥寒交迫的威胁,还备受上流社会的歧视。沈从文看到的所谓都市充斥着肮脏、势力和龌龊。昔日在湘西他与生活间那种和谐的关系一变而为冲突的关系。这样一种不愉快的人生经验与前一段理想化的人生经验发生错位,并且对沈从文业已形成的那种唯美、自然的自我意识和人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现实冲击着理想,现时冲击着过去,沈从文为自由选择付出了代价。罗洛·梅认为,个体的自由选择也是与焦虑有联系的。个人自由选择的能力越大,他所担负的焦虑也越大。这种焦虑来自于个体对选择后的不良结果产生的罪疚感。现实的遭遇让青年沈从文深深地忧虑和痛苦,而前文所说的威胁感和罪疚感则让沈从文内心涌现出极度的焦虑与不安。

二、人性信仰与焦虑拯救

罗洛·梅以丰富的临床经验证明,面对焦虑,个人的反应有所不同,所以焦虑带给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有的人能作出健康的反应,进行建设性的、积极的焦虑——为了个人存在的基本价值,敢于直面焦虑,勇往直前。罗洛·梅把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称为“宗教精神”。沈从文便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过：“这世界上或许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2]119面对焦虑,沈从文试图以对人性的一种宗教式的膜拜进行疗救。人性,特别是自然的人性,是沈从文在他童年和少年的人生经验中得到的最深刻、最本质的体验,是他自我意识存在的基石。要克服焦虑,就必须对人性、对人性之美加以张扬。这样的一种疗救方式与罗洛·梅不谋而合。罗洛·梅总结自己的临床心理治疗病历,并对当代美国社会现实进行研究之后发现,现代人所患的心理疾病是一种更广泛的精神压抑所导致的。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失去意义,情感波动不定;而社会不安更令人感到强烈的孤独、焦虑。这源于个人自我存在意识的丧失。因此,对病人的心理治疗、对人的分析就不仅仅是心理学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寻求人生的意义,发现存在感,找回失落的自我。沈从文以他的创作进行着这样的工作,这种努力着重体现在他以“牧歌笔调”写成的“湘西系列”小说之中。“牧歌”原是古希腊描写西西里岛牧民的诗,在沈从文笔下成为一种抒发向往田园生活的抒情文体。沈从文以这样的艺术形式,将他记忆深处的湘西美化到极致并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边城》即是“湘西系列”代表之作。在《边城》里,人以一种自然而和谐的原生状态生存着。茶峒小城偏僻封闭,却避免了外来文明的冲击,保留了一种“过去时”的状态。这里的人们直率真诚,有些蛮性却本性善良。这可以说是沈从文对家乡的原生态描述,他更是将此看作是个人自我存在意识的来源所在。《边城》里所描绘的茶峒风光是一方净土,“小溪流下去,绕山脊向东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3]267。要找回失落的自我,就要重回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返回那种天人合一、古朴纯真的氛围之中去。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萌发出来的人性,才是人类的本真所在。《边城》中的主要人物——翠翠、傩送和老船工正是这种本真的形象化体现。沈从文毫不吝惜地将人性之美赋予在他们身上：翠翠美丽、聪明、纯朴、善良;傩送勤快、热情、大方、勇敢;老船工朴实、正直、富于生存智慧。这三个人物一起支撑起沈从文“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沈从文希望在他们三人身上找回童年时代的人生经验,找回自我意识存在的基石,以此来疗救自己内心深深的焦虑。

其实,沈从文内心的焦虑并不仅仅指向个人。在那个动荡变迁的时代,这份焦虑也同样指向社会、国家和民族。正如罗洛·梅所说,焦虑是人存在的必然状态,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前后的中国处于一个断裂的历史进程之中,传统的和新生的文化因素亦处于一个不断变化、融合的过程之中,人们一时之间找不到现实的精神寄托。可以说,焦虑是与沈从文同时代的人共同的心理体验,也是我们研究那个时代文学的有效切入点之一。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体现了他为了疗救内心焦虑所做出的努力。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妨推测一下：新文学史上其他作家是不是也曾做出类似的努力?相信这将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1] 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2.

[2] 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卷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冯自变】

2010-03-21

[个人简历]刘 涛(1980-),男,山西太原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

1672-2035(2010)04-00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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