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王 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经典化”问题是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经典化问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是能够解释中国诸多文学现象的核心命题之一。经典应该是能够启迪人类心灵,关注时代精神,能够治愈时代精神痼疾的精神营养。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在历时上大致经历了“意识形态化、精英主义、大众化”三个阶段,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强势,在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下,经典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以及重生。

当代文学;经典化;意识形态;话语权;文化大众

“经典”这个曾经只被少数人提及的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应用。在时下的中国,经典常常被媒体、大众以及部分学者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出来作为一种对事物的判断与审视,体现出一种话语上的优势。经典在中外有不同的解释,在西方,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一部强有力的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1]11～12佛克马和蚁布恩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对经典作了多重界定,其中一层的含义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2]37～38刘勰也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经典包含有对恒久的追求,对一种超越时代的影响的追求。研究经典化问题,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切入点,让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诸多复杂现象,以及文化观照下的文学观念的变迁、文学的审美变迁、文学的传播机制等等有一个很好的观察。

一、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经典

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代文学不过短短几十年,然而厘定的标准却一直在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新文学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用政治标准、意识形态来指引文学,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总的特征。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根本潜力就在于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具有对经济基础的超越关系。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的意识。在现存的生产过程中以抽象形式出现的对真理的意识和表象,同样是意识形态功用;艺术就是这些真理的一种表现。艺术作为这种意识形态,他反对既存的社会。”[3]101～102当我们阅读这一时期的著作时,无论是《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形象还是《红日》中的张灵甫,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深蕴在作品中的一种纯真与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呼吸到艺术的生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真实与存在。因此,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奉为经典不仅仅是一种官方的强加,更多的是这些作品本身所采取的一种民间写作的力量。接受群感受到的是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是他们没有实现的理想,包括创业乃至战争。有些作品是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规范创作出来的,但是在写作完成之后,就能够被不断阐释,具有很大的包容空间,可以给读者一种精神阅读的快感。这些作品当然无需官方也会成为经典。有时甚至在文本内部,还存在着对一种过于强调政治化或者规范化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不是那样强烈以至造成对审美的伤害,反而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空间,让读者的想象可以游刃有余,因此,他带给我们一种感觉上的亲切。也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艺术才适当地保持着一种艺术上的节制与本身的距离,从而在潜在文本上显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界限。

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的逐步现代化和对大量西方著作的译介,文学开始进入一种“三国时代”。当然这一个历程,文学经典化的转变历程也是一个动态的历程,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等文章中就提出,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在此建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只是诸多建构因素的一维,此外还有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可阐释空间以及接受者和特定的文学观念等重要因素参与其中。在进入到80年代以来,影响文学的诸要素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而被以前无论是意识形态遮蔽,还是受制于读者群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阅读期待值都发生了松动。

二、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

进入90年代以后,形形色色的消费文化逐渐占据了报纸、新闻、电视的主画面。借助于这些更新、更快的传播媒介,传统文人主导的经典评价体系与机制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工业文化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和长期的读图文化、消费习惯以及文本产生机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开始被纳入一种商品化的工业生产。而文化生产因为其能够作为有一种个性化的含义,因此每件产品都染上了一种个性化的气息,所以,经典载体的文化开始成为各个阶层与主体力图争取的舞台。约翰·费斯克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中说：“文化再生产就是力图使统治集团利益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过程。”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讲到传统在当今的命运时也说：“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之现状是非常复杂的。在过去得到公认的惯例、设制或信仰的规范力量确实大势已去,在学术争论中,肯定这种规范力量的观点几乎已不复存在。与此相应,人们开始论证效率、合理性、便利、‘时兴’,或他们提出的各种替代办法的进步性,而信仰、惯例或设制的传统却无力与这些论点相抗衡。”[4]163～164后现代主义的来临,让一种被詹姆逊称作“历史感的消失”的东西取代了人们对传统的追忆。他说：“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而这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5]58～59由于文化工业对艺术的经营与影响,超越个体的社会整体意识开始消解为一种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就是日益物化影响下的人的独立性的消失以及一种对惯性的依赖。即,不愿作过多的思考,不愿去花费时间来实践,而是追求一种简单的效能。隐藏于商品背后的物物之间的交易,渐渐地遮盖了人们思考的目光,让一种超越意义的观照变得不再可能。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如四大名著、教材选文,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广告、电影业、时尚和化妆品生产,NBA、英超联赛等等这些新趣味、新体验开始不断刺激着读者的神经,带给他们消费的愉悦。而传统的名著或者经典,由于本身的一种文化霸权地位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多方的质疑,多元化的时代和政治弱化预留给当代中国人以极大的想象。他们开始游走在政治与精英文化的边缘,在充分地挖掘自己的空间,以一种草根的大旗发起一种新的图谋与抵制。当然,这种抵制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抵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约翰·费斯克就说：“最小的政治主动性是规避性的身体的快乐,是对支配性意识形态及其规范的坚持不懈的拒绝。”[6]79～80

三、新意识形态下的经典生产

“大众文化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和销售能从其潜在的大众市场获取利润。”[7]103～104无权无势者即草根阶层们,最大限度的在不危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尽量规避政治上的参与,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来寻求自身的快乐、狂欢,而其缺乏想象力和逃避的方式,则掩饰和遮蔽了一些问题。由于其试图去占取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痴迷于权利场的角逐,在他们有意迎合大众口味的背后,是其的倡导者们(赞助人们)葛兰西所说的：“强权者们所要争取和斗争的文化场所”。其刻意讨好大众,并利用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传播的优势和平台去制造一种先锋的假象。而在同时,他们又能够较好地在抵制精英话语和制造狂欢文化盛宴的假象的同时,尽量采取一种刻意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像现在,在“90后”中流行的一种希望被发现,标榜自我个性的现象)。所以当传统的经典遭遇这种冲击,经典不可避免地落伍于被愚弄了的、被包装过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以人民的名义和人们所熟悉的方式,对原有的经典进行解构。如前段时间流行的Q版语文和《麻辣三国》、《大话西游》等等。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当原有的经典被解构时,同时又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诞生。而由于其如上所述的一种对于精英文化的抵抗所产生的快感和对于主流所采取的刻意规避,以及媚俗性、大批量生产机制所产生的种种优势,其在暗中已经削弱传统经典由精英裁决的法则。大规模的传播,既制造了大量的读者接受群,又在影响着传统精英的读写方式。

面对经典何去何从?由于文化大众化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民主化的倾向和趋势不可避免,后工业时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趋势日趋明显,无论是哪种意识形态都必将走向终结。因此,无论是大众文化内部隐含的权利欲望抑或是知识分子对于“命名”的执著,都必将随着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而终归意义全无。而在这个终结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经典化历程中,知识分子不应就此而放弃一种对本体自我的坚持而去刻意迎合并不成熟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精神危机和颓废。无论哪种努力、哪种意识形态都必将服务于终极的人类,因此,否定现世或者犬儒主义的逃避最终不是救赎之道,真正的经典必将是能够在一场场角逐中,获得最终阐释的空间,而且必定既不是愚弄大众也不是迎合主流圈子或小群体的玩具。

[1] 布鲁姆.西方正典[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

[2] 佛克马,蚁布恩.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赫伯特·马尔库赛.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 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K].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7]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 冯自变】

2010-05-18

[个人简历]王 虎(1986-),男,陕西铜川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0)04-00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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