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陶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人民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窗口
——1965年与2005年《人民文学》刊发小说斑窥

冯 陶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人民文学》,“人民”与“文学”抵肩互嵌式生存,仅以1965年与2005年的期刊文本为个案,即可略见一斑。“人民”与“文学”在发展中有承续,在承续中有流变。从英雄时代到平民俗世,从颂歌狂欢到生活散曲,从高昂向上到精神褪色,不同时代《人民文学》的互补相生与承续流变,决定了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景观,一具现存的真实的“活化石”,一份典型的文学标本。

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精神生态;互补相生;承续流变

《人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一份文学期刊,贯通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十七年文学之历史镜像,新时期以来文学之影像景观,都可以从《人民文学》这个窗口找到。而且不同年代《人民文学》的承续与流变,构成了文学史的立体空间,也生成了精神生态资源。

作为一份“文学国刊”,顾名思义,“人民”与“文学”,理所当然地是刊物的两个基本立足点。“‘人民’与‘文学’抵肩互嵌式生存,便一直是《人民文学》最可贵的追求与坚持。”[1]1965年与2005年的《人民文学》刊发了121篇小说(1965年度58篇,2005年度63篇),虽时隔四十年,但不同年代的期刊之间仍有着深隐的关联,“人民”与“文学”互补相生,仍可略见一斑,当然“人民”与“文学”的内涵也表现出了巨大差别。

一、“人民”之内涵——从英雄时代到平民俗世

1965年的《人民文学》,缔造了一个英雄时代。本年度刊发的小说,人物主体是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人民”更多地特指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工农兵先进人物。他们淳朴善良,正直无私,不畏艰难险阻,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甘愿奉献一切,是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标本形象。《角门内外》(4月)中的春华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保护生产队里的猪而受伤。这些人物只有对人民之大爱,个体日常生活被抽空了。基于此,本年度刊发的小说中看不到描写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更看不到关于爱情的叙事。许多“英雄人物”的行为也颇显矫揉造作,笼罩着近乎神性之光辉。这些“人民”形象,只有工农兵大众的群体性共同特征,“人民”的整体性意义凸显,个体的独特性成为虚空。英雄的光环滤掉了人性之本真与丰满,带来了“‘人’与‘自我’的失落”[2]15。

2005年的《人民文学》,“人民”已回落到了平民俗世。寻常巷陌的平民百姓,千姿百态的人物跃然纸上。“人民”由“工农兵”的特指方向拓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方位视角,更多地指向一个个普通生命个体。社会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人民性”注入了更丰盈更深刻的人性,虽是凡人,但却个性鲜明,昭示着当今已然是“个人化”的时代。本年度《人民文学》刊发的小说赋予了“人民性”以崭新视域,文学转向了普通人,个体叙事之下,日常乏味的偶然性,种种蛰伏于人物身上的可能性一一尽显。《测谎记》(5月)借助接受测谎实验的郎京生这一典型形象,讽喻了存在的一种荒谬性。而且本年度的《人民文学》,爱欲风行文中,或作题材,或作线索,完全消融了1965年《人民文学》性爱缺席的坚冰。6月刊发的《在水仙花心起舞》将笔墨聚集于特定的轻度弱智者阿丹身上,记录了一个生命故事,编织了一个“爱”与“美”的传奇。

综上所述,这两个年度的《人民文学》从英雄时代到平民俗世,从工农兵英雄到市井百姓,从群体到个体,其“人民”之内涵在承续中有流变。就对“人民”书写的深度而言,2005年所刊发的小说中,作家运用了各种叙事方式,最大限度地进行着人性书写、欲望书写,深度透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1965年《人民文学》中“人民”微弱的现代性品格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和鞭辟入里的诠释,掘进了人性最深层的根基。

二、文学之维——从颂歌狂欢到生活散曲

1965年整整12本的《人民文学》是对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建设中的英雄的书写,是工业、农业、国防各条战线上无产阶级先进事迹的歌颂。本年度《人民文学》刊发的58篇小说,不同的英雄,不同的故事,但是剥离了情节的外衣之后,不同的英雄却又是同质同构的,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其中留下了“文本大量复制”[2]33的痕迹,是“同一声部单调的大合唱”[2]61之颂歌狂欢。自元月伊始,《壮志篇》中年轻姑娘素布丹便唱响了“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气势不可阻挡”之颂歌主旋律。豪言壮语一直响彻于本年度的《人民文学》之中,依据“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题,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塑造典型英雄展开了最为深广最为全面的实践。《列车飞向远方》(11月)中北方铁路运输线上的红山养路工区的工人们在工长刘强的带领下,整治严冬里的冻害地段,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列车”顺利地飞向远方。在这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人民”的阵阵颂歌狂欢中,“文学”与现实当下形成了互动,见证着同时也在生成着历史,同样也为时代变迁提供了形象认知的基础,作为论证新生制度的合法性依据,作为时代精神之感召,尽全力弥合填补着历史的裂痕。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艰难困苦不可避免,英雄史诗,颂歌狂欢,虽然单调,文学性不足,但在这个特殊的过渡历史阶段却也是必要的,因为它毕竟指明了未来的方向,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引起了人们内心情感的共鸣,激发了人们的满腔热忱与创业奇志。

四十年之后,公元2005年,新世纪新阶段,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工农兵群众”已成为一个历史词汇而退场隐去,“底层”则成为一个高频语汇而登堂入室。“底层文学”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现状与困境,展示着生活的本真。“底层文学”显示出了对每个独立的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关注,赋予了“文学是人学”又一新质内容。于是,颂歌狂欢过后,2005年度的《人民文学》回归了生活散曲,复现了常人常态,人生的千姿百态,悲欢离合,此时的文学彰显了新质,注视着平凡的林林总总,以艺术之真,剖开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渐走向丰富。5月刊发的《哥俩好》,哥哥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点出了爱和给予的强加于人也是僭越,深刻揭示了伦理道德之尴尬困境。总体而论,本年度《人民文学》刊发的小说,叙述日趋理性和醇厚,表达日趋细腻和现代,思想日趋开放和深邃,真实演绎了人之当下存在,揭开了生活的内幕,现实主义得以复归和深化,彰显着强烈的批判精神。6月刊发的《我的秘书生涯》完整记录了史偶然的市长秘书生涯,剖开了社会的一个横断面,深隐着作家的忧思与批判。

两个年代——1965年与2005年,一本刊物——《人民文学》,贯穿着时代的变革,从颂歌狂欢到生活散曲,小说的观念更新了,彰显出了新锐的探索性和开创性,文学性日臻完满。

三、精神生态——精神高扬与精神褪色

1965年,物质匮乏的艰苦岁月,精神不断高扬的时代。生活并不富足,蓬门荜户,衣衫褴褛,但是因为对集体的大爱,对国家的大爱,人们淳朴正直,苦中作乐,坚定勇敢地战胜了各种困难。正如5月刊发的《女外线工》中的小涓,一心向往着参加山区建设,年仅二十岁,就以过人的勇敢,独攀高压线,带电操作破难关,圆满地完成了抢修工作。1965年,充溢着精神高扬的色调,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人民,全新的风貌。本年度的《人民文学》,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英雄,技法粗糙,人性单一,符号化、政治化倾向明显。仅从文学审美层面而论,算不上是精品,但它们具有文学史之意义价值。不论是《眼压计》(2月)中的金胜富和谢宝安,殚精竭虑,成功试制眼压计,还是《淬了火的人》(6月)中的吴云生,凭着一股闯劲儿,在没有精密机床的条件下加工出了压胶膜,他们“都表现出诸多新的国民素质,他们已开始自觉地运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武装自己”[3]。他们心中存留着那份执著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积极向上,不惧艰难困苦,而且人与人之间凸显着平等与真诚,这是弥足珍贵的。建国以后,时代、国家的发展决定了必须要有这种战斗激情与为建设而献身的精神。所以,本年度的《人民文学》缔造了高歌猛进的英雄时代,给人以无尽的精神力量。受到了国家发展、时代价值之召唤,工农兵群众在努力奋战着,大搞建设,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确证。激情、理想、奉献、奋进、忠诚、豪迈,是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标记,大众获得了一种人民狂欢式的“高峰体验”。

2005年,日益现代的中国,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人民,被一路裹挟着卷入“全球化”大潮中,城市化进程极为迅猛,货币的沟通逐渐吞噬着心灵的沟通,日常生活的诗意日渐消逝,“乌托邦”式的激情日渐淡出,物质需求最终得到了较高程度的满足,而作为人生命最深刻的本质——精神却在日渐褪色。本年度的《人民文学》,从1月份起,《走四方》就点出了乡村伦理的崩溃;7月份刊发的《煤》则演绎了生命与金钱的较量。文学重新回到了个体,人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了一种深度,守护了文学之复杂性和丰富性,但是从其中映照出人的精神生态却令人堪忧。

1965年到2005年,从精神高扬到精神褪色,人的精神传承出现了裂痕。小说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一次次探险,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扬弃与超越,是对无限与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文学,人类生存的美丽神话,在审美观照中,人必然会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于混沌中求真,于灵魂中求善,于自由中求美,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必将重新修复人文精神生态,维护精神生态的和谐运转。

从文学史角度考察,《人民文学》见证了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当代文学的窗口;从文学期刊的层面考察,《人民文学》建构着当代文学史之谱系,是最具典型意义与参考价值的一份标本;从精神生态的维度考察,《人民文学》演绎着中国人精神之变迁,是一道真切而有深意的精神生态景观。

[1] 赵晖.人民文学综述[EB/OL].http：//www.eduww.com/pkupk/ 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698.

[2] 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3] 蔡世连.关于建国后27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J].齐鲁学刊, 2003,(6).

【责任编辑 冯自变】

2010-05-15

[个人简历]冯 陶(1985-),女,河北张家口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0)04-0081-02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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