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龙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部，安徽 芜湖 241000）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人民群众掌握监督权是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之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监督，有着丰富的政治监督思想。今天认真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政治监督思想，有利于人们认识政治监督的本质，对于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一、毛泽东政治监督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把政治监督当作加强廉政建设、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人亡政息”的法宝。他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p149]为了搞好政治监督，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创立了政治监督制度和群众运动的政治监督形式。

1. 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原则

民主政治与政治监督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毛泽东深深认同人民民主。他认为“人民”的范围很广大，在民主革命时期指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p1475]。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3,p757]显然，人民就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民主为原则的政治监督主体具有最大的广泛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监督共产党的主要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4,p235]。所以，政治监督也就包括共产党的内部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群众监督。

在共产党的内部监督方面，毛泽东历来主张在民主集中制指导下健全党内民主，让党员群众通过党员大会、组织生活、民主生活会和民主选举等形式对领导和上级进行监督。早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认识到党和红军应该力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要使党员和干部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发挥监督作用[5,p494]。他还特别反对党政机关“一把手”独断专行的作风，主张实行集体领导。他认为“一把手”独断专行就是“霸王”，而不是民主集中之中的“班长”，缺乏监督的霸王是最终要失败的[6,p9]。

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监督的关系之间，毛泽东更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我们不拍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7,p810]建国后，为了让民主党派的监督长期化，毛泽东制订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他强调要让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8,p355]，认为唱对台戏比单干好。

毛泽东尤其看重劳动群众的监督。毛泽东一生笃信劳动群众，一方面，他要求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他告诉党员干部不能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使群众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提醒干部：“要发扬民主”、“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不会垮台，不让人说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3,p819-820]。另一方面，他发动、鼓励群众批评和监督党和政府。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号召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监督、控告乃至罢免不称职的干部。建国后，他更加重视群众的政治监督在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方面的作用，主张发动和鼓励群众批评、检举、揭发、控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1962年，他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怕群众批评监督的人，他说：“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指出“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6,p3-4]。

舆论监督就是群众通过舆论工具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其实质就是群众监督。1950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倡导舆论监督。1953年，毛泽东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8,p73]以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2. 创建政治监督监督制度

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认识到要建立一套政治监督制度预防和制裁政治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他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9,p127]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毛泽东相继主持创建了监察制度、检查制度、人民来信来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国家制度，还成立了专门的检查监督机构，如人民检察院等。在党内建立了纪律检查制度，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毛泽东还强调要完善党委会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度等党内制度，以加强对党员的监督。

3. 大力提倡群众运动的监督形式

群众运动在党的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毛泽东也因此深信和依恋群众运动的威力。1957年10月，他在一份讲话提纲里写道：“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10,p592]而“四大”就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方式。1958年秋，他在安徽视察时又强调：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因此，毛泽东也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方式进行政治监督，以根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甚至为了开展群众运动不惜偏离、抛弃党的领导和自己建立的监督制度与法律规范。历次整党整风运动，也都是通过群众运动方式来进行的。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参与思想的继承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非常重视政治监督。他指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1,p207]

1. 认同毛泽东坚持的人民民主原则

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12,p175]人民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12,p168]。以此为原则的政治监督就是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监督权利，包括共产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

对于党内监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主张通过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进行直接的监督。邓小平指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可以调动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搞好工作和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党内监督包括党组织的监督、党的组织生活会的监督和党委会内部的监督等。邓小平指出：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11,p331]“党委要很好注意高级干部参加党小组生活的问题。”[12,p83]

“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12,p205]邓小平认为党外人士包括民主党派的监督“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缺点和错误，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做出有益的帮助”[11,p225]。“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家。”[12,p204]他们在实施监督时往往能够有机地融入或运用有关科学文化知识，使监督更加科学合理。

邓小平也主张由群众监督干部，要求建立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体系。“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13,p332]还制定相关的条例，要求对群众监督及反映的问题，要认真研究，正确处理，严禁压制不理，互相推诿。

邓小平同样重视舆论监督，他指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11,p147]他认为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将党的各个机关和党员干部置于党和人民的严密监督和有效制约之下，才能使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和腐败现象得到控制。

2. 继承了毛泽东创立的政治监督制度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治监督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纪律检查制度、人民来信来访制度等，都是好制度，应该坚决地坚持。他明确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13,p220]认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12,p20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还根据邓小平的倡议，恢复了毛泽东创立的、文革时期被废止的中央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行政监察体制；与此同时，人民检察机关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各级检察机关均设立了法纪检察厅。这样，就形成了党的各级纪委、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三管齐下的专门监督机构，在政治监督实践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监督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政治监督思想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而是根据政治监督的本质和中国国情在多方面进行了发展。

1. 强调政治监督的有序与协调

邓小平认为监督本质上不是对抗，而是一种重要的支持系统。监督是为了防止和纠正权力的滥用，保障权力的行使更加科学化和合法化。要达到积极有效的政治监督，必须营造有序协调的监督运行环境，否则，很容易导致监督双方的对立。为此，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用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等冲击性的方法解决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他提议取消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监督形式。他强调：“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因为“大民主”意味着社会的无序，将引导社会走向混乱，而“小民主”则意味着社会的有序与和谐。为此，要创造条件“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11,p273]。

2. 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它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监督机构，也是政治监督的领导机构。所以，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的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政治监督方式。他多次强调，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决不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他说：“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13,p256]“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13,p242]而“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13,p171]。

3. 以法制保障政治监督

基于我国“十年动乱”使党的纪检监察机关陷入瘫痪，更使党内监督检查制度遭到空前严重破坏的教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监督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2,p333]。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11,p215]。“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2,p332]。他多次强调要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并试图探索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制度建设加强党内监督的新途径；同时，用法规的形式来保护被监督者的正当权益，为政治监督营造良好的运行环境。“不能动辄上街闹事，搞没有法律秩序的群众运动。”[14,p251]“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12,p189]在邓小平的倡导与督促下，我国从1986年就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经过20多年的反复修改与补充，在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获得通过。

总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政治监督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政治监督思想也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监督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中也有一些失误或错误。邓小平的政治监督思想继承了毛泽东政治监督思想的积极成果，又抛弃了其中的错误成分，还根据新的实践和时代条件补充了新的内容，反映了政治监督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中国人民进行政治监督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