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佳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卢梭，作为近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国启蒙运动中卓越人物中的重要分子，他的思想不仅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卢梭与那些启蒙思想家一样，心怀创造新制度的美好愿望，通过强烈对旧有社会的批判来启迪人们的认知。但他思想内涵与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背离。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卢梭生活经历，揭示卢梭思想倾向背后的心理动因，进一步证实其思想的逆行与女性心理特质倾向的影响密不可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卢梭思想对理性主义的影响。

一、卢梭思想的背离

众所周知，欧洲大陆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宗教在西方人精神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教联盟导致人民生活和思想被禁锢束缚，这种对人性沉重的牵绊，牢牢笼罩着法国社会。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试图寻找能够拨开蒙昧的利器，纵观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他们大都致力于用理性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给理性赋予科学和哲学的内涵，认为这些能够使人们的思想闪烁出理性之光，破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束缚，达到人性的解放。早期启蒙思想家贝尔就提倡“人们必须在哲学和福音之间做出抉择；……因为，正如不可能把方桌的优点和圆桌的优点结合到一起一样，也不可能把清楚明白性和不可理解性结合到一起。两者只能取其一”[1]，伏尔泰更是声称：“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到来了。”[2]当时启蒙思想家大都积极地鼓动理性，“摒弃了为先验论和唯理论视为认识之最高确定性的基础和中介”[3]，主张考察经验事实，强调人去拒绝“没有理性证据作为根据的任何信念”[4]，欧洲社会正是处在“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的信仰”[5]之中。可以说，在欧洲思想界涌动着这样一种信念——理性似乎可以批判一切，18世纪是一个把理性推向极致的世纪，理性主义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启蒙运动的核心和灵魂。然而，卢梭在其著作《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散步之三”中写道：“那时，我混在一些哲学家当中，……他们未曾把我说服，但把我弄得不得安宁。……对于他们的论点。我凭心灵能做出胜过凭理智作出的反驳。”[5]并发出“理性欺骗我们的时候太多了，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对它表示怀疑”[6]的呐喊。相较于启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主义，卢梭则强调感性的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这种与众不同的逆向思维体现在卢梭思想的方方面面。

（一）政治思想

卢梭反其道而行，对理性大加批判，提倡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在卢梭的第一部政治宣言书——《论科学与艺术》中，科学和艺术这些被启蒙思想家认为是启迪人性的人类文明成果，被卢梭看成是好奇心的结果和无聊游戏。卢梭的思想从一开始就逆向而行，与启蒙思想家提倡的文明理性社会大相径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他对于“自然”的认知。在他看来，“自然”是指人类在未订立社会契约之前，人类的一种自然的返璞归真的生活状态。相较于科学和哲学武装下的人类社会，这种“自然”状态才是和谐美妙的。他认为：“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力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7]，相较于理性，他更提倡人的原始幸福。卢梭认为文明社会“唤醒个人的利益而闭息内心里的人道”[8]，于是，在《社会契约论》中构建了他小国寡民的政治期望，这正是源于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情怀。总之，在他主要的政治思想著作中，对理性的反叛，对文明社会的批判，一以贯之。

（二）教育思想

这种反叛也渗透到他的教育思想中，《爱弥儿》就彰显出卢梭的“自然教育”的思想。卢梭提出孩童在十二岁之前不需要理性教育的理念，强调感官教育，甚至手工劳动，因为卢梭认为这样才能使人性最接近自然状态，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类的自然属性，才能使人性挣脱社会文明的牢笼而使人性独立，不受束缚地、纯洁地发展。“本性的最初冲动始终是正确的”[6]，这种对“本处人性”的偏爱以至提出“自然教育”的教育理念，都生动地折射出卢梭的思维深处那远离社会理性的逆向思维。

（三）宗教思想

卢梭的宗教观也印证了他与启蒙思想家不同的远离理性的逆向思维方式。他从感觉经验思维出发而非理性思维，在他的宗教观中，把感觉作为沟通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桥梁，而这种对感性的崇拜，正是缘于他内心中对自然的返璞归真的思维倾向。在卢梭的宗教观中，自然状态是人类社会一切秩序的基础，内心情感的善意则是人类行动的最佳监护人，一个人的灵魂则是其道德惩罚的最终承载体。人类灵魂和良知在人性进入社会状态后就变得不堪一击，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能体现出圣洁的本能。如果要运用理性，卢梭是这样建议的：“要想最恰当地运用我们的理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是他听从上帝的旨意。”[6]

可以说，这种对文明社会和理性主义的反叛始终贯穿于卢梭思想之中。卢梭得思想不是实证主义、逻辑主义和理性主义，而是反理性的、直觉体悟性的、返璞归真的；他思想中的原始内容和自然情怀与当时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倡的文明理性是社会之光显得水火不容，他的思想总是试图把人们带到反文明、反理性的一端。卢梭思想与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巨大背离是卢梭逆向思维的强调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背离。

二、卢梭思想背离的心理诱因

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是什么原因导致卢梭的思想中有如此奇特的逆行味道？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孩童在生理年龄到达3-5岁的时候，渐渐进入性别形象认同期，男孩开始慢慢在心理上认同父亲的形象特质，通过对父亲形象的心理认同以解决早期对母亲的依附而产生的焦虑感及害怕感，“对同性父母的认同男孩子比女孩子强，男孩子比女孩子有更强的性别定型期望”[9]；而在Chodorow著名的重构理论中，这种性别认同则开始于婴儿时期[10]，无论是哪种看法，卢梭的早年生活显然违背了正常的心理成长过程。

卢梭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在他的心目中，母亲是一个既具有想象空间又很难现实体会的角色，这使得卢梭在早期的心理性别认同期间，出现对母性（女性）的心理向往。相较于父亲，母亲在卢梭的记忆中更趋于完美：“她既聪明又美丽：父亲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娶到手”[11]，正是这种美好形象的塑造，使得母亲因自己而死的事实，更深深地刺激着卢梭的心灵。对于母亲的死，卢梭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负罪感。“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11]这种负罪感潜意识加强了他对母亲形象的追认感，卢梭的父亲往往在回忆中加深这种心理暗示。“他认为在我身上重新又看到了母亲，但又不能忘记是我夺去了她的生命，……当他跟我说：‘让·雅克咱们来聊聊你的母亲吧。’我便回答他说：‘好啊！我们要大哭一场了。’”[11]。卢梭是在姑姑的照顾下成长的，“我总是和姑姑在一起……她的开朗、她的和善……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1]。这样的生活经历加强了卢梭在性别认同期对女性特质的心理向往。“这就是我入世时最初的情感：那颗既那么高贵又那么温柔的心，那种女性的却难以驯服的性格，就这样开始在我身上形成或显现出来了。”[11]性别图式理论认为：孩子拥有越多的较为精准的性别知识，就越表现出性别偏好[12]。显然，在幼小的卢梭心里，有某种女性性别偏好。

与此同时，幼年的经历却没能帮助卢梭成功地完成男性形象认同：在卢梭早年男性形象认同期中主要有两个人对其影响很深，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粗暴的迪克曼。卢梭的父亲在他10岁的时候因为与当过军官的牧场主争吵而逃离日内瓦，可以说卢梭的心理性别认同期，10岁后就被迫中断了一根主线。13岁的卢梭在雕刻师迪克曼那里寄宿学习技艺，但体会更多的却是体罚、痛打。在《忏悔录》中，卢梭表现出对那段时光的厌恶和悔恨，在他的内心深处，那段时光意味着堕落和痛苦。于是，在16岁那年，卢梭为逃避师傅的体罚而果敢地做出流浪的决定。卢梭对以父亲形象为代表的男性形象的认同是不足的，这种不足与早年他对女性形象强烈的归属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与华伦夫人的奇特生活最终表明他对男性心理特质认同的失败。在16-30岁长达14年的生活中，卢梭对华伦夫人的感情，是嫁接在对母亲形象或者说女性形象依恋的基础上的。卢梭称华伦夫人是“妈妈”，并与另一个仆人共同分享这位“妈妈”，处于一种乱伦的状态中，卢梭对女性形象特质的变态依恋导致心理本应“断奶”的年龄却仍在贪婪地依赖这种女性关怀，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幼年性格中的女性心理认同感被放大，卢梭本应早该完成的男性特质心理认同最终因为华伦夫人的介入而宣告失败。孩子从早年的所见所闻中塑造性别形象，这种性别形象一旦获得一致性，它就会在其心里固定下来。成长的经历塑造了卢梭独特的心理倾向，他敏感而情感丰富，擅长直觉和心灵感悟，喜欢天马行空的想像而非理性思维，这种心理缺失带入到成年阶段，使卢梭终其一生都在女性世界中寻找温情，“我决定我的一生中选择感情这个东西”[5]。

心理学认为人类发展史会与每个人的心灵发育史相对应，从幼年到成年的心理成长过程都会重新经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轨迹。卢梭性格中由于对阴性特性的认同而产生回归女体的心理冲动使其思想具有了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极其不同的一面，容易使他获得反理性、与文明社会不融的心理暗示，诱导卢梭思想中一种对原始社会内容的依恋，一种对人性自然状态的崇拜。人性返璞归真的心理冲动使“他的性格，他的人生观，他衡量价值的尺度，他本能反应等等，都同启蒙时代加以赞许的东西大相径庭”[13]，这种心理因素与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之间产生的巨大冲突，“从总体上看，卢梭的著作中表现出他对于理性时代的攻击”[14]。

三、卢梭思想背离的影响

在启蒙思的引导下，人性和主体意识被强调出来，这种强调赋予了现代性的内涵意义，“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不同程度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15]，“导致现代性和现代化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16]，所以在西方史学界普遍把启蒙运动看作是现代性的开端。但是，“卢梭仿佛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前面有一道深渊，而他的同时代人对此却毫无察见，他们在深渊边缘踱来踱去，不知道有什么危险”[4]，那么这个深渊是什么？就是和理性有千丝万缕关系的现代性异化和僵化，正式理性不当使用，加上想象，产生出教条主义和他律。启蒙思想家把人类的未来紧紧系在理性的大旗上，使人类对自然界产生了一种狂妄自大，由此表现出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利用，以及对物质的狂热追求，这都使人类在现代性僵化和异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卢梭逆向思维，反思理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理性不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唯一基础，反倒会使人性在堕落的深渊里更加沉迷而不知反省。他试图把人类精神带到自然主义的返璞归真的一极，试图对过度信赖理性主义而导致的社会现代性僵化进行纠正。卢梭思想中深深地对自然情怀的依恋使其远远超越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这种与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背离所带来的对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思考，在今天，反思自人类社会对理性的过度迷信，对人类未来的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