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霞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续资治通鉴》（下简称《续通鉴》）220卷，仿《通鉴》体例记宋元史事，毕沅集幕府之力，历二十余年编撰而成。虽无法与《通鉴》相媲美，但后世并不否认它是诸家续《通鉴》著作中最好的一种。《书目答问》曾这样评价它：“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续通鉴》）皆可废。”[1]梁启超虽认为在可读性上《续通鉴》不如《通鉴》，但对其价值也持此论，“盖自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废矣。”[2,p274]“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3]苏州书局将其与《通鉴》合订出版，也是对其价值的肯定。《续通鉴》得到后世的认可，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史学价值。

一、对《通鉴》及以前续作体例承继中有发展

（一）对《通鉴》及续作纪年之改进

《续通鉴》无论是帝王纪年，改元之际的纪年，还是朝代更替之际的纪年，都较前代客观合理，这是对已有续作纪年方法避其短、汲其长的结果。

第一，帝王纪年更合理。称帝即为之纪年，这是编年体史书的一般通例。但金承麟称末帝仅一日即亡，《通鉴续编》仍为之纪年，“不免循名失实”。西辽自德宗以下并无事迹可纪，而《通鉴续编》“必缕列其间”，不过为存宋末昰、昺二王之正统，因而有“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4]之嫌。但《续通鉴》不拘于此例，灵活运用，视情况而定，记金承麟和西辽德宗以下之事，但并不为之纪年。显然，《续通鉴》借鉴了《通鉴续编》之不足，帝王纪年更为合理。

第二，对于一年两元之纪年，《通鉴》以后改者为定，这给后人造成了诸多不便，朱熹对其进行了改进，但亦存在不当之处。对此毕沅已有认识，“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如汉献未禅而岁首已系黄初，魏主尚存而春初即称泰始，颇为后儒所讥。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太平兴国，则太祖嫌于不终。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太平兴国二年，则太宗嫌于无始。”既然《通鉴》、《纲目》两者都存在不足，就需对其进行改进，毕氏“参用李焘、徐乾学之例，十一月以前仍称开宝九年，属之太祖纪；十二年以后称太平兴国，属之太宗纪，虽与温公有异，而义例较安，且合于前史本纪之通例，非自我作古也。至太宗改元，本为失礼，后朱子论此事亦云：‘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理会不得。’明程敏政作《宋纪受终考》，曲为回护，殊为多事。今但直书其事，是非自不能掩矣。”[5]由此可以看出，毕氏之所以能超越司马光和朱熹，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李焘、徐氏已用此例，毕氏不过承袭而已。

第三，对朝代更替之际纪年更为客观。《元史续编》不予宋末二王之统，附元代年号之下，《续通鉴》对这一纪年方法加以承继，将宋末二王景炎、祥兴二年号附于元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之下。据史实来看，宋之统绪昰、昺二王偏执一隅，是公元1276年后之事，适时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早已巩固多年，主导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元统治者，因而以元为主线，宋末二王附于后的纪年方法，既符合史事记载的主体性原则，又兼顾了史事记载的全面性。

（二）宋、辽、金史事并重

《续通鉴》矫正以往续作详两宋而略辽、金、西夏的弊病，增加记载少数民族史事的篇幅。辽、金、西夏作为与宋、元皇朝并存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民族偏见，历来受重视程度不够，陈、薛、王、徐氏四家续鉴记载其史事都极为缺略。毕氏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主，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长编纪事本末》、《宋季三朝政要》、《十国春秋》、《东都事略》等书使其记述更加详备，并另据《契丹国志》等书，补辽、金、西夏史事之缺漏。元朝事则多引文集，旁及说部之可信者，大大丰富了辽、金、西夏、元朝史事的记载。其中辽、金、西夏史事附于宋年号之下，记载内容涉及的层面及详尽程度与宋无别。元朝史事加详则直接表现为篇幅增多。元在朝时间为61年，近于全书总时长372年的1/6，而篇幅为38卷，超过了全书总卷数220卷的1/6，可见元史事在全书的比重并不占劣势。《续通鉴》既在史事详尽程度上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皇朝等而视之，又注意在史事记述中，本着不为中原皇朝讳、尊重历史真相的原则，摈弃了狭隘的民族观。毕氏能在民族观上有这样大的进步，与清朝是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这一政治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三）多种记叙体例的运用

以时间为线索记叙事件是编年体史书表述历史的主要形式，但这容易割裂史事的完整性。在时间本位与事件本位相抵触的情况下，《续通鉴》常常并不拘泥于“以事系日”，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排列史事的程式，而采用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写法，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扩大了记事容量。《续通鉴》主要运用的叙事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采用连载法，始末连贯，因果彰显，在全书中成为相对独立的章节。如卷一百六十一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七月，记述孟宗政威振境外时，就采用了连载法，叙述了枣阳、唐、邓、瀼阳等一系列战事。

“金完颜额尔克拥步骑傅枣阳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栅，……金屯兵枣阳城下八十馀日，赵方知其气竭，乃召国、再兴还，并东师隶于再兴，克期合战。再兴败金人于瀼河，又败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击，内外合势，士气大振，贾勇入金营，自晡至三更，杀其众三万，金人大溃。额尔克单骑遁，追至马蹬寨，焚其城，入邓州而还。金人自是不敢窥襄阳、枣阳。中原遗民来归以万数，宗政发廪赡之，给田创屋，籍其勇壮，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间。宗政由是威振境外。”[5]

其二，对某些单独列出条目，而又值得一提的“次等”史事，多用附叙法，先述一事，逐后连及其他。如卷四乾德三年（辽应历十五年）正月，先记王全斌慰抚军民之事：

“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审征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通事舍人汝阴田钦祚乘驿入奏，又遣康延泽趋成都见蜀主，谕以恩信，慰抚军民。”

刘光义克峡路，在曹彬建议下，同样对军民秋毫无犯，与王全斌慰抚军民之事相类，故附叙在后。

“初，刘光义等发夔州，万、施、开、忠、遂等州刺史皆迎降。光义入城，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诸将所过，咸欲屠戮，独曹彬禁之，乃止，故峡路兵始终秋毫无犯。帝闻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赐彬诏褒之。”[5]

其三，采用追叙法，先及本事，后溯由来。如卷十五端拱二年（辽统和七年）七月，先叙张齐贤被任命一事：

“甲申，以知代州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

紧跟其后说明了有此任命的具体原因：

“先是，宰相赵普奏疏言：‘国家山河至广，文轨虽同，干戈未息，防微虑远，必资通变之材。去年北师入边，生灵受弊。……免贻众怒。’复以札子言：‘齐贤德义，素为乡里所推，……朝行夕死，是所甘心。’帝纳其言，故有是命。”[5]

其四为补叙法，首先依时述事，其次点明后果。如卷一百六十六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太宗五年）正月，先记田雄之任命：

“蒙古以田雄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

下叙其任命后之结果：

“时关中郡县萧然，雄披荆榛，立官府，开陈祸福，招徠四山堡寨之未降者，获其人，皆慰遣之，由是归附日众。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5]

上述几种叙事方法在《续通鉴》中的运用俯拾即是，不再一一枚举。同时，《续通鉴》还不拘于以记事为本位，在人物的卒年之后，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以“列传”叙述人物生平事迹。传记内容视人物地位和社会的影响力而定，对于地位显赫、社会影响大者，一般叙述较为详细，多涉其具体仕途生涯，如哈喇托克托，曾官居要职，其卒后，传记即是此类。见卷二百三泰定四年十二月：

“前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哈喇托克托卒。”

“延祐末，托克托为江西行省左丞相，……其没也，即于中祀焉。”[5]

对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续通鉴》则采取叙其典型、突出事迹的方法。如卷五开宝元年（辽应历十八年），节度使韩令坤卒后之传记，只突出记载了镇守常山之事：

“夏，四月，戊午，成德节度使兼侍中韩令坤卒。令坤有才略，识治道，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帝闻其丧，悼惜之，追封南康郡王。”[5]

《续通鉴》除人物外，对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汲取了“书”、“志”的叙述体例，不完全拘于时间的限制，而注意溯其演变本末，如记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十二月诏，先记诏之内容：“初诏致仕官给半俸。”接着追溯其演变过程，叙述诏之来由，“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则不给俸，国初循之，至是有此诏。”[5]

（四）其他殊乖体例之纠正

以往续作体例不严，一事互见者不乏见，毕氏《续通鉴》多有纠正。如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记“丁谓诬寇准，王曾疑其太重，丁谓曰，居停主人勿复言”事，既载于天禧四年（1020），复见于乾兴元年（1022）。《续通鉴》纠正之，记此事只见于卷三十五乾兴元年（辽太平二年）二月：“戊辰，贬道州司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户部侍郎、知郓州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仍播其罪于中外；准坐与周怀政交通，迪坐朋党傅会也。始议窜逐，王曾疑责太重，丁谓熟视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5]又薛氏记“越州升为府”事，既载于建炎四年（1130），复见于绍兴元年（1131）。毕氏续鉴只见于卷一百一十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十月：“己丑，升越州为绍兴府。”[5]同是薛氏《宋元资治通鉴》，记真德秀兼宫教劝济王孝敬以俟天命语，一篇之中，前后两见。毕氏改进之，首次见于卷一百六十二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五月：“真德秀时兼宫教，谏竑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则天命归之，否则深可虑也。’竑不听。”[5]第二次出现时，以“复以前言进于竑”[5]代之，避免了重复叙事。

徐氏续鉴出于名家之手，虽过明三家续鉴数倍，但存在的缺点亦不少，意求博赡，但却颇少剪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备叙世系；庆元伪学之禁，详载谢表。元末事迹，多采《辍耕录》、《铁崖乐府》，编年之书，忽似谱牒，忽似诗话。叙书艺则称其日写三万字，纪隐居则述其怀抱几时开，这些内容均无关劝惩，徒伤烦冗。而《续通鉴》于上述种种均予以改进，博赡同时，不乏剪裁。

《续通鉴》是在通鉴学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产生的，这决定了它容易突破传统框架的束缚，根据具体的情势，进行灵活的变通，而前人探索的得与失亦为它提供了进步的基石，总之，《续通鉴》在体例上的改进和创新是通鉴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续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

（一）剪裁条理，便于使用

《续通鉴》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书以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十余种而成。仍用《通鉴》体例，折衷诸说异同，阐明取舍原因，撰《考异》并散载于正文下，这使众多典籍重新以时间为经整理重合，集中汇萃在一起，便于后人检阅使用。尤其《续通鉴》引用了一些失传的史料，在这方面，《续通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续通鉴》纠正了以往续鉴详北宋略南宋、详宋略元的偏颇，尤其于社会动荡即南北宋变更、宋元鼎革之际史事记载颇详，除依据正史《辽史》、《金史》、《元史》外，还参见了《经世大典》、《山居新语》、《稗要》、《癸辛杂识》、《郭公行状》、《蒙古源流》等书，可谓宋元少数民族史料的汇总，这为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史料利用之便。

（二）充分利用碑刻、舆地等史料，拓宽了史料范围

《续通鉴》取材非常广泛，“宋事据丹棱、井研二李书而推广之，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取其可徵信者。”[6]已有学者对其引书作过粗略统计，仅据《考异》“发现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中多辑本亡书，兼及金石碑刻、近代学者研究宋元史的新成果，取材的范围是大大开阔了”[7]。

除了大量引用书本材料外，《续通鉴》还援引石刻、碑铭来进行考辨印证，这与毕沅和负责《续通鉴》最后检阅裁定工作的钱大昕重视实地考察是分不开的。毕沅“开府陕西，假节甘肃、粤，自崤函以西，玉门关外，无不亲历”，自然有机会接触到石刻与碑铭。钱大昕是著名的金石专家，利用实物与文献互证进行史事考辨是其常用的方法。仅据《考异》不完全统计，利用碑铭、石刻进行史事考辨的就有41处，确知名称的碑刻有31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续通鉴》初稿由《后编》稍加修订而来，但毕氏不甚满意，后经邵晋涵校审，书大有改观，但今参校两书，亦不难看出毕氏《续鉴》与徐氏《后编》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徐氏编撰《后编》时，领清一统志局，“多见宋元以来郡县旧志”，又得到几位著名学问家如万斯同，胡渭、阎若璩等的协助，“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4]。《续通鉴》内容损益《后编》而来，《后编》“舆地精核”之特点自然也是《续通鉴》所具有之特点。

（三）史料考辨审慎，信而有征

《续通鉴》仍用《通鉴》体例，折衷诸说异同，阐明取舍原因，另撰《考异》。并仿胡三省分注例，将《考异》散载于正文下，以便检阅。凡有歧异，则附以《考异》，辨其真伪。无论就其史料之丰富，铨真之条理，均高出于前此诸家续作之上。为了定度史事是非，《续通鉴》常常广征博引，有时为了考证一件史事，征引文献达七八种。如卷一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二月：

“加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官。仁浦，汲郡人也。帝待周三相，并以优礼：质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右仆射。自唐以来，三大馆职皆宰相兼之，首相昭文，次监修，次集贤，宋因之。质、溥寻皆罢参知枢密。又命枢密使太原吴廷祚仍加同中书门下二品。”

为了考证吴廷祚官职为中书门下二品，而非中书门下三品，《考异》共引用了曾巩《隆平集》、《宋史》、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旧五代史》、岳珂《媿郯录》五种史料。既有正史、又有别史和笔记。为了确定吴廷祚，而非“吴延祚”，《考异》分析了《宋史》致误的原因，最后以《千字文石刻》所记为准。

“曾巩《隆平集•吴廷祚传》云：‘宋兴，加中书门下三品。’《宋史》亦作三品。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云：‘唐大帝时，……加同中书门下二品，用升品也。’是《隆平集》作三品者误矣。又考《旧五代史•职官志》云：‘周显德中，枢密使吴廷祚加同中书门下二品。’则廷祚在周时已加二品，宋初仍其加品耳，《东都事略》作宋兴加同中书门下二品，亦微误。岳珂《媿郯录》引《五代会要》，以为起于后唐长兴，是矣。然不知显德中加二品，亦未博考。又按，廷祚，《宋史》列传作延祚。‘延’与‘廷’字形相似，易于疑误。今西安府学《千字文石刻》后列廷祚衔名，正作‘廷’，当从之。”[5]

《续通鉴》对于不能定度是非之史事，则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付诸阙如。如卷八十八记崇宁元年（辽乾统二年）九月判罪之事：

“己亥，御批付中书省：‘应元祐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进入。’于是蔡京籍文臣执政官文彦博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三十五人，馀官秦观等四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5]

关于奸党名单，各书记载互异，不能定其正误，故《考异》采取了存疑的态度：

“此据《长编》所列姓名、人数。李焘曰：七月二日，鲁君贶、刘昱、李常、吕仲甫、朱光裔、马琮、刘当时、谢良佐、陈彦默九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当又见九月十七日，十十七日即已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纪》，崇宁元年九月已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而长编所列姓名，止一百十七人，尚少三人，恐有遗脱。其出籍九人，又不当在内，则所阙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从臣僚之请，颁端礼门石刻于天下。《长编》载御史台抄录到名数，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参差不齐，未知何故，更须博考。”[5]

正是因为上述取材广泛，考辨慎审等几方面的特点，清张之洞和近代史家梁启超才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续通鉴》出，其他诸家续鉴之作可废。总之，《续通鉴》是宋元历史研究，尤其宋元时期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参考史料。

三、《续资治通鉴》的史学思想

（一）不辨夷夏的正统观

由于受封建正统夷夏之防观念的束缚，以往的宋元编年史，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活动，颇多忽略。而《续通鉴》不仅辽、金年号与宋并载，在史事记载方面，也将其与宋一视同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面俱悉地记载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史事，反映了《续通鉴》编者不辨夷夏的正统观，这一点在宋元之际史事的记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资治通鉴后编》自至元十七年（1780），宋末帝赵昺殉国后，以元朝纪年，而《续通鉴》自至元十三年（1276）德祐北迁开始，即以元朝纪年，同是记至元十三至十六年史事，《资治通鉴后编》以记宋史事为主，《续通鉴》以记元史事为主，两者对比，后者所反映出的正统观较徐氏之正统观更为进步，更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在具体记载少数民族历史内容上，《续通鉴》与《资治通鉴后编》相比，前者较后者也更为丰富。仅以至元十七年史事为例，毕氏书较徐氏书多出14条内容，如：

“甲子，敕泉州行省：‘山寨未即归附者率兵拔之，已拔复叛者屠之。’”[5]

“赵炳之死也，与王府相商挺无预；会王府女奚有预郭琮之谋者，……帝默然，久之，始得释。”[5]

“移福建行省于泉州。甲寅，汀、漳叛贼廖得胜伏诛。”[5]

“壬戌，诏江淮行中书省括巧匠；未几，赐将作院工匠银钞、币帛；旋敕逃役之民窜名匠户者，复为民。”[5]

“乙酉，改辉和尔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5]

“浙东饥，发粟赈之。己丑，发肃州军民凿渠溉田。”[5]

“五月，甲辰，遣使赈瓜、沙州饥。己酉，禁瓜、沙州为酒。日本行省臣遣使言：‘大军驻巨济岛至对马岛，获岛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旧有戍军，已捣其虚。’诏曰：‘军事卿等当自权衡之。’”[5]

“丙午，帝至自上都。签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高源，……阿哈玛特亦感悟，源得不死。”[5]

“丙申，募民屯田淮西。”[5]

“帝以所籍入权臣家妇赐后卫亲军指挥伊喇元臣，元臣辞曰：‘臣家世清索，不敢自污。’帝嘉叹不已。元臣，霸州元师尼尔之孙也。”[5]

以上记事涉及了元朝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的是由农民、手工业者、臣僚、最高统治者等各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生动的历史画面。《续通鉴》能对元朝史事详载备至，体现的正是不别夷夏、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等而视之的正统观。

（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通鉴》长于政治史的论述，于经济、文化部分为弱，其目的是为封建王朝提供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而《续通鉴》虽然仍以政事部分为多，而必要的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也都一一记录，阅此而能综览这段历史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续通鉴》是宋元时代一部真正的中国编年史，避免了过偏之病。如《续通鉴》对水利、屯田、漕运、科举、历法、赈济、外交等情况记载颇多，各试举例如下。

记水利者，如卷六十九熙宁五年（辽咸雍八年）：“二月，壬子，以两浙水，赐谷十万石赈之，仍募民兴水利。”[5]

卷一百三十八隆兴二年（金大定四年）：“时江、浙水利，久不修讲，势家园田，堙塞流水，命诸州守臣按视以闻。……宣州太平州委沈枢措置。”[5]

记屯田者，如卷十八至道元年（辽统和十三年）：“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自汉、魏、晋、唐以来，于陈、许、邓、颖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此又敦本劝农之要道也。’帝览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往诸州按视，经度其事。”[5]

卷一百九十六至大二年：“乙丑，以和林屯田有收，给赏官吏军士有差。壬申，令各卫董屯田官三年一易。”[5]

记漕运者，如卷一百一十五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时张浚以建康东南都会，而洞庭实据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运，格塞形势，为腹心害，不去之，无以立国。然寇阻大湖，春夏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仍给黄榜下任士安军及岳、潭、鼎州抚谕。”[5]

记科举考试者，如卷一百二十二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金人科举之制，先于诸州分县赴试，县令为考试官，号乡试。……其后又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后复置御试于上京，士人苦之，多不往，则就燕京官之。”[5]

记历法者，如卷一百五十五庆元五年（金承安四年）：“五月，壬辰朔，颁《统天历》。先是诏造新历，以冯履参定。御史张岩言履倡为陂辞，摇撼国是，遂罢去，诏诸道有通晓天文、历算者，所在具其名来上。至是历成，赐名《统天》。议者谓自渡江以来，历法屡改，《统天》尤为疏谬。”[5]

记赈灾者，如卷一百九十五大德十一年：“哈喇哈斯至镇，斩为盗者一人，分遣使者赈贷降民，奏出钞帛，易牛羊以给之；近水者教取鱼鳖为食。会大雪，命诸部署传车，……岁得米二十馀万，北边大治。”[5]

《续通鉴》对外交史事涉及亦多，仅以与高丽的关系为例，试举两则如下：

卷十七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庚戌，高丽国王治以辽师侵掠其境，遣使来乞师。帝以北边甫宁，不可轻动干戈，厚礼其使而归之，仍优诏答治。自是高丽朝贡遂绝。”[5]

卷二十四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丙戌，高丽国王诵遣其户部侍郎李宣古来贡，且言：‘晋割幽蓟以属契丹，遂直趋玄菟，屡来攻伐，求取无厌，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诏书优答。”[5]

以上记载内容从农田、水利到漕运、赈灾、边事均与民生致用休戚相关，《续通鉴》于政事外对其详载备至，反映了编者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从这个角度讲，《续通鉴》较只注重君道臣谊、国政大事的《资治通鉴》略显进步。

《续通鉴》虽为续鉴中最好的一种，但与《通鉴》相比，尚有诸多不足之处。《通鉴》校审精细，文章风格前后一致，而《续通鉴》脱讹衍倒现象颇多。这与著者的修书条件密切相关。司马光撰修《通鉴》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以书局自随，给以禄秩，不责职业”[8]，毕沅虽身处要职得以组织幕府，但无论从调配史料、还是修书所需财力方面，都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司马光有刘恕、范祖禹、刘攽组成的固定的修书班子，并完全听用于司马光，全书精神容易统一。而毕沅虽用幕府招揽人才，但幕僚来去自由，书成于众手，加之编书时断时续，中多变故，参差牴牾，在所不兔。解放后，由容肇祖先生标点，聂崇歧先生负责校勘的《续通鉴》，初步考正的讹误、遗漏、衍文、颠倒、重复等问题，大小近2 400余条。再者，毕沅终究缺乏司马光的史才与文思，有志续书而无力凝炼裁剪，总其成的水平不高。梁启超曾指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