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莉

（宁夏大学 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较多的研究性文章注意到了张爱玲散文的语言艺术特色和内容的世俗化特点，但很少有研究者研讨其散文的现代性。西方在上世纪完成了散文现代性话语转换。张爱玲在中国的20世纪40年代在这方面是个成功的典范。“现代性”是一个描述和界定现代社会历史形态、文化特质和精神体验的总体性概念。“从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现代主体的生存模式中”[1，p14]，我们可以划分出与“现代性”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即“制度性维度”和“精神性维度”[1，p14-18]。回归到文学领域，植根于“现代性”两层维度，“文学现代性”亦应该包括“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现代性”更多关注的是“现代性”设计中的“社会制度”层面，着眼于“宏大叙事”。而“审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则关注个体生命对现代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现代性”关注社会制度层面不同，“审美现代性”更看重人的处境，对他们而言，“现代性”的来临不单单是社会组织的转变、社会环境的更新，根本上是人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体验的转变，更多的是人对客观世界改变的主观感受。首先，张爱玲散文的现代性就属于“审美现代性”的层面。正如文字所展示给我们的，张爱玲散文所写的大多是些俗人俗事、俗物俗趣，关注个体生命对现代生活的体验。不过，我们要看到，尽管张爱玲把笔触伸向世俗生活，却没有仅仅停留于生活的表层，而是凭借着自己独具的慧眼，透过外在现象的遮蔽深入生活的内里，道出了人所不能之言，这是其散文现代性的特殊之处。其次，在她优秀的篇章里，通过大家不太精心注意的生活琐事和出人意料的大胆夸张，对世界做了无情的剖析，打破了世俗的“丑美”界限，借鉴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突出的标志审丑意识，无疑是对其小说揭示世界隐秘的有益补充。再次，张爱玲散文既写丰富而广泛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又对日常生活进行形而上的透视，并将之升华为对传统理想价值观的解构。这种解构无疑也是其散文现代性的一个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世俗实用的眼光来消解文学艺术的诗性与神性，消解历史、圣人、英雄的崇高神圣以及消解有关女性的神话等三方面。

一

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她这样看待历史与传统：“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有口头禅的性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警的断句，两三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作者把历史等同于“公众的回忆”，把中国的“经典”与“传统”还原为日常俗语。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又让她把“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总结为“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等日常话题。其散文纵有历史事件的“记忆”，也是随其生活遭遇而进入文本的，作者借它还原的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原生态，如《烬余录》通过那些伤员和看护，既揭示了芸芸众生的自私本性，同时又表达了对世俗人性的深深宽悯。在作者眼中，英雄也是凡俗的，甚至是自私的。她认为宣扬世人景仰的英雄薛平贵的《红鬃烈马》就体察入微地展现了男性的自私。为了自己的事业他用贫穷和寂寞将夫人一生最美好的年华作践完。她对这样一个不甚体谅女人的人竟被写成一个好人（英雄）愤愤不平。作者以回到“现实生活原生态”的思维来看待审视周围的一切，她也是这样来反观薛平贵的生存价值的，她认为其人生意义应该在于与妻子耳鬓厮磨地朝夕相处。她这样评价《空城计》里为老将军们绝对信仰的古今中外罕见的完人诸葛亮：为先帝的一点知遇之恩将胡子忙白，离开卧龙岗为别人争天下是愚蠢的，不值得的。英雄的事迹和男性的事业，包括让他们一显身手的战争，都被她质疑：男性“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2，p34]。战争与其说是为了显示“英雄”与“正义”，不如说是有机会刮去一点文明的浮皮，让人们看见其下可怜男女的真性情。她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也说:“最迅疾的变化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楚霸王与马谡的失败都是浅显的教训，台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的，做生意，做媳妇，都是这么一回事罢了。”这样，英雄和普通人就没有什么两样了。不仅如此，有关人的神性的童话也被作者彻底消解。在《气短情长及其他》中，作者在对孔孟这样的先贤理解同情之中不无戏谑嘲弄。她写阳台的破竹帘上挂着一块污旧布条，“正像一个小人的侧影，宽袍大袖，冠带齐整”，“尤其像孟子”，灰头土脸，在风雨中不停地左右作揖，能言善辩，既世事洞明，又人情练达，就是不能使自己的道理畅行天下。在张爱玲眼里，可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崇高的，她绝不赋予任何人、任何事物以超越平凡的优越感，包括道德也是“不彻底的”，极容易获得的。只要不将灰土直接扫到楼下阳台去，“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的圆光”[2，p40-41]。

二

在张爱玲的散文里，没有一般文人写理想的崇高和伟大，没有对生命的讴歌和赞美，没有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念。人类所谓的“崇高”和“文明”被消解了。在她的笔下，没有母爱的伟大，没有爱情的忠贞，没有战争中的英雄，没有生命的意义。首先，张爱玲对于“母亲”形象的解构离不开她自身创作的心理机制。对于张爱玲而言，母亲只是一个称谓，是一个遥远而不可及的事物，她的亲生母亲几次留洋，她只是固执地看着而不挽留。生母也只能说:“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3]张爱玲的两位继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张爱玲颠覆传统“母亲”形象更为激烈的推助者。她无从获得母爱，也无法尝试做母亲的滋味，对于母亲或许只是在瞬间领悟之后心中那一股幽幽的痛。所以张爱玲在处理“母亲”的角色时，可以说是用“冷漠”一词来一言蔽之。其次，张爱玲是遗老与新生氛围之中的一个综合体，她想借助一个更好的窗口来诊释传统的男权社会，“母亲”的形象对她来说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衣钵。再次，“母亲”在张爱玲的笔下形象是狰狞的，与传统母亲形象相较而言具有强烈的反差，可以以此形象来完结现代对于传统美好事物真实形象的一个回归。因此张爱玲自己都说:“母亲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亲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

散文与时代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甚至更多的时候是同步的，这也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不平则鸣”，六朝“风骨”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当代散文概莫能外，张爱玲既继承这传统，又有富于现代性特征的个体参悟。作为港战的亲历者，剖析战乱中的人性是张爱玲散文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她力图揭示战争环境中原生形态的生存际遇，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在她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关于人性的近似于定义性的阐析。如“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烬余录》）“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什么，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到底是上海人》）“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标准表示不满。”（《造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大彻大悟。”（《自己的文章》）这些谈论，显示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比较理性的看法。总的看来，张爱玲对人性的看法是偏向于恶的。她更多地描写了现世生活中鲜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体验，并毫不隐瞒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无情和一身俗骨。她散文中这些对人性的灰色认识是极具现代性体验的都市人才有的。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永远生活在“无爱”的世界中，子女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男女没有真挚的情爱，一如她在《私语》、《童言无忌》等回忆的家庭生活——父母婚姻不幸，父亲对子女暴虐，母亲对子女冷漠。儿时的经历成为了她“永远在那里的”，“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并在她作品中反复地演绎和表达。“因为满眼看到的只是残缺不全的东西，就把这残缺不全认作真实”[2，p73]，她对人类基本情感的怀疑和对人性的不信任，首先来自她真切的生活体会。而且，张爱玲对现实和历史的否定也包含了某种“身世之感”在内。作为满清王朝达官贵人的后裔，她有机会亲眼目睹王纲礼乐的崩塌，封建士大夫后代的没落与沉沦；作为寄居洋场的破落贵族的子弟，她还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丑恶和残酷。因为置身于历史的交接处和文明的交界处，20多岁的张爱玲得天独厚地成了一个洞察历史和现实的旁观者，能够看到文明“都要成为过去”，“更大的破坏要来”，看到时代的仓促，看到历史“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现实“是没有系统的”“一片浑沌”，历史和现实同样的不可理喻和彻底虚无。再者，张爱玲身处的上海是一个带有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现代都市。如同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的，“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生出“一种奇异的智慧” ——张爱玲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上海作家能更早更直接感受物质文明带给人们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滋长出对社会、文化、自身状况的怀疑。亲身经历的香港之战让张爱玲认识了战争的灾难性与毁灭性，过去因为家庭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扩展到整个社会和人生，“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2，p55]，透过乱世中充分暴露的人类的自私和愚蠢、虚空和绝望，张爱玲最后走向了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拷问。张爱玲“荒凉感”的生成过程似乎表明，张爱玲散文的现代性生长在中国本土的、与西方现代主义相似的时代社会背景下，有本土生成的性质，对西方现代主义虽存在借鉴，但绝不是简单模仿、直接移植的关系。

三

张爱玲在其女性文学创作中，尤其在其散文中主要是以不同凡响的认识和深入独特的言说，表达了男权颠覆意识和女性自审意识，从而呈现出别具特色的现代性特征。例如，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曾感慨道：“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篇散文审视了女性中普遍存在的一辈子依附于男人的意识。

张爱玲散文表现的是日常的现代性，在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前提下，借助于日常生活本身的开放性，为日常生活打开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空间，这就使得她笔下的现实形象是丰满的，各种场景的意义是丰富的，表现的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但是，读张爱玲的散文，在那些对热闹杂乱的俗世生活描写的文字中间，你往往会不期而遇这样的文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2，p18]“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2，p249]“时代的车轰轰的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2，p64]前者，华美与庸俗同时出现在一种意象之中，可见体味之深，在看似华丽的背后却演绎着人世间最原始的悲哀。张爱玲之所以如此，是她在压抑状态下的一种宣泄。用自己眼中的痛来体味世间的痛，用现代女性植根于大地的视野来仰视整个苍弯留给世人的故事，而张爱玲则继续上演她的传奇。这种古怪恐怖但一针见血、冰凉刺骨的感觉，充溢了她的全部作品，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它既蕴含了生活中的美，也涵盖了生活中的丑。后人标榜的现代与后现代派，在她那里都可以寻到踪影。后面那些不和谐的音调不绝于耳有着一种难言的清醒和凄清，突然让我们发现了张爱玲内心深处的另一面，并且让我们相信这或许才是她对于世界更为基本的感受和认识。这种感受正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苍凉。正所谓繁华背后是苍凉。张爱玲本人亦非常欣赏这样一句话：“一个苍凉的手势。”这种苍凉正是一种悲剧性认识的体现。而这种苍凉，用张爱玲的话说，是能给人以启示的，这也是现代人现代性体验的共同启示。张爱玲笔下的苍凉感、孤独感，绝不是人们常说的“看透人生”，而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孤独的女性对生存其中的艰难岁月的深刻感受和对时代特征的总体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