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丽，郭继宁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寻常的如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所标举的“文学内部研究”，自有其诠释学的合法性。但是，将文本与其社会学处境的还原、政治学策略的梳理，作一具有统一性的解说，其文本细读或可呈现“文学外部研究”的新的创造性解读界面。

虽然《新民丛报》与《民报》从1905年才开始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但明确地批判改良派而鼓吹革命理念的文章，在1903年前后即大量出现。

1903年，作为“舆论界骄子”的梁启超完成了思想转变。这一年，《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倾向排满革命的刊物创刊；也正是在这一年，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杨笃生的《新湖南》等发表，具有革命倾向的小说《自由结婚》、《瓜分惨祸预言记》、《洗耻记》等出版，苏报案、沈荩案发生在这一年，拒俄运动也在这一年达到高潮……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激烈民族主义的渐次出现。

新的革命派主力是不断增加的留日学生。梁启超等提倡的“破坏主义”言论，对血气方刚的青年影响很大。1903年由美返日的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后，他们很快把矛头指向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随着“拒俄运动”的展开，在中国即将被瓜分、中国人即将被奴化的恐怖之下，革命派的言论更具有煽动性。

自 1872年 30名中国幼童被送到美国受教育始，直到1909年，中国留美学生的数目并没有增加多少。直到1909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数量才有所增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学生开始赴日本留学，“据统计1898年留日学生仅有18名左右，但是在同年百日维新失败后，留日学生在1899年便增至 200余人，而且在1901年后人数不断增加，到1903年已达1 000名左右，1904年约1300人，1905年末科举考试废除后人数大量增加，已达8 000人左右，1906年更多的青年学生去日本，人数在13 000人以上。但是去日本的人数虽多，注册入学求知的留学生仅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最后能毕业的人数更为稀少。”[1]留日学生自1906年后锐+减，除了1905年因留学生取缔事件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外（此乃陈天华蹈海的导火索），许多人对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不满。

青年人多选择日本而非欧美，原因有以下几点：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无疑是中国的榜样；“同文同种”，语言、生活、宗教上没有太多障碍；路途近，花费低。留美学生比较注重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日本对留学生在军事、文学和革命上的影响更大。

到了日本，这些少小离家的青年学子循着传统中国地方结社的习惯，组织各种同乡会，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具有政治热情的知识阶层。为激励救亡图存、宣传政治主张，以同乡会为基础，开始在日本创办了一批相当有影响的，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如“游学者与不游学者，日以学术相责望”[2]的《游学译编》，“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的《湖北学生界》，“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3]的《浙江潮》，“去其陈，谋其新”[4]的《江苏》等。

由于留日学生报刊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发行机构，对于革命思想在国内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1903年以后，一批宣传排满革命的书刊在国内流传开来，到了1904年更加风行。……湖南常德中学学堂学生“皆能持民族主义”，他们集资刊刻留日学生寄来的《死里逃生》稿，“言瓜分后之惨状及劝湘人独立”，“以期造成国民资格”[5,p96]。

概而言之，屈辱的民族记忆刺激了秉持着“大一统”为思想底色的青年学子。与欧美国家的学生相比，学生群体特别具有一种政治和社会意识，更乐于参加公共事务和尝试政治改革，属于能读能写的少数人，从小就被灌输“修齐治平”、“文以载道”的思想，因而，救国的使命与担当意识之于他们，势所必至，他们遂成为留日学生报刊的主要读者群。

学界革命化不仅表现为革命分子及其活动的增多（相对说来，这仍然是少数），更重要的是整个群体的强烈反清意向，没有正式加入组织的广大学生，思想也日趋排满革命[5,p340]。

在清末，几乎每一位革命烈士都成为学生崇拜的偶像。他们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表达敬仰缅怀之情。比如，1906年湖南长沙万余名学生为陈天华、姚宏业举行公葬；浙江光复会起义失败后，学生们为秋瑾集资修墓。

国人将被奴化的恐怖及民族主义的立场，是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的共同之处。这与“拒俄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03年出现的一系列大事，均可以拒俄运动为中心展开分析。拒俄运动是清末规模最大的民间反帝爱国运动，对于革命派迅速扩大影响及革命团体的成立都有着直接作用。陈天华在《狮子吼》中，对从“拒俄”到“革命”的转变作出了解释：

那拒俄会因何而起的呢？原来满洲末年，朝中分了几派：守旧党主张联俄，求新党主张联日。留学生知道日俄都不可联，反对联俄的更多。俄国向满洲政府要求永占东三省之权，在日本的留学生闻知，愤不可言，立了一个拒俄会。不料满洲政府大惊小怪，便轻轻的加以革命的徽号。其实当时留学生的程度，十分参差，经满洲政府几番严拿重办以后，和平的怕祸要退会出去，激烈的索性把“拒俄”二字改为“革命”，两相冲突，那会便解散了。

时在日本的陈天华正是“拒俄运动”参与者与组织者，“岁癸卯留学日本。时值俄据东三省，瓜分之祸日迫，朝野皆束手无计。烈士大痛，啮指血成书数十幅，备陈灭亡之惨，邮寄内地各学，闻者莫不悲愤。……今年春发意见书，思单身赴北京有所运动，为同学所阻止”[6]。在《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一文中，陈天华鼓励青年人游学外洋，以改变祖国现状：

今日吾国灭亡之风潮诚达于极点，欧美之白人曰奴灭我，地跨欧、亚两洲黄白两界之俄人曰奴灭我，并同洲同文种源大陆之区区日本人亦敢隐计曰奴灭我。无非以吾国固守旧学，国势日减而民气不伸，一切大计皆任政府之因循以坐就澌灭，因是而轻蔑我，因是而訾诮我。直以为我之因循，固可以奴灭我，且可以奴灭我之手段先明告我者，日夜咆哮攘檗于亡我之一大问题，对我曰，亡而种，亡而种[7]。

事实上，留学生在清末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往往充当国内各种运动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尤其是留日学子，身处日本明治维新的氛围中，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拒俄运动”就是由留日学生发起，在东京组成拒俄义勇队，随后又以上海为中心而使国内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之。

1903年前后留日学生大多持激烈的政治态度。首先，这与俄国首先打破势力均衡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得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处境有很大关系，面对清廷的无能与无力，他们很容易就将矛头转向了清廷。他们创办的报刊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说》、《河南》、《四川》、《云南》等等，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拒俄、反满的文章。比如效鲁的《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就指出：“吾中国之亡，不亡于今日之欧西文明人，早亡于二百年前之北方蛮族矣。今之所谓亡，不过自他族之手，转亡于他族耳。不知民族主义，日日言变法，日日言自强，国果强矣，非吾之国也，为彼蛮族增荣誉固权势，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我之奴隶于彼，自若也；我为亡国之民，自若也。”[8]

其次，日本文化与国家主义扭结而成的决绝社会心态也极大地感染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情绪，并主导了他们“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思维。

凡此种种，于此时小说创作多有反映，文学实绩亦随之增减。

同报刊中的评论文章相呼应，刊登在前述报刊上的小说，也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报。以1903年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为例：《血泪痕》叙述红、黑人绝种的惨剧（《湖北学生界》第 5期，1903年 5月）；《血痕花》描写 1789-1793法国大革命中女英雄，通过留学生回首祖国被瓜分的惨状，影射中国（《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斯巴达之魂》描写斯巴达之人在反抗外国侵略者时不怕牺牲的精神，激发国人爱国尚武（《浙江潮》第5、9期）；《英雄国》叙述太平洋中珊瑚岛国脱浪王朝为墨西哥人所亡的故事（《游学译编》第7期，1903年5月）；《痛定痛》将“清国”与“中国”对立，“清国虽在，中国已亡”，“把这一班贱种剿灭净尽，还我旧日山河，重新造出一个新中国来”（《江苏》第 3、6期，1903年6月、9月）。这些小说充满民族主义色彩。虽然大多都是急就章，只有一、二回，从小说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成功的，但其所包含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怎样避免亡国灭种的悲剧？改良派与革命派都主张“地方自治”、“文明排外”。欧矩甲的《新广东》与杨守仁的《新湖南》就颇具代表性。

太平洋客（欧矩甲）的《新广东》，亦名《广东人之广东》，1902年发表在旧金山《大同日报》，并于同年在横滨新民丛报社印单行本。欧为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之一，曾协同梁启超编《清议报》。流亡日本的改良派有与革命派合作之意，并在1902年达到高潮。在这一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大倡“破坏主义”的言论，罗普撰写小说《东欧女豪杰》倡言革命。此时的欧矩甲也倾心革命，在《新广东》一文中，大倡广东独立，反抗满清即为明证。当然，后来他们都重返改良派阵营。

1903年出版的《新湖南》的作者杨笃生却是革命派的一员，他曾与陈天华等创办《游学译编》，大力鼓吹革命。他以“湖南之湖南人”的笔名出版《新湖南》，鼓吹湖南脱离满清独立。

当然，从两人的观点相似这一点上，也可见出当时的改良与革命两个政治派别，还没有像1905年以后那样壁垒分明。实际上“地方自治”之说起于梁启超的《上陈宝箴书》，“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9]。陈天华也主张湖南独立：

试思东三省归俄，广西归法，英、日、美、德能甘心乎?瓜分实策，数月间事业。……民族帝国主义渐推渐广，初以我为奴隶，继将以我为牛马，终则等诸草芥。……故今日之亡，岂仅亡国？实亡种也[10]。

有关“地方自治”的言论在当时很多刊物上出现，以《东方杂志》为例，就有《地方自治政论》（一卷9号）、《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二卷12号）、《论开国会当先于地方自治》（四卷12号）、《中国地方自治制考》（四卷10号）等文发表。由一部分地区先独立，进而推进全国的主张在此一时期的小说中也多有涉及。比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轩辕正裔的《瓜分惨祸预言记》、旅生的《痴人说梦记》。

受日本当时国家主义风潮浸染的“激烈民族主义”，天然地打上了日本文化的烙印。一方面，其爱国激情的强烈，确乎给国人以血脉贲张的强烈刺激，另一方面，这种“激烈”因其以绝望为底色，也根本性地摒弃了政治智慧的可能，从而极大地张扬了“毕其功于一役”的险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