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光祖

前几天，闲来上网，看到《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胡风案”告密者舒芜去世 此案曾牵连两千多人。才知道舒芜已于8月18日逝世。逝者已矣，我本不应该说什么，可看到“告密者”三字，心下总是不安。

最近又读到路莘的一本书，感觉出其实很多问题，倒不需要多高深的学问，我们需要的只是常识。可在这个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国度，回到常识已经非常不容易。关于胡风，我写过几篇文章，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还没有说过话，因为头绪繁多。这里主要谈谈舒芜这个人。

舒芜，1980年代以来，著作不断，谈周作人，谈妇女解放，俨然已经是一个资深学者了。而且他的文才好，天才少年，又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岂是了得的？虽然他在口述自传里说他的那个“方”与方苞那个“方”还不是一回事情，他们是“猎户方”，是乡下的，是“小方”。可毕竟在一个地方，耳濡目染，自然也就了得。

多年来，舒芜用自己的笔给自己做了非常好的辩护，也蒙蔽了许多善良的人。很多人以为“文革”那么复杂，也不能说舒芜有多少错。这种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手段，是文化人最擅长的了。像巴金那么傻的还真的不多。

前一个阶段就读了《舒芜口述自传》，看完了，却像吃了一只苍蝇，很难受，很恶心。突出的感觉是他这个人不“诚”。孔子说，修辞立其诚，“诚”都做不到，其自传几乎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事实本来很清楚，他是为了跳出南宁那个小地方，才出此下策：揭批胡风。但你终于如愿以偿了，还要报胡风“不见”之仇，抛出胡风给你的私信，加上歪曲以后的注释，置胡风及很多朋友于死地。须知，那是私人信笺呀。事情过去多少年了，回忆往事，可以心平气和地承认了吧。不，他还在那里东拉西扯，为自己狡辩。

但奇怪的是，我的头脑竟然很糊涂，只是觉得他可恶，但没有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在用词上，我无意识中也接受了许多人的话：背叛、出卖、告密。

这两天读完了《三十万言30年》，才发觉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路莘写道：

“背叛”、“出卖”，狭义道德的评判淡化了舒芜行为的恶劣性。舒芜不是什么“背叛”，不是什么“出卖”，而是陷害了他人。

我大梦忽醒，原来如此！

陷害，而且是蓄意陷害！“告密”，应该是胡风他们有“密”可报，比如说要搞什么反动组织等等。“背叛”、“出卖”，应该是胡风他们本来有什么反党的东西，被舒芜说出去了。就如犹大的背叛，他确实指认的就是耶稣，他没有撒谎，更没有胡说八道。可舒芜就不一样了，他从一开始就是歪曲，就是胡说，就是陷害、诽谤，到1990年代，还不说真话，一直掩饰自己的丑恶行为，把脏水往胡风身上泼。

舒芜在《舒芜口述自传》里把自己的“陷害写作”推卸到胡风身上，说胡风当初骗他写作《论主观》，而且一直评价很高，可后来他却说是为了批判而发表。于是，他就披露了那些信笺，想用胡风的信说话。好在《胡风全集》已经出版，我手头也有一套。我们看胡风当时的日记，还有给舒芜的信笺，发现胡风从一开始就对《论主观》有肯定，也有严厉的批评。而且发表时的后记里就明白地写着：“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在1944年9月19日致舒芜的信里说：“似乎《论主观》还有不少的弱处。例如，今天知识人的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恨的一方面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够，这是由于实践精神不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扩大。不知以为如何？”（《胡风全集·书信》，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只要随便翻一下《胡风全集》，或看一下《希望》当时的那期刊物，不是都很清楚吗？后来，有些学者根据舒芜的造谣歪曲，进而指认胡风为“两面派”，更是谬以千里，完全远离事实真相。从现有资料看，舒芜与胡风的交往一开始，就有着非常强烈的投机主义心态。他一再要胡风给他介绍发表文章，并一再地写信要求胡风把他调到重庆市里。解放后，则一再写信要求把他从南宁调到北京、上海。1945年6月26日，胡风给他的信：“前得要进京的信，不知怎样回你。……今天又得两信，都提到要进京的事。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你才好。回想起过去你偶尔露出的和我的想法相反的事情时，更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最后胡风说：“未上坛已经如此，上了坛不知又如何。”

虽然胡风感慨“人底想法会差得这样远，是只有吃惊的”。但我们知道胡风是爱才的，所以对舒芜还是一直扶持提携的，这一点舒芜在1999年的《〈回归五四〉后序》里也有过叙述。

路莘认为，舒芜是一个有抱负的被冷落的天才，有良好的学养，但“他的学品中缺少一点，就是信念”。甚至认为他的人品是有问题的。这我都非常同意。不甘寂寞、不甘于被埋没的他，与胡风交往的开始，就是利用，后来看从胡风那里得不到什么荣耀，可能来的只有屈辱、不合时宜，于是，他决然地开始了蓄意陷害，要用胡风等人的血，换来自己的康庄大道。他最后做到了！

1946年，他给胡风写信，要求给自己出集子，名字就叫《舒芜杂文集》。胡风认为不妥，后改为《挂剑集》出版。胡风在回信中说：“为什么这样急地用大排场的书名呢？这对己对读者都没有生气的。××论著或文集之类，将来再用罢。”（《胡风全集·书信》）这已经是很含蓄地批评了。可对于舒芜这样的人来说，他要求的比这不知道要多多少呢！

南宁解放后，他一再地自我检讨，一再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完成了著作《生活唯物论》。可是他那时毕竟是个无名之辈，靠批判检讨自己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书也无法出版。于是，他开始靠诬陷、诽谤和陷害胡风等人，而打通自己的锦绣前程。以他那么聪明的头脑，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一篇《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大作就这样出笼了。舒芜的投机终于有了回报：《长江日报》5月25日发表，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6月20日，他又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期间他已如愿以偿地调进了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生聪明皆奇文。舒芜真是太聪明了，现在老了，也还那么聪明。趁着自己长寿，开始在《舒芜口述自传》及别的文章中，为自己贴金抹粉。真得感谢老天爷给了他一支生花妙笔。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他的文章，应该说他该满足了罢，不，如果到此罢休，那还是他舒芜吗？还是胡风骂的“无耻”吗？他又抛出胡风给他的私人信笺，“创作”了大文、奇文《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如果说胡风真有反党言论和行动，那你舒芜揭发出来，还算对党的忠诚。可是他全是胡说八道，诬陷栽赃。我2009年5月去庐山出差，在庐山三叠泉的一个小摊上看到一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虽然有点旧，可很完整，15元买下。晚上就在旅馆开始翻看。主要看第一批材料，我知道那是舒芜整理、注释的。比如有这么一段：

胡风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必然地要反对和抵制藉以贯彻这个思想领导的组织领导。胡风恶意地、挑拨性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官方”，把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同志说成“官们”“钦差”“权贵”“老爷们”“公子们”，这里充分表现了胡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是如何反感与仇视。

还有一段：

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这些材料，现在摆在面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的强烈。可是当时，却把这些信当作经常指导自己整个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宝贵文献，从来没有看出甚么不对的地方。这就是一个镜子，可以照见自己当时思想的面貌是何等的丑恶！

王文正《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披露，他们作为司法人员当时就对胡风一案很怀疑，因为证据不足，单凭几封信就定反革命，有点草率。他还写到他到淮河调查，有当地医院的一个院长就直率地问他：他们解放前都是革命的，跟着共产党走，怎么解放后却成反革命了？说是混进革命队伍，要知道，解放前，闹革命是要掉头的。其实，舒芜很清楚胡风是不是反党，可为了自己的“前程”，就顾不了那么多。从现有资料看，第一次把胡风集团定为“反党集团”的就是这个桐城人舒芜。1954年，他在《中国青年》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一文中就已经使用“胡风所经营的反党文艺小集团”的说法。路莘说：“将一个作家不满于文坛中人和文艺现象的言行，故意歪曲解释成为具有政治动机，甚至具有政治步骤的行为，舒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大文字狱的产生作了开章。”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信件大都是胡风根据舒芜的信，有感而发，可现在舒芜把自己的信隐藏起来，于是，胡风的话就成了无头鬼，任由他解释演义了。他任意歪曲、无限上纲的地方很多，大家可以参看《胡风全集》书信卷编者注。这里仅举一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三三、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信（重庆），“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只能说你把认识（？）化成了实感。以前，何尝不是肯定了它的？所以，主观、中庸二文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这段信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胡风与舒芜谈论舒芜的两篇文章而已。可在舒芜的笔下，却是“胡风把个人力量看得那样大，所以‘以天下为己任’，和‘万物皆备于我’，简直以救世主和造物主自命，因而轻蔑世界，轻蔑人民，轻蔑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轻蔑这个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的集体力量，妄想要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服从他个人和他的集团的意志，按照他个人和他的集团的面貌来改造它们。他在文艺界所进行的宗派活动，就是为了实现这种狂妄的个人野心”。甚至还大肆发挥说：“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甚么‘主观在运行’，甚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了‘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并由此得出“极端疯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顽固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这就是胡风反共集团的思想基础”。

看看，多有才华，多么雄辩。可是我们后来才知道，信中的“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并不是胡风的话，而是他舒芜原信里的话，胡风在这里原样抄上，然后进行了评论而已，并对他做了批评。可他却反咬一口，说成了胡风的话。舒芜后来也承认这是他的话。（见《胡风全集》9卷）

大家知道，舒芜是有抱负的人，也是喜欢做大文章的人。在认识胡风的时候，年轻，才学有限，但写起文章来却宏大得很，颇有指点江山，粪土王侯的气魄。但不幸的是，正如他所说的不是真正的桐城方家，他的绝顶聪明虽说不是最后导致“胡风反革命集团”2000多人受难的惟一原因，可也是很重要的一根导火索。

他太聪明了，聪明得让我们多少年后，还不住地慨叹。

当年林默涵告诉他：人家关心的不是你舒芜怎么说，而是胡风怎么说。林这句话，我想对舒芜真是醍醐灌顶，不需要再说什么了。他什么都懂了。

于是，当1955年，他的“朋友”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的同时，他却正在积极参与“揭批”胡风的运动，并受到高层领导人的接见。牛汉在《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三联书店出版）里说：“你舒芜交了信，‘集团’定了性，‘反革命’的命运就这样定了，你坑害了多少人。1955年他还到处在学校做揭露与批判‘胡风集团’的报告，我后来看到了这些材料。”“舒芜交出信件是个大事件，证明‘胡风集团’有人‘起义’了。舒芜说聂绀弩同情他，我知道绀弩内心不是这样。我跟绀弩谈过。你舒芜交信考虑过后果没有？你舒芜交出的信，成为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主要依据。后果你知道，不仅仅是交材料，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怎么能这样？！”

一直到1997年了，舒芜还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避实就虚，甚至歪曲事实。以至我们的路莘女士多次慨叹：“有着如此城府的人，是总能找到使自己心安理得的方法的。”

1955年，胡风预感到自己的命运，给许多朋友写信，希望他们不要为他辩护，“我希望把判决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我要尽一切的可能由我自己担负起来。”

1955年，绿原回答，他只能检讨自己，别人的问题他无法谈。

1966年11月，阿垅在法庭说：“一切由我负责，与他人无关。”

牛汉、贾植芳都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贾植芳说，我要努力把“人”字写正；牛汉说，我仍在苦苦的跋涉。他们不是不爱党，不爱国，他们是不愿意欺骗党和国家。

聂绀弩晚年挽胡风诗曰：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夜梦君立海边，苍苍者天茫茫水。

他还说：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我们看舒芜怎么说。他在《〈回归五四〉后序》里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及，但是它导致那样一大冤案，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年轻时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一份应负的沉重责任。”（《舒芜口述自传》里也有这段话，并做了发挥）

他在这里的避实就虚，歪曲历史，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不是他提出的“宗派主义”，而是由他提出的“反党集团”，由他主动交出胡风的私人信件，并做了完全歪曲历史的注释。“一改再改三改”，好像都是别人“歪曲”一般。尤其“责任”二字岂能承载起他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一切的后面，都是他的投机钻营的心态作祟，都是他出人头地的想法作怪。他这种人，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是可以置朋友于死地的。他如果真的是盲目信仰的缘故，我们尚可原谅。就像上海的戴厚英，钱谷融、贾植芳最后都原谅了她。因为那时候她作为大学生，是真的在信仰，虽然是盲目的。可舒芜就不是了。他是多聪明的人呀！

路莘说：“胡风所说，舒芜与我的那些年轻朋友不一样。这不一样，不是个性，而是做人的品质。”我认为切中肯綮，一语中的。

胡风太爱才了，他知道舒芜人品有问题，却仍然帮他，这也是鲁迅的精神。可舒芜呢？牛汉披露道：“舒芜1938年在老家加入共产党，后来自首，整个支部自首了。建国后，自首的性质和叛徒差不多。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隐患，舒芜内心难免恐慌。要有新表现也在情理之中。……90年代初，我跟他在电话里谈过他内心的真实情况，他回避。”（《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宁可人无才，不可人无德，这是孔子的小人、君子之辨。

针对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路莘沉痛地写道：回归，是需要寻得到根基的。需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迷失在何处。回归还必须有正视历史的人格素养，而不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