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 更

当云南一位雷姓诗人到处炫耀他的诗歌时，他的老乡于坚笑了：他呀？他的诗歌只是属于云南，我的诗歌属于中国。

漂泊归来的诗人王家新听说了于坚同志的理论，也笑了，他用湖北丹江口的普通话说：我不是属于中国文学，我属于世界文学。

全国诗人们听了家新兄弟的结论，大笑了。

感觉优好，是中国诗人们的特点，就像许多抽烟的人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公然在公众场所喷云吐雾一样，他们活在自己的迷雾中。

我惟一佩服的就是诗人北岛，中国的诗人就他一人不装逼。我最近通读了他的几本散文随笔集，发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诗人，这个诗人在周游列国时一点也不愉快，虽然没有像当年的孔老二那样被人撵得如燕子飞，却也经常困顿在赌场里掏不出钱来，人民币？美金？欧元？哪样才是我们诗人的货币啊？

其实，不仅中国的诗人不曾阔过，就是外国的诗人，也基本上生存在社会的边缘，靠慈善救济过日子。跑到国外的中国诗人，在国内原来大多数是农民，或者像农民一样生活过，当然手头比较紧，以为洋人那里遍地黄金，于是都打着爱国的旗号纷纷出国。出去以后才发现，不表现反共反社会主义，那些基金会根本不会施舍与他们。

好在吃饭不成问题，温饱之余，还要造点影响，隔三差五在哪里开个诗歌乐施会，美名其曰：诗歌朗诵会。然后找各种各样渠道发布到国内，如何盛大、如何豪华、如何辉煌以及本人如何受到与会者崇拜，回到国内纷纷以诗歌沙皇自居。

看了北岛的书才知道，其实那些所谓诗歌朗诵会很多时是卡拉OK，自娱自乐的，甚至只有几个人酒喝高了叫几声床也对外宣传是什么什么朗诵会。这些朗诵会基本上是相互邀请，某在哪个学校搞了几文钱，就邀请自己的朋友到会，某也在哪里的基金会弄到报销的指标，于是投桃报李、礼尚往来一番。听众呢？如果有一个是学生，找一帮同学来充当听众就可以了。像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人排着队去那里演出，不是别人邀请的，是自个出钱租柜台，连有些观众都是花钱买来的。如此自恋，好像高雅得不行，而其实，却比奸商还要江湖，他们巴结官员的渴望甚过商人。

20多年以前，本人还在湖北，美国最牛逼的诗人金斯伯格访问湖北作家协会，却原来只是个小个子、秃头、满嘴脏话的基佬，他有一点非常可爱，承认自己实际生活中的穷困潦倒。除了骂骂政府骂骂里根，还有的就是嚎叫了。

美国的伟大诗人尚且如此，差不多就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北岛亦尚且如此，那么还有谁比他们更加牛逼的吗？

真混得好，回国做什么？支援祖国建设？还是和那些留守祖国的人民抢饭？这是皇帝新衣的问题。

混得不好其实也不要紧，中国还是你们的家，祖国人民随时给你们留了一口饭，只要你们不是回来充大爷，我们理解，丧家犬的日子不好过哇。

独秀改行

最近看到一组“五·四”人物的系列介绍，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比如“五·四”的三个关联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都是属兔的，分别各大一轮，陈和胡更是安徽老乡。

以前只知道三个人在道德上都是独善其身的，其实却是历史上著名的嫖客。当然，当时当地，那是正常的社交活动，吃花酒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方式，被我们珠海纳入乡党的苏曼殊，就是吃花酒的高手，还有后来做了和尚的弘一，其前后的反差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蒋介石褒扬过胡适是“旧道德的楷模”，加上朋友们保护胡的声名，我们后来只知道胡一直和发妻江冬秀过了一辈子，却不知道他其实有许多短暂的爱情，甚至误得女人终身嫁不出去。这里就有个奇怪的现象，一个小脚女人，其貌不扬，无才无德，仅仅因为控制了一个男人，也留名历史，这就是胡适的夫人江冬秀。

胡的嫖妓岁月悠久，他有个习惯，喜欢周游，所到之处，没有不嫖的，而且把青楼文化当社会民情来调查，并且写下大量日记。

大他12岁的陈独秀更是嗜此如上毒瘾，一毒一淫，民国两乐也。当年陈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学长，每月有300大洋，相当于现在的3万元吧，大部分用于小姐的消费。那个时间，教授和学生同逛八大胡同是经常的事情，陈教授出了一单事，本来只是和小姐的摩擦，却最后改变了自己的未来。他和一个学生都爱好同一个小姐，小姐却是爱靓仔的，可见得女人也是好色的。陈教授花了不少银子，当然不甘心败下阵来，一怒之下，抓伤了小姐。问题就这样出现了，被见了报纸，本来是吃亏了的，却遭到人们的声讨。这里顺便带一句，李某人有个小研究，经常有外遇的男人容易生儿子，三位“兔子”果然就是生的儿子。

学生要造反，领导自然要作秀，蔡元培雅有同好，但怕物伤其类，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只能挥泪斩马谡，把陈独秀礼送出境。陈走了，胡适等认为最大的损失是，他把北大的核心学术刊物《新青年》也带走了，搞得大家的论文没有地方发表。而在陈教授这边，损失当然也是大大的，没有了每月300大洋，别说找小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陈先生郁闷之中，苦想办法，得出的结果，让他自己也大吃一惊。激动之下，一个人上街头丢自己写的传单，传单上还有英文呢，那是胡适的翻译，显然是想闹给洋人看的。

这还了得，玩小姐不成你就玩政治啊，北洋军阀不答应了，把他请去喝茶，这也成为历史事件。胡适等一干人马，联合遗老遗少，呼吁知识分子，把他保了出来，并送他去了上海。

在上海，《新青年》完全改变办刊方向，陈教授发表了许多著名的文章。

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例 外

这十几年我一直有两个定论，一是作为一个作家，40岁以后基本可以休息了；二是所谓80后，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只要认真翻看中外文学历史，就大致知道绝大多数作家，当然，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著名作家，他们的重要或者主要作品基本上是40岁以前写出来的，甚至他们的成名作20岁左右就写出来了。30岁左右是作家们集中出作品的时间，如果一个作家在40岁以前是什么样的水平，那么40岁以后也很难有大的改变。如果还能继续写作，差不多就是字数的堆积而没有质量上的突破了。这是人的生物钟决定的。

而现在那么多80后的写作，严格地说只是一种对汉字的排列练习而已，他们一般不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反映，换言之，他们没有多少实际生活经验，他们的创作大部分来源于书本，来自于孤独的想象。

但是现在，至少有两个人成为例外，一个是武汉的胡发云，一个是上海的韩寒。

两个人都出现在文化性的城市氛围中，而且都是长江流域。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联系没有，偶然？还是必然？

胡发云今年60岁了，老实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40岁以前的他，基本上没有留下能够在历史上站住脚的作品。反而是50岁以后，这里特别要强调，他经历了一次死亡考验以后，忽然脱胎换骨，拿出了《如焉》。

而韩寒，自然更加厉害，我看他的小说不多，只知道他的文字老练，多次与文坛专业人士在网络上混战，让世人明白了什么叫文学灵童。又一次和所谓各个地方作协主席的混战，叫人明白当代的舌战群儒是怎么回事。和他论战的人，没有一个能够体面地下台，基本上体无完肤。

萝卜的价值

20多年以前，有朋友就说过我的文字不合适写小说。因为我不善于白描。什么叫白描？就是没有作者个人的议论在小说中，要让读者完全感觉不到作者的影子，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为什么流行到今天，就是这些小说的作者白描功夫了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学载体，20年前，不会写小说，尤其是不会写长篇小说的作者是很难得成为被人公认的作家的。

自从有人写散文爆得大名，作家的形象似乎有些变化，小说家开始式微，一个写小说的如果不能被导演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读者的。按照我的说法，就是卡拉OK，自己唱歌自己鼓掌。

其实散文作者的崛起，我以为是目前中国人集体浮躁甚至烦躁所给予的机会。人们不愿意再去认真的阅读，主要是不愿意在纸上阅读。

但是他们也好像想集体文化一下，那么最省事的就是听老师讲课。学生时期听老师讲课并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因为听完了还要回答问题，甚至还要考试。这听老师讲课就成为一种负担。

中国人传统上大概就不是喜欢回答问题的，即便是哲学家，深入了还必须浅出，讲道理之前首先要讲故事，如果不把道理放在故事里面，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听的。

所以中国不是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地方。不像西方经常产生像黑格尔这样的系统论的哲学巨人。

后来被某人自己定义的所谓文化散文，我认为其实就是读后感而已，和以前的说书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种自我拔高，自己的作品叫文化散文，换言之，别人的散文都没有文化了？

中国文人自古就是读后感的专门家。讲究传承，句句要有出处，八股文就是这样的，后学也多喜欢吃别人嚼过的馍，在别人的田里种自己的庄稼于是成为文化的传统。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而文化滞后，需要文化一把的老百姓自然把那些读后感派当作文化的代表。

很多人问，为什么后来易中天、于丹超过了写散文的？有人是如此衡量他们的价值的：于丹一本书就卖了400万册，版税超过千万元。他们在电视上的说书效果使我想起了当年刘兰芳在广播电台说话本的盛况，一个刘兰芳，就把成千上万的作家气得要中风。

人民需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这就是大众化。作家们却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一定要引导老百姓的文化消费，要化大众，结果自己的小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易中天、于丹更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在娱乐化方面走得更远。

读后感派都有一毛病，喜欢掉书袋子，只是他的掉书袋子有自己许多想象的空间，他甚至在散文里面加入小说的成分，把自己想象的细节强行变成历史的细节。

到了易中天那里，想象的东西更加变成不少戏说，甚至后来他愈发走了极端，干脆歪批起来。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就喜欢把严谨的历史加入现代的解释，甚至解释时用的语言也是后现代的，那种波普的成分让他的同事不以为然，信口开河的他，使他的同行认为他不像个做学问的人。甚至有人现在还说他是因为这样的讲课风格而不能被武汉大学的管理层见容，只有跑到厦门大学去了。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当年也是这样不受任教大学的理解，认为他不是真正的学问，甚至认为他连断代史都算不上。

易中天说自己是个“大萝卜”，是草根，营养丰富，而且药用价值高，怎么炒作都可以。

我没有机会当面采访易中天、于丹，但是我觉得从他们的同行那里也许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他们。我曾问傅国涌：现在的有些读书专家喜欢作秀，您觉得读书是读给自己看的还是读给别人看的？作秀可以成为明星，明星可以赚大钱，您希望成为公众人物吗？物质对于您这样的读书人来说诱惑有多大？

傅国涌直截了当地说：读书当然是给自己读的，而不是读给别人看的。否则就失去了读书的意义。在这样一个娱乐化的时代，娱乐细胞完全匮乏的我，不可能成为公众人物，也无意成为这样的公众人物。物质对于我这样的读书人来说，如果说有什么诱惑的话，那也只限于一家人能过上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上面。一日三餐，读书写作，平平淡淡，于我足矣。庆幸的是我的家人对物质生活也没有很高的要求。

可能别人的葡萄永远是酸的，而自己的葡萄却永远是甜蜜的。

抄得好看

三年以前我回武汉休假，住在远离市区的东西湖丽水家园，那个小区非常大，不出小区，就可以散步20分钟，里面绿化得很好，水面上还有睡莲。而且入住率非常低，我就喜欢这种人少的地方，但是住久了也需要和人说说话。

才发现，小区里面居然有三个网吧，并且人气火旺。原来小区旁边有个三本的大学，我知道凡是上三本四本的学生，一般都是家庭经济十分好的，所以他们不太认真学习，勉强进人本科就可以了，上大学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走个过程。果然这网吧里面都是这些学生，他们通宵达旦，几乎不大上课地在网游。

两元钱一小时，我在里面玩了一段，觉得空气不好，他们抽烟很厉害。然后去会所，里面只有几台电脑，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正在上网。这里只有业主才能用，几个女孩子肯定是长住这里的。看看她们在玩什么，居然是看郭敬明的小说，她们天天看，我就和她们讨论起来，她们看的理由是：反正是好看。当知道我有郭敬明的签名本时，她们欢呼起来，要求拿东西跟我换，我说郭敬明有什么好，他的东西很多是抄袭的。结果她们和我急了：我们就是喜欢他的抄袭，现在谁不抄袭呀，只要他抄得好看。

没有办法，这就是新一代读书人的现状，就像情人之间相互喜欢，哪怕对方脸庞上长个痦子，而且是那种有长毛的痦子，因为喜欢对方，也就不在乎了。

后来发现，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你还想有自己的市场的话，就一定要研究一下自己文章的读者是谁。就像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根据充分调查，郭敬明的读者基本上是月经快开始或者刚刚开始的女孩，13岁到19岁左右，或者是具备以上思维状况的其他人群。这个人群在中国可能几千万，按照这样的数字比例，郭敬明的发行还有相当空间。

再比如郑渊洁，他的读者基本上是低幼，少年儿童，所以他年收入达到天文数字也是非常正常。

曾经，池莉也有年收入过300万的记录，到处是小市民在读她的书，各个发廊的小姐都是她的读者。但是今天这样的人群在迅速萎缩。

而一些显赫“文学奖”获得者的著作，能够卖到一万本就是胜利，出版社为了扩大销售量，不断换封面，一种封面印刷5000本，到头来仍然赚不到几个钱。

著名的赔钱货

听说我在和一班朋友搞自费出版，一些哥们大为不解：你都是当过畅销书作家的人，怎么也这样？

这有什么稀奇，现在的市场肯定不在我这样的人这边了，社会科学类的书每况愈下，文学类的书更加一塌糊涂，靠出版社不行了，靠书商也不行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其实，自己做书还要有快感一些，除了出版的过程可以自己掌握，卖掉以后的收入远比出版社或者书商给的多得多。而且，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在这方面的水平完全可以做个优秀的出版社总编辑。

有个小兄弟对很多自费出版的同志非常不屑：顶多印刷个1000本，我在特区报上发表一篇，比他们强多了，特区报发行量10万，我就有10万个读者。

他得罪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不少作家是以自己作品卖得不好而自豪的，听说有个作家因为自己的书发行超过100本要去自杀，理由是：小众的才是纯粹的，才是纯洁的，才是阳春白雪的，才是高雅的。

因此，死亡之前的王小波、海子才是纯文学，死亡以后的王小波、海子是媚俗的。因为他们死亡之前几乎一文不名，鲜为人知，死亡以后，作品却发行上百万。

我忽然想到搞电影电视的那些同志，看到今天电影电视的生意似乎好热闹，其实真正赚钱的主并不多，除了少数几个人，谁敢保证自己的票房？

在这个领域，著名的赔钱货多了去了，名字一长串，我都懒得列出，谁比谁赔得少啊？按照运动员的游戏规则，是比谁更高、更快、更强，电影人是比谁更低、更慢、更弱，发展的方向不一样而已。当然，他们很多不是赔自己的钱，都是忽悠别人的人民币，他们除了研究一下艺术，绝大部分精力都是用来琢磨怎样使国有资产流入自己的腰包，或者怎样使资本家甚至是外国资本家比如日本鬼子的钱流入自己的班子。

如此，我们文学青年文学中年怎么赔也赔不赢他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