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开伟

自从德国汉学家顾彬口不择言，发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论调之后，即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反弹，两年来他都陷入舆论包围之中，可谓“杀机”四伏，硝烟弥漫，至今仍未“休战”。前些日子一家报纸发表了从维熙所写的长篇文章《当一回汉学家的“郎中”》（为洋教授顾彬号脉），更是情绪激昂，火力猛烈，勾人眼球。可是，我认真拜读后却感到匪夷所思，这不是一篇理性的学术探讨，倒像一篇作者自己也不讳言的声讨檄文。而发表此文的报纸编者推荐该文时却认为“从老的恳切之语，实则是对中国文学的真正尊重”。这就愈加令人啼笑皆非。

首先必须声明，我并非顾彬“垃圾”论的支持者，对他以偏概全的轻率和片面观点持保留看法。然而，我尊重这位汉学家直抒胸臆的坦率态度，更尊重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评价的自由权利。离开文学视野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国际公认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提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他有权利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任何褒贬见解而不应受人身攻击。文学界一些人对他的观点进行反驳、诘难，当然属于学术常态，无可非议，但不应含带着种族偏见和民族情绪，应该规范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之内，否则则是不可取的，动机颇可质疑。

从维熙认为顾彬的“垃圾论”，“那就是‘洋和尚’念歪了中国的文学经，并非始至今天，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已经显现出端倪了”，“顾彬讲的屁话，都是当年歪论的翻版”，“内藏着洋人的专横和霸气”，“是一个扫帚星”，如此等等，这不能算是学术语言，不是探讨学术问题，只是情绪化的攻击，恼羞成怒的训诫，这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边界。他翻出了23年前中国作家在德国访问受到顾彬轻慢的陈年旧事，作为立论的注脚，似乎显得文不对题，牵强附会，与学术是非毫不相干。

当年顾彬邀请在德国访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到他所任教的大学进行文化交流，在评介中国作家作品时未派翻译，而是由宣讲者直接用德语介绍，这至多是一种外交礼仪上的疏忽或失误，如果不是有意羞辱中国作家，算不了多大的过错。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批判他的“垃圾”论时，又重翻旧账进行“清算”，仿佛要雪国耻”，以消当年“旧恨”，这实在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有失宽容之旨。作为中国这样开放国度的开明作家，应该有足够的气量包容谅解，大可不必这样怒发冲冠，予以深究。

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自己有过纠正和澄清，他坦言：“我的角度跟中国作家根本不一样。”一个外国学者用他的眼光和文化背景、学术经验衡量中国文学，必然会产生偏激和片面，这是应该容许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不高，是有分析、有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他对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十分尊重，称之为“伟大的作家”；对老舍先生的《茶馆》极为赞颂，认为是“第一流的作品”，可见还是具有文学眼光的。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垃圾”说，与我们所理解的垃圾恐怕不完全是同一概念，而是意义有殊。在我看来，顾彬所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作品，恐怕是指思想倾向和精神内质低下而言。如果我这样理解大致不差的话，这不能算是“信口开河”，也算不了多大谬误。当代中国文学虚假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存在的重大危机，从文学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高度衡量，其总体成就不如现代文学阶段。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阿Q正传》、《女神》、《家》、《春》、《秋》、《边城》、《子夜》、《骆驼祥子》、《雷雨》、《日出》等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近几十年除了《茶馆》、《白鹿原》外，还有什么作品能与之比肩呢？2008年7月20日聂华苓女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现在的作家已经没有以前那一代作家的经验和文化深度了。”这种感叹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作家警醒和反思么？从先生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给顾彬这位洋教授号脉的同时，是否能够保持清醒和理智给当代中国作家号一号脉呢？看看中国当代作家内在的病症在哪里？倒是顾彬这位备受争议的德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大量垃圾的重症号了号脉，他说：“现在很多（中国）作家要的是赚钱，以及让他或她在很短时间内成名，由于性和罪恶可以卖，我们现在会读到一堆乏味的东西。”“我还是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遭到寒流，不单是国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作家自身原因所造成的。1949年至1979年间，他们忙着揭发出卖别人，很少有人对现状表示不满，也很少会有人能够继续默默地写作。1979年后作家们得到平反，然后他们之间又开始相互倾轧、攻击新生的女性文学、攻击朦胧诗”……（引自顾彬文章《我们的声音在哪里》，载2009年第2期《扬子江评论》）当代中国文学不断在制造内容贫乏精神溃败的“垃圾”，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中国作家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是掩盖和否认，更不应盲目自尊自大。有位文坛显要居然声称“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候”，“到处都是垃圾，也是文坛小康繁荣的表现，作品多了，垃圾自然会多”。这种奇谈怪论可谓世所罕见，惟有有恃无恐的中国作家才好意思讲出口，而不怕贻笑大方。倒是顾彬一针见红地指出：“1992年以后，不少80年代非常红的作家，不再写，下海了，继续写作的出卖了文学。作家考虑的都是钱，钱是最重要的，他们考虑到市场的作用……市场接受哪种作品他们就写。不是为了文学而写作。”（见2008年11月7日《南方周末》）上述看法完全点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身患重症的穴位，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作家不能因人废言，不能病笃忌医。如果对顾彬上述恳切之言都置若不顾，一概否定，认为是“屁话”，是“洋和尚念歪中国的经”，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自恋情结的张扬，一种病态的自我辩护的反射，这说明中国作家中许多人缺乏自省和反思意识，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确实是病入膏肓了。

我们知道，在世界文坛和学术领域，特别是西方国家，由于语言的隔膜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种种因素，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不多，热衷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外国学者更是微乎其微，屈指可数，应该承认顾彬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虽然偏误多多，缺乏权威性和学术深度，但从研究的广泛性和系统性、体系性而言，仍具有参考价值，不容忽视。顾彬有志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亦取得了成果，应该受到我们应有的尊重，他有的学术见解即令偏激片面，也应该求同存异受到应有尊重，不能一味排外，党同伐异。对洋人的褒贬，正常态度是宠辱不惊，理性分析，冷静对待，不能见褒则喜，见贬则怒，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不能自拔。

其实，顾彬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都是怀着友善之心的，并无恶意和私心。顾彬真诚表白：“我仍然当自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朋友——当然，一位受批评的朋友，并不是敌人。”（见二OO九年第二期《扬子江评论》）他对自己“失言”遭到中国文学界一些人的“追杀”，大惑不解。他深感委屈地说：“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这恐怕是真正的由衷之言。在学术探讨领域，尤其是中外学者之间，由于学者本身的种族国界的差异，文化背景和学术素养的不同，学术视野和学术个性的有别，对同一文化现象和学术话题，总是会产生殊异，对立和交锋，这原本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不同学术见解的对立和交锋，就不可能有学术的成熟和进步，也不可能有文化交流、国际交流的繁荣。中外学者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一种可贵的国际文化交流，应该拓展较大的空间。不可能有绝对的权威，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别人的看法，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参考系数，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更应受到珍视和尊重。中国文学界要加强国际竞争力必须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和胸怀，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心理，是很难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行”的，而煞有介事则只能成为国际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