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华

(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63)

“边缘叙事”：1990年代诗歌的叙事策略

邓文华

(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63)

相对于1980年代诗歌的“宏大叙事”，1990年代的诗歌则是“边缘叙事”。“边缘叙事”与1990年代特定语境中诗人及诗歌的不断边缘化有关。它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诗歌的“向内转”及对“当下性”的强调。“边缘叙事”的策略效应呈现为三个放逐：对抒情性的放逐，对主流叙事话语的放逐，对精美语言的放逐。

诗歌；1990年代；边缘叙事

众所周知，1990年代的汉语诗歌界爆发了一场影响颇大的论争，即“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程光炜[1]、胡续冬[2]、韩东[3]、肖开愚[4]等，对这场论争的起源、经过、结果、意义作了论述。若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涉及到的其实就是叙事立场、叙事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借用后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宏大叙事”与“边缘叙事”之间的选择和取舍问题。下面，我将沿着这个思路尝试对1990年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叙事策略做一番简要的梳理。

一、“边缘”人的自白

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曾这样写到：“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它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一样，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5]。因为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时段已大致结束了”[5]。的确，1989年后的诗歌写作与此前的诗歌写作已有很大的不同，“中断”后的诗歌写作带上了明显的“中年特征”。然而，这种“中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中断”，“中年特征”具体又指的是什么，欧阳江河一直都没有给出详细、具体的说明。在我看来，与1980年代诗歌那种充满激情和浪漫的“宏大叙事”相比，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明显带上了一种边缘特征，采用了一种可称之为“边缘叙事”的策略。换句话说，1989年后汉语诗歌写作的“中断”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叙事方式的“中断”。

1990年代诗歌写作“边缘叙事”策略的出现，与当时的特定社会语境及由此带来的诗人身份危机有关。众所周知，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特别是1980年代，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其身份往往带有某些高贵象征的意味，他们在对问题进行观照的同时也要表明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他们的精英意识很强烈，他们较少从世俗的角度来理解、审视各种社会问题。因此，1980年代的诗人——包括“归来者”和“朦胧诗”诗人，都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使命感和优越感。

然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带有残酷竞争意味的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整个社会迅速由此前的理想和浪漫转为关心现实与当下。在此背景下，包括诗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在“启蒙”理性大厦坍塌之后不免显得无所适从，甚至一片茫然。1990年代诗人的这样一种边缘处境，在很多诗歌作品中都得到了一种生命般的展示和体现。比如，叶延滨在《诗人生活》中就以一种调侃的语调，把诗人比喻成“一条自作多情的龙”①参见: 叶延滨. 诗人生活[C] // 李复威, 吴思敬. 主潮诗歌.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234. 本文所引1990年代的诗歌, 均出自该诗集, 不再一一注明.。食指在《世纪末的中国诗人》中写道，有着“书生意气”的诗人，虽然“年轻时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在“中年时做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但在1990年代那充满“私欲和利己主义”的“暴雨狂风”式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不免失落了许多。简宁在《伏案的诗人》中说，诗人坚守的只有“一张书桌，贫穷、清洁”，他们只能“拖着自己落荒而逃，孤零零的身影回到孤灯写字台”。而诗人刘玉浦就干脆宣布“我在逃亡”（《刺猬级诗人戴月逃亡》）。

1990年代诗歌的“边缘叙事”还与诗歌体裁的不断边缘化有关。众所周知，诗歌占据着1980年代文坛的中心位置，诗歌是当时众多文学青年的追求和爱好。比如，孙文波在《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中就这样说：“80年代是诗歌的革命时期，有着运动的性质。”[6]但到了1990年代，诗歌已丧失了它在精神领域的影响力，不再是文学的主潮，而是退居到边缘位置。关于此，我们从诗人查干的诗作《对话》中也可以体会到。他说：“诗，歉收并落尽了，/你要靠什么养活你自己”，调侃之中也隐隐流露出一种无奈和荒凉。总之，相对于1980年代“朦胧诗”的轰轰烈烈，相对于1986年《今天》诗人群的蔚为壮观，诗人洪烛在1990年代中期发出的“诗歌还能存在多久”的质问便不无道理。

二、“向内转”与“当下性”

1990年代的诗人和诗歌被边缘化之后，所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诗歌的“向内转”，及对“当下性”的强调和关注。1990年代诗歌的“向内转”，指的是1990年代诗歌开始逃离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开始放弃启蒙式的写作立场和姿态，开始回到诗歌本身。1990年代诗歌的“当下性”，指的是诗人以平淡、世俗的生活作为抒写对象，在此过程中注入诗人自己的生命体验，并以此表达对下层人民生活和生命观照的一种诗学特征。

1990年代诗歌的“向内转”及对“当下性”的强调有一个历史过程。回顾20世纪中国新诗史，我们不难看出，从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一直都肩负着“启蒙”的神圣使命，一直都没有摆脱泛政治化的传统影响。五四新诗，虽然强调的是语言形式上的“革命”，但更主要的是要传达出“个性解放”的呼声。为此，郭沫若发出了“天狗”式的询问（《天狗》），闻一多则企求搅动中国这潭“死水”（《死水》）。1928年“革命文学”思想正式提出后，诗歌更是主动地承担起救国救民的任务，这在中国诗歌会、“七月”派诗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甚至连“九叶”诗派重要成员之一的穆旦，也留下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赞美”式的诗句（《赞美》）。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就更能体现出这一特点。这种泛政治化的新诗传统，直到1980年代，在朦胧诗那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比如，雷世文在《九十年代诗歌创作的零度风格》一文中就曾下过这样的结论：“朦胧诗写作属于政治写作的一个范型，它保持了与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步调的一致，成为承担道义的文化符号”[7]。从诗歌文本的角度来说，北岛在《回答》中所倡导的“我不相信”，以及童话诗人顾城在《一代人》中所宣称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都是很好的例证。我们甚至只要看一下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标题，就很容易感受到1980年代诗歌“宏大叙事”氛围的浓烈和色调的鲜明。

但到了1990年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包括诗人在内的人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活着”。刊物被推向市场，包括诗人在内的作家都变成了自由撰稿人，吃皇粮已逐渐成为一种历史和记忆。诗人失去了往日的优越感，一不小心就陷入了“饿死诗人”（伊沙《饿死诗人》）的尴尬境地。在此背景下，诗人自然得关心身边的日常生活琐事，自然得关心处于“边缘”的自己和他人。

于是，从远离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取材，就成了“当下性”的第一个特点。社会转型开始暴露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当年的“菜篮子”问题、住房问题、下岗和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等，都在诗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张执浩的《下午的菜市场》，展示的就是城市底层人的生活状况；周所同的《住房申请》，述说的就是面对“房子”问题时的无奈；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则抒发了“下岗”工人的诸多感慨。另外，1990年代农村的诸多问题也是诗人所热衷的取材对象。比如，李瑛的《饥饿的孩子的眼睛》，反映的是贵州边远山区仍然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提醒人们在奔向“小康”的路上，别忘了那些“边缘”人。而白连春的《用尽一生努力抠藕的人抠出自己的心》，记录的则是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面前，“用尽了一生努力的抠藕人”，只能发出一声声无奈叹息的历史真实：竞争残酷，农民不断边缘化，“一生都在努力抠藕的人”，再也无法承受这生命之轻了。

与此相关的，对个体、“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成为1990年代诗歌的另一个特点，这便是“当下性”的第二个特点。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批关注普通人生活和生命的诗人。比如伊沙、朱文、谢湘南、臧棣、王小泥、张烨等，都是很优秀的代表。“弱势群体”作为1990年代“新”出现的汉语词汇，反映的正是相当一部分人不断被边缘化的现实和事实。在下岗问题、农民工问题让本身就缺乏完善保障体系的城市显得更加难堪的背景下，“弱势群体”一词遂开始流行于中国大地，而诗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较任何时候都强烈。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显示的正是诗人的道义和责任。这方面的典型诗歌文本有：谢湘南的《一份工伤事故调查表的报告》、臧棣的《建筑工地上的看门人》、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等。总之，对个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只有在1990年代诗人和诗歌边缘化之后才变得可能，也才具有生命体验式的诗学意义。

三、“策略”效应

1990年代诗歌的“边缘叙事”策略，是1990年代特定的社会思想意识在诗歌文本中的一种反映，是诗人和诗不断被边缘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新话语，“边缘叙事”更强调诗人自己的生命体验，而非往昔的“集体无意识”。现在看来，“边缘叙事”的策略效应表现为以下三个放逐：

（一）对抒情性的放逐

在1990年代，依然坚持抒情立场的诗人已很少见。“生存”作为1990年代的一个关键词，是包括诗人在内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如何在一个激变的社会里保持生命的延续，现实的“叙事”恐怕比任何浪漫的“抒情”都更重要和有意义。1980年代初，人们对前景总是充满无限的憧憬和期望，但1989年后，人们感到更多的是焦虑和无奈。特别是随后开始推行的市场经济，使得诗人们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这一道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如何保证中国这列列车安全地驶向前方，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所有这些，反应在诗歌创作中就是放逐抒情、增加叙事成分。“叙事性是针对八十年代浪漫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抒情诗风而特提出来的”，“叙事性的重要宗旨就是修正诗与现实的传统性关系”[8]373，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二）对主流叙事话语的放逐

这也就是本文第二部分所说的“向内转”。1990年代诗人身份危机的凸现，使“启蒙”在诗人那里首先遭到了质疑。人们首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活着，更何况是“金钱决定一切”的年代，谁还听信诗人？可以说，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这一伟大传统，即让诗充当道义和启蒙符号的传统，或称泛政治化传统，只有到了1990年代才真正被抛弃。而这种抛弃，应被看作是诗人和诗歌的一大幸事。因为“诗外空间的收缩带来了诗内空间的宽阔”，“诗人众多身份的减少带来了诗人身份质的增加”[8]370。同时，这种抛弃还带来了诗人写作个性的突出和强调。因为一个客观的事实是，1990年代的诗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我”意识。更为主要的是，这种“自我”是一种“小我”，而非一种空喊政治口号的“大我”。它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诗人身份及价值的确立总是伴随着诗歌流派而来。关于此，王岳川也指出：“80年代诗歌团体那种强调整体的诗派的崛起，强调诗人以流派的方式为自己命名，注重群体性的写作，在90年代已经失效了”[9]。

（三）对精美语言的放逐

由于远离了中心话语，由于诗人在现实面前变得无奈，1990年代的诗人只好放弃了对精美语言的追求，转而选择了调侃的语言。女诗人李小雨说：“诗在历史上是贵重的帛锦/诗在大街上是一堆破纸片/在墙角的小花红得寂寞的年代/诗不比一把老芹菜值钱”（《关于我写诗》）。诗人伊沙说：“我儿子的孤独，/普天下独生子的孤独，/差不多就是全人类的孤独”（《儿子的孤独》）。上述诗句不免夸张，但夸张之余却流露出另一种真实，而调侃的语言语调也一目了然。不过话要说回来，调侃的语言不同于写作态度的不严肃，尽管1990年代也有不少态度不严肃的伪诗人和伪诗歌。但多数诗人是想通过调侃的语言，以求达到类似后现代的“平面化”、“拒绝深度”的效果，企图在“平面”的语言里表达出人在现实世界面前的无奈。

四、结 语

我们不能因为上述“边缘叙事”的三个特征，就指责1990年代的诗歌已返回到了文学的“象牙”之塔，更不能因此指责诗人失去了往日的社会责任感。实际上，从“纯诗”的角度来看，19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及由此出现的“边缘叙事”策略，对诗人和整个汉语诗歌写作来说都应该是一件幸事，因为诗人和诗歌已经开始卸下那些原本就不属于诗歌的东西。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欧阳江河所说的“中断”才更贴近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历史真实，才是真正的“中断”。

[1] 程光炜. 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 对一场争论的回答[C] // 陈超. 最新先锋诗论选.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63-68.

[2] 胡续冬. 在“亡灵”与“出卖黑暗的人”之间: 关于90年代知识分子个人诗歌写作[C] // 陈超. 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94-107.

[3] 韩东. 论民间[C] // 陈超. 最新先锋诗论选.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80-90.

[4] 肖开愚. 90年代诗歌: 抱负、特征和资料[C] // 陈超. 最新先锋诗论选.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328-344.

[5] 欧阳江河. ’89后国内诗歌写作: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C] // 陈超. 最新先锋诗论选.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66.

[6] 孙文波. 我理解的90年代: 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C] // 陈超. 最新先锋诗论选.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200-211.

[7] 雷世文. 九十年代诗歌创作的零度风格. [C] // 谢冕, 杨匡汉, 吴思敬. 诗探索: 2000年第1-2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35-40.

[8] 杨远宏. 暗淡与光芒[C] // 陈超. 最新先锋诗论选.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9] 王岳川. 中国镜像: 90年代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36.

“Marginalization of Narrative”: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Poetry in 1990s

DENG Wenhu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330063)

While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poetry in 1980s was “grand narrative”,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poetry in 1990s was “marginalization of narrativ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narrative” strategy was related to the continuing marginalization of poets and themes of poetry in certain context in 1990s. And the direct results that these phenomena bring about were the “trend of returning to poetry itself” and the emphasis on“modernity”. The strategic effects of “marginalization of narrative” are reflected as three abandonment: abandonment of lyricism, of mainstrea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abandonment of exquisite language.

Poetry; 1990s; Marginalization of Narrative

(编辑：刘慧青)

I207.22

A

1674-3555(2010)01-0066-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1.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09-09-29

邓文华(1979- )，男，江西南康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