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万武，王俊杰

(军械工程学院人文教研室，河北石家庄 050003)

司马迁的战争观（一）

丁万武，王俊杰

(军械工程学院人文教研室，河北石家庄 050003)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和军队问题有系统而独到的理性认识。他的战争观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对战争起源、战争定义、战争性质及民族战争等有深刻的见解。司马迁的战争观直到今天仍有其闪光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司马迁；《史记》；战争观；战争起源；战争定义；战争性质；民族战争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和军队问题有系统而独到的理性认识，非一般书生可比。“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司马迁的战争观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程金造《史记管窥》首次论述了司马迁的兵学；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吸收程氏成果，系统地论述了司马迁的战争观；宋嗣廉《司马迁兵学纵横》对司马迁的兵学思想也有全面论述。在吸收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再向前推进一步。

一、战争起源：“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战争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2]，它就像一个幽魂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到处游荡。一般而言，人们视之如瘟疫、避之若寇仇。人类从古到今不知做了多少同类相残的事情，让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理性”也并未能阻止战争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原因何在？战争究竟因为什么而起源？司马迁在《律书·序》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3]1240：

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司马迁将战争的起源与人的“情性”联系起来，认为人类社会的战争与动物界的争斗一样，都是因“喜”“怒”之气而生。连口含利齿、头戴犄角的野兽受到侵犯时都会反扑，人在愤怒时也会施加恶毒手段。司马迁从人性的角度来揭示战争的起因，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见识。

司马迁的这种“人性战争起源说”也是渊源有自，我们从《大戴礼记·用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渊源[4]：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伤害之生久矣，与民皆生。……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司马迁论述所用的语言，包括所用的比喻，都与《大戴礼记》如出一辙。司马迁的思想还能从《吕氏春秋》卷七《荡兵》中找到影子[5]：

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

人的本性决定了战争的必然发生，并不是谁想阻止其发生就能阻止得了的。

这里的人之情性是指人性中的动物性。战争源自一种人类本能的报复冲动，是被激怒被触犯后的一种暴力反应。虽然司马迁对于战争起源的认识，还未达到从私有制、阶级等更为本质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高度，但是两千多年前他就提出的“人性战争起源说”，直到今天仍有其闪光之处。

二、战争定义：“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6]孙子的这段话，貌似给战争下定义，其实只是对战争重要性的强调。战争究竟为何物，孙子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司马迁倒是没有绕弯子，在《律书·序》中给战争下了一个很明确的定义[3]1240：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

司马迁认为战争只是圣人手中的棋子，是讨暴救危的工具。这种“战争工具论”的观点与克劳塞维茨、毛泽东等人所认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观点已相当接近。

司马迁的战争定义在历史上同样有其先声。《尉缭子·武议》曰：“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7]《荀子·议兵》云：“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8]《淮南子·本经训》道：“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9]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司马迁熔铸前人观点，对战争下的定义更为简炼明晰。

司马迁的战争定义的核心是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得更深刻[3]3305：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司马迁说明了写《律书》（《兵书》）的意图。“非兵不强、非德不昌”是其纲领性的观点。“兵”指战争，“德”指政治。没有军事手段就不会强大，没有政治德化也不会昌盛，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黄帝、商汤、周武在这两方面做得好所以兴旺；夏桀、商纣、秦二世做得差所以灭亡，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要铭记，处理二者关系不慎重能行吗？

司马迁的“备战、慎战、义战”思想，比之先秦诸子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道家对战争基本上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老子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还说：“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庄子宣扬：“兵，恃之则亡。”（《庄子·列御寇》）儒家总体上则是空谈仁义、排斥战争。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10]175“非攻”思想是墨家学派战争观的核心内容。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儒家和墨家都反对穷兵黩武的兼并战争，对“吊民伐罪”的“义战”或弱小国家为图存而进行的防御战才做了有限的肯定。与此相反，法家则极力鼓吹战争，肯定战争存在的必然性，提倡“战胜强立”，反对儒、墨两家的“非战”与“羞战”。韩非子曰：“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安，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韩非子·难农战》）

司马迁的“备战、慎战、义战”思想，一方面既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又将战争置于政治德治的统领之下，束缚战争桀骜不驯的狂野本性，限制它的负面破坏功能，实现其扫暴除恶的积极作用。司马迁的战争观比之儒、道、墨三家的“羞战”、“反战”和“非战”的思想，显然更有其现实的合理性，更符合人类历史的实际；同时又有别于法家的一味鼓吹战争。法家思想究其实质是要人们遵循“丛林法则”，即以实力为后盾的弱肉强食。法家冷眼看世界看得很透；但人类社会毕竟已不同于动物界，人类还有基本的道德与正义原则要遵守。司马迁既反对“好战”、又反对“忘战”。他在《太史公自序》里之所以推崇《司马法》，是因为他与其中的思想“心有戚戚焉”，请看《司马法·仁本》[11]：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秋；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就是《司马法》战争观的精髓。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司马迁转录了主父偃谏伐匈奴书。主父偃的谏书劈头就是《司马法》中的这两句。从司马迁对史实叙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他对此观点的高度认可。在《律书·序》中司马迁还批评了不通时务妄谈德化的观点[3]1241：

司马迁不仅提醒人们不要“忘战”，还强调要把战争置于“道”的引领之下。《史记·礼书》曰[3]1164：

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单纯的强大的军事手段是没有意义的。合乎其道了，才能够成功；不合乎其道了，就会失败。在司马迁的战争观里，战争与政治二者的地位并不是半斤八两的关系；而是有主有次、有轻有重，有体用之别。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战争要为政治服务，政治要为战争指明方向。

三、战争性质：“行之有逆顺”

司马迁的战争定义，其实已经涉及到战争的性质问题。同是在《律书·序》中，司马迁又指出战争“行之有逆顺”[3]1421，把战争性质问题明确提了出来。所谓逆，是指违背历史潮流、违背民心民意；所谓“顺”，是指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这句话就是说战争有“违背”与“顺应”之分，即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毛泽东曾经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非正义的战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而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司马迁还没有这样深刻的理论分析，他只是通过对史实的列举来表达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司马迁所认可的正义战争有：“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3]1240这些都是“圣人”用来讨暴、平乱、夷险、救危的战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正义战争。司马迁所列的非正义战争则有：“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3]1241-1242这些战争因为是非正义的，所以失道寡助，虽然貌似强大，最终都归于失败。

张大可对《史记》褒贬抑扬的两类战争，进一步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颂扬平乱世的统一战争，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二是颂扬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反对暴虐人民的昏乱之君；三是颂扬诛暴战争，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12]本文赞同张大可的说法，同时再补充一类战争，即复仇性质的战争。《史记》写了许多以复仇为主题的战争，如《秦本纪》写世父为其大父秦仲被戎所杀而兴兵复仇；《齐世家》述齐襄公复九世之仇；《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句践世家》写吴越之间相互复仇而发动的连绵战争；《燕召公世家》写燕召王为报齐仇而战；《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而伐楚；《淮南衡山列传》写淮南王刘安为报父仇而欲“谋反”；《匈奴列传》载汉武帝欲学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以雪高祖、吕后之耻。对这些以复血亲之仇而引发的战争，司马迁总体上是认可的，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冤冤相报的战争很难说清孰是孰非；但是在司马迁那里，他通过写这些战争似乎是在肯定一种精神：有怨必报、有仇不饶、有耻必雪，这种立大志复大仇的精神流贯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在众多叙写复仇性质战争的篇目中，《伍子胥列传》是值得注意的一篇，里边的复仇人物最多、复仇行为最多。钟惺曰：“以伍子胥报父仇为主，而郧公于平父一父仇也，夫差于越王勾践一父仇也，白公于郑、于子西，一父仇也，不期而会、不谋而合、穿插凑泊、若相应、若不相应，觉一篇中冤对债主杀机鬼气头头相值，读之毛竖，人生真不愿见此境也。”[13]另外，其中的申包胥，要复君仇；即使伯嚭，也是要复祖仇。此篇中最引起世人争议的是伍子胥复仇中所蕴含的宗亲血缘与君臣伦理孰先孰后的问题。古人对此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孟子·离娄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0]186《礼记》、《周礼》、《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白虎通义》等也都认为血缘亲情高于君臣之义。《左传·隐公四年》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君讨臣，谁敢仇之？吾命天也。”司马迁接受前者观点，认为复仇雪恨胜过隐忍苟且，血缘亲情先于君臣伦理。近代梁启超则较为公允，他说：“伍子胥引外族以自覆其祖国，律以爱国之义，盖有罪焉。虽然，复仇亦天下之大义也。其智深勇沉，则真一世之雄也。”[14]3855

司马迁之所以肯定以血洗血的复仇战争，一方面渊于中华民族报仇雪恨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也渊于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中蕴含的文化复仇观。司马迁身受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他内心涌动着强烈的复仇冲动；然而，生活在专制时代，司马迁又是不可能采取以牙还牙、以怨报怨的复仇方式的。这种不可发泄的复仇情绪郁结心中，越积越深，司马迁总要通过某种途径让这种复仇情绪得以释放，而写作《史记》就是他进行复仇的一种方式。这既能履行复仇大义，又不见诸流血行为，又能使自己在心理上超越专制暴君。这种文化复仇是把复仇情绪转化为文化学术著述活动的内在动力，依靠文化学术成就来对此前的耻辱实行补偿的一种复仇方式[15]。于是，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复仇人物、复仇事件（含战争）就特别留意，写到复仇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动情，写到大仇得报时太史公总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因此，对复仇性质的战争，司马迁总体上是把它们当作正义战争来看待的；他对复仇战争的叙写不遗余力，对含辱忍诟终报大仇的人物给以礼赞。

四、民族战争理念：天下一统，慎动干戈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历代周天子即位时总是冠以“王正月”。《公羊传》对此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辞海》对“大一统”的解释是：“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16]董仲舒是第一位系统阐述孔子“大一统”思想的学者，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7]

司马迁通过业师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史记》充分体现了他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司马迁叙述中华民族的历史以黄帝为发端，把黄帝正式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司马迁笔下，不仅五帝中的后四帝是黄帝的子孙；而且夏、商、周三代之王、列国诸侯及秦汉帝王，皆为黄帝子孙。需要注意的是，他还把匈奴纳入到黄帝这个庞大谱系之中，在《匈奴列传》开篇就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3]2879司马迁在《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中，也暗示各民族同根同源。这种历史书写虽然不尽符合历史实际；但是这种同根同源、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观念，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黄帝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是人们认祖归宗的精神偶像，成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象征；中华民族都以是“黄帝子孙”而自豪，它鼓舞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进步而奋斗不息。

司马迁在《夏本纪》还用很大的篇幅照录《尚书·禹贡》全文（文字稍有出入）。司马迁引录《禹贡》，这就使他的“大一统”有了“地理空间”，这就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3]77这样司马迁的“大一统”便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现实的大地上找到了存在的“空间范围”。中国人之所以能形成祖国自来统一、疆域自来广大的信念，《史记》发挥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伟大的民族孕育了伟大的经典，而伟大的经典又塑造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司马迁在正史中第一次为少数民族创设史传，他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传。班固仿效司马迁在《汉书》中也为少数民族立传，但二人对少数民族史传的处理不尽相同。司马迁把少数民族史传与名臣列传交错等列，而班固则将其集中放在列传之末。从中可见二人民族观念的差异：司马迁主张内外不分、天下一统；而班固则严守“夷夏之辨”、内外有别。我们再对比《诗经》所鼓吹的“戎狄是膺，荆蛮是惩”、《左传》所坚持的“尊王攘夷”、《公羊传》所宣扬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司马迁所表现的这种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进步民族观，是值得称颂的。司马迁笔下《南越列传》中的尉佗、《朝鲜列传》中的卫满、《西南夷列传》中的庄蹻，他们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去改造当地的风俗习惯，而都是入乡随俗地把自己变成了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司马迁主张民族友好，赞成相安无事，反对彼此之间的战争。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主观上是出于扩张欲望，客观上劳民伤财。汉武帝一改汉初奉行了数十年无为而治的国策而频频对外用兵，他击匈奴、平南越、伐大宛、灭朝鲜，这些就是汉武帝创建的赫赫武功。其中尤以汉匈战争最有代表性，汉武帝征大宛、平两越、开通西南夷等战争也都是围绕征讨匈奴进行的。《史记》记载汉匈战争的篇目主要有：《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青霍去病列传》、《平准书》，司马迁在这些篇目中对汉匈战争都流露出了很深的反感。《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反映了因对外战争有功而封侯的情况，其中伐匈奴侯者25人；征两越、朝鲜侯者9人，从这些众多因功封侯者可知当年汉武帝对外用兵之勤。“表序引《诗》、《书》征伐之义，说汉武帝开边以抚辑四夷为正义事业，但齐桓伐山戎、赵武灵王报单于、秦缪公霸西戎、吴楚役百越，皆用力小而收功大；而汉武帝以承平统一之天下内辑亿万之众，南征北伐，只不过换得功臣受封‘侔于祖考’，其用力大而收功小，讥其好大喜功，专用武力。”[14]1541司马迁对汉武帝对外用兵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大一统”思想发轫于孔子，后经董仲舒等人阐释，在《史记》中进一步确立，从此这种思想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我们只有充分理解了司马迁的“大一统”的思想，才能把握他对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的态度，特别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发生的汉匈战争的态度。把握了司马迁的民族战争思想，就等于找到了一把金钥匙，用它可以打开《史记》不少篇目的大门，使人一窥其中的洞天府地。

司马迁的战争观博大深邃，除了本文所论之外，司马迁对战争人才、作战指导原则及战争目的也有独到的理解，对此笔者将在《司马迁的战争观（二）》一文中进行讨论。

[1]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 张文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03.

[2] 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C] //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70-244.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4]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09-210.

[5] 吕不韦. 吕氏春秋[M]. 高诱, 注.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66-67.

[6] 曹操, 李筌, 杜佑, 等. 十一家注孙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57.

[7] 李解民. 尉缭子译注[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57.

[8] 荀况. 荀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87.

[9]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68.

[10]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1] 李零. 司马法译注[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2-4.

[12] 王明信, 俞樟华. 史记思想研究[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470.

[13]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 史记集评[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477.

[14] 韩兆琦. 史记笺证[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15] 陈桐生. 论司马迁的文化复仇观[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2(1): 36.

[16]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上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1453.

[17]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523.

Sima Qian’s View of War (I)

DING Wanwu, WANG Junjie
(Humanities Faculty Working Office, Ordnance Engineering College, Shijiazhuang, China 050003)

Sima Qian was a historian who was proficient in military strategy. He had formed his systematic and unique rational knowledge on issues of war and army. His view of war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s historical thought. He had thorough comprehension of origin of war, definition of war, nature of war and ethnic war. His view of war now still has its own value which is worth treating earnestly.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View of War; Origin of War; Definition of War; Nature of War; Ethnic War

(编辑：朱青海)

K204.2

A

1674-3555(2010)01-0028-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1.00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09-09-20

丁万武(1966- )，男，河北唐山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