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晨青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二系，江苏 南京 210003)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外交政策被称为“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指的是英国在和平时期不与欧洲大陆列强缔结具有长期义务（特别是军事义务）的同盟条约，使英国在处理欧洲事务时能保持行动自由，免受预期性盟约的约束。“光辉孤立”一词最早出现在1896年，时任加拿大财政部长的福斯特（S. G. Foster）在议院就英国的外交政策发表演说时，首次使用了“光辉孤立”一词。面对当时德国不断地就英国置他国利益于不顾进行的指责，英国舆论和外交政策制定者遂以“英国的孤立是光辉的”[1]211进行反驳。海军大臣戈申宣称这种孤立是“故意选择的”和“光荣的”，因为它赋予“我们选择行动的自由”，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互相牵制[2]。

“光辉孤立”政策有其深厚的政治和经济根源。早在17世纪，英国置身于30年战争之外，为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海外的殖民扩张拓开了崭新的局面。进入 19世纪以后，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为英国的“光辉孤立”政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强大的海军保证了英国本土能够安全地“孤立”，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更促使英国通过“孤立”来掌控欧洲事务的主动权。除去这些经济以及政治上的因素外，“光辉孤立”政策也是英国的政治传统、国民特性和岛国文化等人文因素的综合产物。

一、英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

19世纪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在英国兴起和发展的保守主义成为英国“光辉孤立”对外政策的主要文化渊源。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是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国大革命后，英国的一些带有贵族倾向的学者认为，大革命带来的是混乱，这种混乱破坏了中古时代理想化的和谐与秩序，打破了大革命前相对宁静的状态，是可憎的。这一反对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想在一个变换不可避免的社会中保持相对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1]219。

英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稳重守成的力量，它并不一味顽固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稳重态度。当现存制度尚能维持之时，它就坚定地守住阵地，不肯变革；但当已有的体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时，它就允许某种程度的变化，并在这个新的变化的基础上把守新的阵地，成为反对新的变革（当然也反对倒退）的守成力量[3]。

19世纪70年代，德国实现统一，从而打破了欧洲原有的秩序。面对俾斯麦殚精竭虑地编织其同盟体系，英国在一段时期内不为所动。这既与英国忙于国内和殖民地事务而无暇他顾有关，又与其保守主义对一定程度的变化采取观望的态度有关。20世纪初，德国相对于法国来说，有明显的优势，英国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砝码放在了法俄一边，成为欧洲格局的守成力量。

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是社会有机体论（Social Organism）。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不等于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某种文化的总体表现。社会的每个有机组成部分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个人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族和社会机体之上，社会整体的稳定高于个体的权利[4]。这样看来，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均势政策又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英国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外交政策之中，认为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在欧洲，任何国家都不能谋求其具有压倒优势的帝国式霸权，其表现形式就是英国对大陆国家奉行的势力均衡政策。

“光辉孤立”的另一哲学源泉是19世纪中叶广为流传的功利主义思想（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支，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可以归结为趋利和避害两个方面，其它种种动机均可还原成这两个出发点。功利主义学者还认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5]。这种思想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就出现了所谓的“背信弃义的英国人”。英国一方面充分利用列强的矛盾，坐看普法之间冲突的爆发，随后又在长达 30年的时间里并不介入法德矛盾，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并因此获得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而在另一方面则极力反对一个欧洲大陆霸权的存在，一旦三国同盟有着压倒法俄的危险，便置英法（尤其是英俄）之间的种种矛盾和英德之间的传统友谊于不顾，加入到法俄阵营中来。帕麦斯顿（Palmerston）的名言“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可谓是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

二、英国外交文化中的制衡观念

制衡观念最早的源头可以溯及到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希腊时代城邦林立，这反映到政治文化中就是一种多头政治势力相互制衡的局面。在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希腊世界出现了破碎的格局。一方面，当时的希腊人尚不具备领土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包括经济、管理和文化诸方面在内的综合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希腊人在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后，“权力的平等”观念已在公民中形成，他们效忠于自己各自的联邦而不是致力于希腊的统一。

为了保证城邦的独立与自由，希腊人建立了民主与法治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他们追求自由与民主，并竭力完善法制，所达到的程度都是前人和同时代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这体现在国际政治领域就是他们主张势力均衡政策。后来，希腊人的政治遗产构成了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政治智慧的源泉。

如果说古希腊城邦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原则的话，那么在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古罗马文明中产生的共和制与制衡机制则为实施这一原则提供了有效的运用程序和操作技术。“从西方文明的幼年时期，制衡机制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了他们的政治文化传统。”[1]222罗马人在数百年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自治的共和精神和权力约束制衡机制。古罗马大政治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理论及分权思想。他指出：“如果只注意执政官的权力，那罗马国家就完全是君主政治；如果只注意元老院的权力，它又完全是贵族政治；而如果只注意民众的权力，它显然又是民主政治。”[6]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其政治机构间的制衡机制。罗马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使三种力量既互相钳制，又互相支持与合作，从而实现了相互间的制约与均衡，不致使任何一种力量过于强大。

罗马人在其权力架构中彻底削去了那个“尖顶”，使这个架构的顶层呈现一个水平切面，显现出“平顶山”结构。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个水平切面的平衡，防止任何一个权力机构出现凸起或成为“尖顶”。类似的制衡思想一直通过边沁（Jeremy Bentham）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的努力被延续下来，人们从“光辉孤立”政策对于国际政治结构的设想上，可以依稀看到两千年前古罗马平衡观的影子。

制衡观念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英法7年战争，英国一直将防止法国获得欧洲大陆的霸权和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甚至为此不惜动用武力。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更是不顾屡战屡败的战争局面，先后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打败拿破仑的军队，构建了维持欧洲均势的维也纳体系。

19世纪后期的“光辉孤立”政策更是被深深地刻上了制衡思想的烙印。19世纪80年代，欧洲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德、奥为一方，法国为另一方的对立格局，俄、意等国看似站在德国一方，却摇摆不定。面对欧洲动荡的局势和莫测的实力对比，“光辉孤立”政策的要点就是使英国成为欧洲大陆均势的制衡因素，进而在德、法、俄等大国中寻求有利于英国的平衡。首相索尔兹伯里声称：“英国的政策是从容地顺流漂去，偶尔伸出船篙，以免触礁。”[7]这几乎是对“光辉孤立”政策的最贴切比喻。

三、不列颠相对独立的区位特征和民族性格中的保守层面

历史形成的不列颠民族特性对“光辉孤立”政策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地理条件上看，英国的地理环境处处都体现出一种“适中”的特征：与大陆既不太远也不是很近；幅员既不太大也不算太小；天气凉热适中，气候宜人……等等，对立的因素处于比较平衡、居中的状态[1]223。

从社会特征来看，英国社会的多元平衡的特征十分突出。英国是多民族和部族的融合，各民族没有能力奴役或征服其他民族，但又可凭借其复杂的地势偏安一隅。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一种将抗争与退让相结合的机制。在国内政治上，英国国内两大政治力量——王权和贵族在大多数时间内处于一种相持不下的均势，二者互相影响，互相制衡。19世纪后半期英国出现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也体现了一种政治力量的均势与制衡。此外，英国国内社会各集团以及个人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处于相对的平衡之中，其中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体现出一种权利意识。在国内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对外政策的制定也会打上这种社会文化鲜明的“均势”烙印，“光辉孤立”政策显然是英国国内制衡机制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

独特的岛国文化也是“光辉孤立”政策形成的重要人文因素。在通常意义上，岛国面积比较狭小，四面环水，与外界的交往不甚方便，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民众具有天然的孤立感。同时，由于面积较小，自然资源远不及大陆国家丰裕，再加上海洋的灾难性气候，使得英国人一直对自己的安全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害怕遭到大陆国家的攻击和包围。

当然，岛国文化因素中对英国“光辉孤立”政策形成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岛国民族特性的保守层面。由于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这使得英国呈现出一种保守型态，而且英国文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国民的保守性。单调的环境以及对外交往的困难使得英国人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他们祖先的生活模式，其民族性格便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保守”的特征。当然，这里的“保守”不仅仅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其含义要广泛得多。保守的性格可能表现于安于现状、自满自足、不思进取，也可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念旧守旧、墨守陈规、不思变化，或者可能表现为珍惜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8]。

就英国来说，它的保守更可以理解为珍视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不以剧烈的社会变动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1]224。事实上，就英国的政治制度而言，“保守”是极其复杂的。虽然其形式上是守旧的，但它的实际运作方式却始终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变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英国政治别致的地方在于形式不变，而精神却永远像流水般后浪推着前浪。……旧瓶装新酒是英国政治的法宝。”[9]

历史也是如此，自“光荣革命”以来，正是在保守的外表下，英国几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完成的。英国看似保守缓慢，却一直走在人类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前列。它不是以剧烈的方式完成社会变动，而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社会变革，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一点保证了英国国内社会的稳定，是英国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道路上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岛国文化传统在对外政策上的体现就是带有某些“保守”色彩的“光辉孤立”政策：一方面静观局势变迁而不剧烈推动国际格局的转变；另一方面却又眼光长远，必要时候为了坚定维护英国的利益不惜一战。

四、结 语

19世纪后期的国际关系历史证明，“光辉孤立”政策是英国在强国林立的欧洲保持自身政策灵活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英国政治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制衡和法制观念以及岛国独特的保守性文化等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光辉孤立”政策在19世纪末达到顶点，但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于英国国力的下降，以及美德等新兴帝国主义的强势崛起，再加上国际形势逐渐紧张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光辉孤立”政策的推行举步维艰，形格势禁之下的英国再也不能以超脱的姿态置身事外，不得不由“孤立”走向结盟。伴随着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光辉孤立”政策走到了它的终点。

[1] 计秋枫, 冯梁. 英国文化与外交[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2] 王觉非. 近代英国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679.

[3] 钱乘旦, 陈晓律.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175.

[4] [美]马文·佩里. 西方文明史[M]. 胡万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98.

[5] 王振槐. 西方政治思想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307.

[6] 丛日云.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 大连: 大连出版社, 1996: 273.

[7] Otte T G. The Maker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Pitt to Thatcher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98.

[8] 陈伟. 岛国文化[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2: 198.

[9] 费孝通. 重访英伦[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