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静，刘建国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是以刘英、粟裕为首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前身是红军挺进师）名义于1938年创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虽只存在短短两个多月，却是中共在浙南创办的第一所“抗大”式革命干部学校。在当时，它不仅培养了干部，也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推动了浙江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试图从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创建、特点和历史地位三方面，对其作一个全面考察。

一、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创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局势出现新转机。蒋介石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暂时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但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方针，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游击根据地加紧部署新的“清剿”，妄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将南方红军“剿灭”。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从湖南调第四路军进驻闽浙赣皖边区，在江山设立以刘建绪为主任的“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刘建绪在其《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中，将4省划为3个“清剿”区，浙南地区为第三“清剿”区[1]103。从1937年1月15日开始，刘建绪开始向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进行为期8个月的“清剿”。这次“清剿”使浙南党组织和红军挺进师遭到重大损失，“党员由3 000多人减为实际上不到400人，原有6个县委中的泰顺、福鼎、鼎平3个县委被破坏；红军挺进师由1 500多人减少到300多人；游击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七八十。”[1]109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救亡形势进一步高涨，国共高层和谈也加紧进行。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0月14日，中共闽浙赣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和谈成功，红军挺进师在浙南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正式形成，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新的局面。

根据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达成的协议，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武装陆续向平阳北港集中。此时“共有指战员300余人，地方干部60余人。原挺进师成员剩下不过百人，其余都是浙南、浙西南和闽浙边的农家子弟。”[1]11911月底，临时省委在平阳县凤卧乡枫林村召开扩大会议。刘英在报告中提出，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临时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干部缺乏是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临时省委既需吸收一批新干部补充各地党组织，又需对原有干部进行培训，使他们明确抗战形势和抗日任务，加深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而原有干部大多为农家子弟，他们虽然立场坚定、斗争经验丰富，但大多缺乏对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的系统学习，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1938年1月5日至7日，干校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部的名义在《浙瓯日报》刊登招生广告，对外称“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报名的学员除部分通过各地党群组织介绍而来，其余大多来自浙南各县，少数来自台州、宁波、无锡、上海等地。学员多数为中学生，也有工人和小学教师。1月12日干校举行入学考试。“抗日干校学员编队时共有一百三十五人，其中女学员约三十人”①参见: 中共平阳县委组织部, 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平阳干部学校.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R]. 平阳: 中共平阳县委组织部, 2007. 以下出自此研究报告的引文不再一一注出.。1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粟裕任校长。此后，干校风风火火地开办起来。

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山门，向临时省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浙南红军游击队开赴皖南前线编入新四军、参加对日作战、开辟游击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临时省委的决定，3月15日，山门抗日干校第一期训练班结业，学校同时停办。

干校结业后，程望等26名同学组成随军服务团，与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四百将士一起，在粟裕的率领下从山门街出发，最后到达皖南。服务团成员全部分配到新四军第二支队工作。大多数学员和干校干部由省委分派到浙江各地工作，担负起浙江抗日救亡的伟大使命。

二、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特点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充分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风。在这里，“同学之间很团结，有困难互相帮助，有病痛互相照顾。上课、出操严肃认真，课余则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总体而言，干校具有如下办学特点：

（一）教学内容丰富多彩

干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但教学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内容可分三部分：课程学习、军事训练、课外文娱。学校“共开四门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2]其中，游击战术由粟裕讲授，主要分六部分：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的组织、游击战术、游击队的教育工作、游击队的补充与供给工作。粟裕为学员讲授了26课游击战术，讲授时间30多个小时。黄先河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以讲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纲党章等基本知识为主。这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对学员如何认识新形势和新的方针政策十分及时、实用。林国珽讲授哲学，教材采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忍之、梅康讲授政治经济学，讲课内容参考苏联利昂吉夫所著《政治经济学》和孙冶方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讲座。这些课程都是旧制学校没有开设而学员们又迫切需要的。在干校，学员们可以公开探讨他们所关切的时事问题，有助于他们在短暂的几个月里获得更多的革命知识。

军事训练包括军事常识学习、基本动作和射击技术训练。军事常识主要是粟裕同志讲授的游击战术理论。粟裕讲授游击战术，“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穿插亲身指挥过的战斗经过，具体、生动地阐述化整为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游击战术”。基本动作包括队列教育、爬山训练、枪刺、侦查、埋伏、伏击、进攻、退却等战术活动。除了理论课程、军事训练之外，干校也搞过一次军事突击演习，以此来考验学员们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准备能力。

干校的文娱活动搞得也是有声有色。学员们在饭前饭后，课前课后的间隙时间里都要相互拉唱革命歌曲。此外，学校还组织篮球队、足球队，备有象棋、锣鼓、琴箫等乐器，对增强校内革命气氛、促进学习、活跃生活都很有帮助。

（二）教学形式灵活多样

干校不仅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形式也是灵活多样，主要采用上大课、分散自学、组织讨论等方式。另外，干校还通过举办专题报告和讲座、组织社会调查、实习、军事演习、野营、急行军等形式增强教学效果。上大课时，全体学员坐在大礼堂听教员讲课。有的课程没有课本，只能靠耳听，做笔记。分散自学时，学员们阅读教材，经常会针对课程当中的某一问题开展激烈讨论，学习气氛相当活跃。据周京华回忆，哲学课讲授完之后，学员们举行了几次辩论会，还进行了一次考试。学习期间，学员们听了两次报告，一次是刘英同志来干校向学员们作时事形势的报告，动员红军战士正确认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的形势，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继续努力；另一次是曾山同志来学校时，应学员邀请所作的。在报告中，曾山谈论了抗战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苏联的一些情况，并直接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问题。他的报告给学员极大的鼓励和信心。孙克定和宿士平两位专家来干校参观时，被邀请为客座教授为学员作讲座。孙克定讲了哲学问题，宿士平讲了农村经济问题。

（三）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干校非常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与提高，并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在讲授游击战术时，粟裕多次带学员到附近小山丘进行军事演习，体验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作战、白天遇敌怎样隐蔽、夜间怎样打埋伏，并用当时稀有的步枪，手把手教学员怎样使用。为配合农村经济讲座，学校组织学员开展社会调查。学员以班组为单位，各配备一个懂本地话的同志，到学校附近各个村落，自找对象，深入到一家一户调查村民的生产生活和阶级状况。在调查中，学员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嘘寒问暖、交谈家常，很受群众欢迎。这样不仅了解了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情况，也加深了军民感情。在讲完群众工作课后，学校领导组织学员下乡实习、调查宣传并学习如何做群众工作。学员们分散到山门街附近的几个村子里访问群众、向群众学习，并展开抗日救亡宣传。通过实习，学员更加了解群众疾苦，受到了很好的阶级教育。

（四）教学管理实行军事化管理与民主自理相结合的制度

为维护学校教学秩序、提高学员的自我管理能力，干校在教学管理方面实行军事化管理与民主自理相结合的制度。全体学员按军事编制编成一个学员连队，“下设10个班，每班10多人。”[1]126干校强调组织性与纪律性，学员起作食息全部集体行动，每日号声响后起床，10分钟后集合，奔向操场，先是站队报数，然后集体跑步，有时还要开展爬山比赛。跑步后，再做队列、射击、刺杀等基本军事训练。晚上就寝，学员和教员统一睡稻草地铺。而“班组内部生活则由学员民主自理，每周末都有生活会，校队不过于干涉。”这种教学管理制度，既形成了严格的军事纪律，加强了集体的组织性，又增强了学员的独立自主与自我管理能力。

（五）学员生活清贫快乐

干校的经费从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一万元给养经费中划出。这是周恩来对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做了多次统战工作后，才由黄拨给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学员的全部费用由学校负担，每人每月只有三元伙食费。山门地处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差。全体学员吃大锅饭，每天吃的是芥菜、萝卜、虾皮和粗米饭。学员统一睡集体统铺，每天用冷水洗脸。干校没有象样的课堂，山门原来的旧教堂成为学生们上课的大礼堂。礼堂前面的广场既是操场，又是课堂和饭厅。没有桌子，学员们就把膝盖当课桌。教材是用粗劣的油纸印成的，且十分稀缺。学校列宁室里的图书是由教职员们带来的书籍集中起来的，数量不足，只能勉强解决教员和学员的参考书问题。山门没有电灯，晚上学员们只能靠蜡烛照明学习，还要防止稻草着火。但是，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却十分高涨，他们上课时专心听讲、寂静无声；讨论时各抒己见、十分活跃；训练时劲头十足、精神抖擞；休息时歌声阵阵、此起彼伏。他们虽生活艰苦，但过得快乐而充实。施光华同志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感觉像是在“小延安”，在救亡干部学校就像生活在延安的“抗大”和陕北公学。

（六）师生关系平等和谐

干校从校长粟裕到普通教师，都十分关心爱护学生。粟裕身为校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忙碌之余，他经常来看望学员、了解学员家乡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情况。他还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联欢会，亲自指导学员的军事训练、讲评军事演习。他挤出时间有计划的找学员个别谈话，给以亲切指导。在山门驻地的红军指战员，也经常和学员自由交谈，与学员关系融洽。学员经常自觉操练各种军事动作，并配合红军部队的军事演习，担任战地勤务。干校教职员本来备有床铺；但是他们和学员一样集体睡地铺，吃一样的伙食，形成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三、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历史地位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是一所革命的、面向民族战争的、完全新型的学校；是当年南方8省14个革命根据地唯一一所抗大式革命干部学校。它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学习了延安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抗日青年干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它虽时间短暂，但在浙南、浙江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一）充实和加强了干部队伍

干校从开始至结业的两个月里，每天都有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前来，这既充实了原有干部队伍，又培养了一批新的军政干部。干校课程的总内容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战略战术及军事训练等，紧跟时局，具有较强针对性。它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加强了党的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两个半月时间里，学员们和那些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士生活在一起。在老战士的熏陶下，他们的革命意志和抗战信心更加坚定。干校结业后，学员大多分配到浙江各地担任领导工作，成为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初期党组织活动中的骨干力量，对浙南和浙江其他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大大充实了革命力量

报名参加干校的学员，都是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或是通过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介绍来的地方优秀青年。经过干校两个多月的学习锻炼，他们纷纷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干部。干校结业后，他们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注入新的血液。他们面对日寇的“扫荡”进攻、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不少人成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骨干，其中陈急冲、庄鹤生等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与干校对他们的教育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三）推动了浙南乃至整个浙江的抗日救亡运动

干校在创办期间，多次组织流动宣传队，到附近县区下乡宣传。学员们或是集会演讲、或是登台演出，或是挨家挨户访问调查，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浙南人民的抗日热情、扩大党的政治影响。1938年春节期间，平阳临时中学的教职员和学生来干校参观。粟裕等同志热情接待师生，并向他们讲解抗日救亡知识。这次参观，临时中学师生受到深刻启发。后来，当粟裕同志率领部队北上抗日后，临时中学男女14人投奔新四军队伍，在皖南苏北战场上奋勇杀敌。

程望等26名学员组成的随军服务团在推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作出突出贡献。随军服务团到遂昌时，根据粟裕的指示，协助部队在遂昌召开各党派、各阶层座谈会，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陈雨笠亲自访问各阶层的进步人士，积极营救8名关押在遂昌监狱里的政治犯。在遂昌停留期间，服务团组织了军民联欢大会，赢得群众的肯定，激发了遂昌人民的抗战热情。部队在遂昌期间，受到了遂昌人民的支持，也给当地人民树立了榜样。

1938年3月13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平阳北港成立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留守处以干校学员为主，组织了一支新四军流动宣传队，在浙南宣传了两个多月。他们的宣传，打开了浙南人民的政治眼界，使浙南人民认识到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树立了党的威信和形象，使浙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生气勃勃。抗战的浪潮冲击着浙南的城镇、村庄乃至穷乡僻壤，各阶层无不受到抗战的洗礼，成批受过革命洗礼的农民子弟加入了革命队伍。抗战初期，浙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为浙南以及整个浙江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干校结业后，有些学员辗转到了陕北，有些参加了新四军部队，还有大批学员留在当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留在浙江的同学，大都分配到浙南和其他一些地区做群众工作和乡政领导工作，成为后方革命工作的骨干力量。他们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知识素养、工作能力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恢复发展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有了坚强的各级党组织，人民群众就很好的被动员和组织起来，使得浙南游击根据地这个我党在南方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能够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五）为我党日后开展大规模学校干部教育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抗战时期是我党迅速发展，急需大批革命干部的时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3]此后，党把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194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4]“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各级党组织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视。干校在办学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上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通过在教学中讲形势、讲任务、讲政策等问题来加强政治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所学与所用相结合。还通过参加各种社会话动、组织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向群众讲解我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干校在刘英、粟裕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我党更好地创办干部培养学校、造就大批革命干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经验。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其特色鲜明，作用和意义甚大。它继承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抗日青年干部；它凝聚了当年红军挺进师和浙南人民共同的抗日报国激情；见证了抗日军民为崇高理想而艰苦奋斗、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它推动了浙南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温州党史: 第1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2] 龙跃. 坚持浙南十四年[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86.

[3]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C] //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519-536.

[4]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C] //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3册.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347-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