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富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从汉长陵的布局看吕后的历史功绩

范 富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汉长陵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之陵墓。在长陵陵园内并置吕后的陵冢，这在西汉帝陵布局中是唯一的。从中可以窥见吕后在西汉初年为稳定和巩固西汉政权所做的重大贡献。吕后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助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稳定了汉初的政局；刘邦死后，吕后继续执行刘邦在位时期的政策，保持了汉初政策的一贯性。

汉长陵；吕后；历史功绩

汉朝皇帝陵墓营建制度，是帝后合葬同茔不同陵，后陵皆在帝陵之东，坟丘亦较帝陵为小。而汉长陵的布局却有很大的不同。这凸显了吕后临朝执政前后取得的巨大政治成就和对西汉政权所做的历史贡献。

一、汉长陵的布局

汉长陵是汉高祖刘邦之陵墓，位于陕西咸阳原的最高点上，坐北朝南，远望就像是山峰兀立，气势雄伟，形状呈覆斗状，这就尽显了刘邦作为一代开国皇帝的霸气。其陵园仿照西汉都城长安而建造，只是规模略小而已。陵园内建有豪华的寝殿、便殿。寝殿是陵园中的正殿，殿内陈设有高祖刘邦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完全像其生前时一样陈设，这是汉代其他帝王陵墓所没有的。在陵园中，还有吕后合葬陵，在长陵之东，相距二百多米。吕后陵的封土形状和长陵相同，亦是覆斗形。此外，汉长陵的营建规模虽不是汉代帝王陵墓中最大的，但其陪葬墓却是西汉诸帝王陵墓中最多的，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墓群。正如唐人彦谦《长陵诗》所云：“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

纵观汉代帝王陵墓，汉长陵的营建是各帝王陵墓中最特别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陵园内并置汉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两座陵冢，且两座陵冢的坟丘大小几乎相同。这个现象在西汉王朝此后的帝王陵墓营建中再未出现。即使后来对西汉政权的发展建设亦有重大贡献的孝文窦皇后，其葬礼规格也远未达到吕后的高度。这就不难看出，吕后在刘邦死后为巩固和稳定孱弱的汉初政权所起的作用及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何等巨大。吕后在刘邦生前及死后的政治功绩为她死后带来几乎与帝王同等的政治殊荣和厚葬规格。

二、西汉初期的社会现状

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最终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由于多年的反秦及楚汉战争，致使土地荒芜，民无所居，流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至西汉建立始，社会经济衰败，民生凋敝。于是，高祖罢兵减赋税，发展社会生产。《汉书》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1127。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对萧何说道：“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1]64。而此时，刘邦分封的异姓诸侯王也开始蠢蠢欲动，诸如燕王臧荼、韩王信、代相陈豨、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以及燕王卢绾等先后谋反，西汉政权面临着来自异姓诸侯王的多次威胁。“高祖为皇帝后，东征西讨，不恒厥居。留守可信任者，宜莫如萧相国，然被械系如徒隶，知其并无重权”；“权之所寄，非吕后而谁哉!”[2]

另外，面对刚刚建立的西汉政权，久已雄踞北方草原、“控弦指使三十余万”[1]3750的匈奴亦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袭略西汉王朝的人财物。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年）九月，“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降匈奴。”[1]63高祖亲自带兵攻打韩王信，追至平城，被匈奴所围，遂有“白登之围”。后来他用陈平计谋，“厚遗阏氏”[1]3753，才幸得脱逃。平城之战中的白登之围使刘邦认识到西汉王朝暂时无力与匈奴较量。自此，高祖不言与匈奴之战，而是采纳刘敬提出的和亲政策，“取家人子名长公主，妻单于”[3]2719。而此策也暂时中止了匈奴的入侵，“冒顿乃少止”[1]3754。

刘邦死前不久，卢绾曾说：“……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及大功臣”[3]2638。可见，即使到刘邦晚年，吕后“色衰爱弛，而戚夫人有宠”[3]1969，但是，在平定异姓王叛乱、稳定汉初政权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吕后依然起了重要作用，她的地位和政治影响不言而喻。

三、吕后对汉初政权的稳定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楚汉战争中，吕后跟随刘邦颠沛流离，被楚军俘获，做了人质，被“项王常置军中”[3]322，饱尝了囚虏和战乱之苦。直至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九月，吕后才被放回。和刘邦一样，吕后目睹了秦末的社会动乱，亦了解了一些民间疾苦，并跟刘邦休戚与共、备尝艰辛。这些经历和阅历为她后来临朝执政，继承和发展刘邦的治国之策打下了基础。

汉高祖刘邦正式登基七年而崩，留给吕后的依然是个千疮百孔、亟待巩固的政权。皇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但其“为人仁弱”[1]3937，朝政大权几归吕后。吕后临朝称制，执掌天子的职权，代行天子的权利。然而，在吕后临朝称制后，西汉政权的内外政治环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其一，为了维护西汉刘氏皇位的正统性，吕后必须铲除异己、消灭敌对势力。吕后执掌西汉朝政达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间，朝廷诏令悉出于她，她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实无名的真正第一位无冕女皇。古往今来，作为帝王，须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凡对其政权造成威胁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纵观吕后执政期间的表现，她恰恰具备了这一条件。史载“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3]395。而吕后为何会对戚姬母子痛下杀手，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戚姬受到刘邦的宠幸，而使吕后受冷落。“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而“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3]395。另一方面是因刘邦欲废太子，由此威胁到了吕后的皇后地位。戚姬“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赵王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3]395。

其二，必须确保西汉王朝边境的安宁。吕后时期，在北方，仍是武功不减当年的匈奴。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1]99；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4]426在南方，则有南越王尉佗自称南武帝。可以说，此时的西汉王朝的边疆依然不安宁。

另外，在王朝内部，刘邦分封的刘姓诸侯王亦随时觊觎着皇位。吕后玩弄手段、尽用计谋，使皇位安然无恙。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将刘邦的宠妃戚夫人抓来，砍其四肢，瞎其眼、聋其耳和割其舌，并把她放在厕所中，由于当时的厕所是与猪圈相连的，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因此被称为“人彘事件”。虽然惠帝在知吕后所做之“人彘事件”后“日饮为淫乐，不听政”[3]397，发泄怨恨，居处深宫，沉湎于宴饮、女乐之中；但皇位名义上仍属于惠帝刘盈。

自《史记》以来，为历史人物立本纪，乃是帝王的专利；而司马迁和班固却各自在他们所写的《史记》、《汉书》中破例为吕后立本纪，以反映其执政期间真实的历史过程，亦足见其二人对吕后执政功绩的高度肯定。在他们看来，吕后的功绩几乎等同帝王之伟业。爬梳历代史料与典籍，可以看出吕后称制前后的历史功绩如下：

（一）称制前：助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稳定了汉初的政局

《史记·吕后本纪》载：“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3]396。在高祖刘邦时代，吕后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助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稳定了汉初的政局。

吕后诱杀韩信，显示出其在紧急状态下的果断和坚决。“乃与相国萧何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以便诱韩信上钩。至“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之，斩之长乐钟室”[3]2628。还有醢彭越，劝刘邦亲征英布，以及派亲信审食其详察卢绾诸事，都可以看到吕后在对付异姓诸侯王及功臣时施用了迂回擒敌策略和何等强硬的手段。而所有这些，吕后均是在没有征得刘邦的同意的情况下，先斩后奏；然其实质上亦是忠实地贯彻了高祖刘邦的政治意图。司马迁所谓吕后“佐高祖定天下”并不是一句阿谀奉承之话，这恰恰正是吕后作为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能力和品质。司马迁还说到：“……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3]2630吕后协助刘邦果断出击，及时采取措施，剪除了一些威胁性很大的异姓诸侯王。虽然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许多非议；但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她的这种做法利于消除隐患、排除危机，稳定西汉王朝初期的政权。

另外，从古代华夏民族的大一统角度来看，这些异姓王的叛逆行径，将会给刚刚安定的社会带来混乱，亦使楚汉战争后统一的国家有再度陷入分裂的危险。汉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代相国陈豨谋反，刘邦亲征陈豨，征兵于梁，梁王彭越告病。梁王的部下扈辄劝其反，但是彭越不听。后来刘邦将梁王逮捕，废为庶人，并流放到蜀郡。吕后知道后，对刘邦说道：“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1]1880。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谋反”[1]1881。廷尉据此定罪，立刻夷灭彭越及其宗族。吕后这种做法难免卑劣；但我们也看到这些异姓诸侯王部下的劝反之言使他们对西汉王朝刘氏政权的忠诚度大为减弱，他们的行径无疑是违背大一统的发展趋势，亦和当时人民的思治愿望背道而驰的。因此，可以说，吕后佐助刘邦的这种谋略和做法客观上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吕后长期追随刘邦，刘邦的狡诈多智对其耳濡目染，使其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从一个无异于普通的农村女人锤炼成为一个“身手不凡”的女政治家，这也成为其后来临朝称制不可或缺的条件。可以说，吕后对于汉初政局产生的影响在刘邦在世之时就已经超越了后宫的篱墙，将异姓诸侯王淮阴侯韩信用计谋斩杀于“长乐钟室”[3]2628，指使梁王彭越舍人告其“复谋反”[1]1881而除掉梁王等便是鲜明的注解。吕后还积极地协助刘邦处理纷纭参错的朝廷事务，而刘邦对她的政治才干也颇为赞许：“吕后真而主矣”[3]2047。这些都展现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政治韬略。

（二）称制后：保持汉初政策的一贯性

高祖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然大权掌控在吕后手中。吕后继续执行刘邦在位时期的政策，保持了汉初政策的一贯性。

其一，沿袭了“与民休息”之国策，行“无为而治”。孝惠皇帝、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104。吕后作为一个临朝称制的太后，在当政之后，并未因自己在与戚夫人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变态心理影响其主持朝政；相反，她却表现出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的胸襟和气魄。这表现在：1.鼓励生产。如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1]90，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措施，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1]85。2.修改汉法。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4]420；她还“减刑，颁布赎罪法”[1]89；制定“戍卒岁更”的制度；除挟书律[1]90。3.她还提倡勤俭治国、严厉治理铺张浪费的风气等等。

其二，继续刘邦执政期间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太史公曰：“吕后为人刚毅”[3]396。执政期间，吕后遵循刘邦的政策，未对匈奴兴兵，而是采用了和亲的政策。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年），刚死去阏氏的冒顿单于遣使者送来一封言词极为不敬的国书给吕后，上面写道：“孤偾之君，……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1]3755吕后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大怒”[1]3755，欲出击匈奴。朝臣几乎众口一辞：出兵攻打匈奴。然唯有中郎将季布却指出：刘邦当年在与匈奴之战中最终未占得便宜，不得已采纳刘敬的和亲建议，来换取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1]3755，亦即如今的汉朝军事势力依然不及匈奴，宜继续和亲为上。最终，吕后听从了中郎将季布的意见，赠单于车马作为礼物之外，继续“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1]89以和亲。单于笑纳之，致歉，并“因献马，遂和亲”[1]3755。这样，汉匈之间及时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

其三，继续重农之国策，有步骤地放宽经商政策。刘邦统治后期，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4]547。但打击面过大，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亦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惠帝、高后时期，虽亦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4]547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4]547，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朝廷还“起长安西市”[1]91，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亦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和六年（公元前182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1]97和“行五分钱”[1]99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完成刘邦遗愿，维护皇室，使自己功名垂世，“吕后克制住自己，不作自行宣布为女皇的安排”[5]。她的目的还是要安定天下，避免动荡所带来的灾难，因为西汉王朝再也经不起战争的折腾了。由此可见，吕后执政的十五年间，是西汉王朝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汉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卓有成效的时期，这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吕后死后之殊荣

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年）七月，吕后驾崩，遗诏“大赦天下”。后与高祖刘邦合葬于汉长陵陵园内，与高祖刘邦陵冢并置，且二者坟丘大小几乎相等，这在西汉帝陵营建中仅此一例。虽然同历代帝王一样，吕后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如在其临朝称制期间，打击政敌，诛杀刘邦其他诸子，又大肆分封诸吕，使其居高位，甚至几乎造成“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4]435的局面，险些对刘氏之西汉政权造成威胁。但她所采取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都是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维护刘氏正宗的统治地位。吕后死后诸大臣对她的厚葬表明，她对稳定西汉初期政权和发展社会生产所做的贡献是主要的，诸大臣的态度与行动也足以证明吕后的巨大历史功绩和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

五、余 论

在刘邦生前，吕后助其起兵反秦、战项羽；西汉建立后，又反对异姓王的分裂割据，稳定了汉初政局；刘邦死后，吕后依然借着刘邦几十年的声望和影响，在汉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的困难情况下，担当起定国安邦的重任，坚持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并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功绩。

吕后对政敌和后宫其他后妃的打击报复是残忍的，可谓用尽手段，常被后人冠以“女祸”的恶名，这表明了人性中自私性的一面；但它不能抹杀吕后的巨大政治贡献和历史功绩。不可否认，在汉高祖刘邦在位及死后的近三十年中，吕后辅佐刘邦，稳定和治理西汉初期的国家政权，对西汉政权的平稳过渡作出非凡贡献。特别是“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国策的坚定执行，使西汉初年出现了安定发展的景象，对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等产生积极影响，正是这些才促成了文、景二帝时期更加稳定的大好政治局面的出现，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以说，汉长陵的特殊布局、对吕后的厚葬规格，皆表明了吕后为政时期的历史功绩及所达到的高度，那就是几乎与帝王相同的成就。

[1] 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47: 71-72.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5] [英]崔瑞德, 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杨品泉, 张书生, 陈高华, 等, 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53.

Study on Empress Lv’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from Han Zhangling’s Arrangement

FAN F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730070)

Han Zhangling is the mausoleum of Liu Bang,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It is the only phenomenon in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emperor’s mausoleum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at Empress Lv’s tomb was built within Han Zhangling.This phenomenon could reflect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Empress Lv made to the stabiliz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regim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Empress Lv’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could mainly be concluded as: assisting Liu Bang with killing vassals with different surname to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maintaining the consistency of policies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by continually carrying out policies made during the reign of Liu Bang after Liu Bang’s death.

Han Zhangling; Empress Lv;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K234.1

A

1674-3555(2010)05-0107-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5.01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09-11-17

范富(1979- )，男，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