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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传习与日本近代海军的初创

2010-03-21杜小军

外国问题研究 2010年3期
关键词:传习所次郎长崎

杜小军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幕末,面临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和殖民地化的危机,德川幕府和各藩开始购买舰船、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创办近代海军。长崎海军传习所为幕府聘请荷兰海军教官团创办的日本第一所近代海军教育机构。本文拟对该所的创立及其相关的海军传习活动作一考察。

一、长崎海军传习所的创立

1853年(嘉永六年)6月 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由 4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到达江户 (今东京)湾浦贺海面,威胁幕府开国。翌年,佩里率领由 10艘舰船组成的美国舰队再度造访浦贺,进一步对日本造成冲击[1]9。震惊之余,日本政府深切认识到日本与外国海军发展的巨大差距。故此,幕府早在 1853年9月便取消禁止建造大船的禁令,并允许各藩大名制造军舰。10月,幕府通过长崎奉行筑后守水野忠德委托长崎出岛荷兰商馆馆长敦凯尔·卡尔裘斯(J.H.Donker Curtius)向荷兰订购军舰。但荷兰因克里米亚战争局外中立,不能出口舰船等军用品,没有马上答应日本的请求[2]。与此同时,幕府还委托水野忠德就创办海军的问题咨询卡尔裘斯[3]3。

1854年(安政元年)2月,荷兰国王威廉三世派荷兰东印度舰队蒸汽舰“森宾”(Soembing)号到长崎送达荷兰政府的回信,信中建议“欲购致船舶莫如先购火轮机器讲习运用之法,使船得以自在无碍,足固备制。果如所讲,荷国自应派员前往,罄传其术,资襄贵国”[4]14-15。而就创办海军的问题,“森宾”号舰长法比尤斯 (G.Fabius)中校向水野忠德提交了三份意见书,对当时的世界海军大势做了说明,并劝幕府不失时机创建海军。

第一份意见书大体内容如下:①日本的地理和人文条件最适合发展海军,开国是创设洋式海军的好机会;②西欧海军已从风帆战舰时代进入蒸汽时代,且今后将是螺旋桨时代,新造战舰已不用明轮式;③船体当然也可木制,但世界大势是向铁船发展;④造船方面也需用心,有必要事先了解造船厂(船渠、修船场所)和发动机工厂(煅冶厂、铸造厂、机械加工厂)的知识;⑤通过学校、传习所培养海军士官、下士及普通士兵(包括航海、运用、发动机、炮术、水手、伙夫及士兵)较好,尤其士官培养更应如此。士官教育也可采用到海军先进国家留学的方式。荷兰政府在上述两方面都准备帮助日本。

第二和第三份意见书大体内容为:①提示日本欲向荷兰订购的轻巡洋舰(corvette)的价格 (每艘约四万两),包括船体、发动机、舣装、运用相关必需品(如锚、铁锁、帆、船具等),不包含大炮;②今后的舰炮都是使用炸裂弹的加农炮。青铜炮已落伍,西洋已进入铸铁炮时代;③荷兰海军传习将进行蒸汽船驾驶,大炮、蒸汽发动机的制造和操作等相关教育,日本传习生至少应学习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以及测量、发动机、运用、造船、炮术等军事学科;④在接受上述教育前,最好在长崎先设荷兰语学校,让传习生先学语言;⑤荷兰派海军传习教师团、接收士官留学生以及在其他方面援助日本的前提是日本和荷兰缔约[3]4-5。

水野忠德根据法比尤斯建议书制定了一个从荷兰购买军舰、创办海军传习所和创立幕府海军的总体构想:①去年欲从荷兰订购风帆战舰和蒸汽商船,根据荷兰人建议,应改为订购螺旋桨式轻巡洋舰和蒸汽船各一艘;②为培养船员,在长崎开设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海军教师团;③不采用开设荷兰语学校的方案,传习所授课通过翻译进行;④暂不采用留学方案;⑤本案应征得长崎目付(即监察)永井岩之丞 (永井尚志)同意[3]6。

接到水野忠德构想案后,首席老中伊势守阿部正弘按惯例将其交给下属的大目付、目付 (包括海防掛)进行研究审查,结果大家一致赞同该案。按上述构想,创立洋式海军、购入军舰及设立海军传习所同时开始[3]7。

5月,幕府在毗邻江户湾的筑地铁炮洲 (今东京都港区)设讲武所,向幕臣子弟传授剑术、枪术、炮术、水中战术等知识[5]。7月 6日,长崎奉行将荷兰回信转呈幕府,将军欣然接受信中建议。

8月,“森宾”号舰长法比尤斯受长崎奉行聘请,以该舰为教材,对幕府相关官员及幕府选拔的佐贺、黑田、萨摩等藩武士子弟共 200人传授海军基础知识[6]。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军舰驾驶、机器操作、航海等实习活动[7]。该舰三个月后回国。

1855年(安政二年)6月 7日,荷兰驻爪哇东印度舰队再次派军舰访问长崎,日本政府要求其部分成员暂留日本传授蒸汽船技术[8]31。这次法比尤斯担任吉德 (Gedeh)号舰长,该舰于同年 11月 15日离开日本。法比尤斯选派新任“森宾”号舰长佩尔斯·林肯 (G.C.C Pels Rijcken)大尉为舰队司令兼海军传习教育班班长[1]31。此外,法比尤斯还针对日本创设洋式海军应先具备的知识(如西洋海军舰内规则、海军旗章、舰长心得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7月 29日,幕府正式决定派学生到长崎学习海军,由永井尚志全权负责。8月,荷兰将“森宾”号赠给德川幕府,日本将其改名“观光”号,成为其近代海军第一舰。应永井尚志请求,江户的老中、若年寄从幕府直辖武士中选派幕府海军传习生人选。预定“观光”舰舰长候选人身份应在旗本之上,并从其中选择任命传习生学生长。学生长负责管理传习生,并向其传达所长、教官的命令事项。结果,永持亨次郎 (勘定格徒目付,禄米150俵)、矢田堀景藏(小十人组,禄米 100俵)、胜海舟 (小普请组,禄米 40俵)被选为学生长。由于胜海舟的地位在御家人之下,而幕府选派学生多为御家人以上,为便于其对学生发令,后来将其也升格为禄米 100俵的小十人组。除舰长候选人外,幕府管理层还确定了一个具有天文学专长的特殊人选,就是在幕府天文方工作的笠间藩藩士小野友五郎。他曾抄译荷兰四卷本航海技术书《渡海新编》献给幕府,这次他被选作幕府陪臣传习生[3]11-12。

9月 3日,幕府选派的传习生分海陆两队从江户前往长崎:走海路者乘坐萨摩藩献给幕府的“昌平”号,为主队,包括矢田堀景藏、胜海舟、望月大象及春山辨藏等传习生。此外,还有造船匠熊藏长吉、炮术师男下曾根次郎助;走陆路者为小野友五郎等 17人[4]23-24。

10月 24日,永井尚志会同矢田堀景藏、胜海舟、永持亨次郎在长崎奉行所西厅与学生见面,发表训示称:“我国创设海军前所未有。蒙选派练习者宜虚心听受,不可拘牵旧式。尤宜和衷提携诱掖,以期研发蕴奥,力求实用……曾观世之学生,动恃所长以凌他人,或师心自用,刚愎不降,至各相挟仇,以坏国事……尔等应选练习可谓荣矣,宜力鉴世弊,尽除痼习,专精砥砺,臻成良器,以备国用”。[4]26

12月 24日,幕府正式宣布开办长崎海军传习所,以“观光”号为实习舰,高薪聘请佩尔斯·林肯等 22名荷兰人任教官,包括舰长海军大尉佩尔斯·林肯 (教官团团长)、副舰长海军中尉 A. A.′sGraeuwen(教官团副团长二等士官)、海军中尉 C.Eeg(二等士官)、海军二等会计 G.H.Parker de Yonge、海军发动机少尉Doomikx和 H.Y.Everaars、兵曹长 P.Grumpke(海军下士掌帆长)和 J. J.Schinkeienberg(海军下士)、军医 Jan Karel van den Brook、一等水兵六人、二等水兵两人、一等火夫四人、二等船木匠M.M.Hervin及二等缝帆工C.A.van W ierdt[4]16。教学分工为佩尔斯·林肯教航海和运用,副团长A.A.′sGraeuwen教造船及炮术,C.Eeg教船具和测量,G.H.Parker de Yonge教荷兰语、算术、地理及庶务,发动机少尉 Doomikx和 H.Y.Everaars教发动机技术[1]33、下士 J.J. Schinkeienberg教火炮、二等水兵鼓手 R.J.Heftij负责训练鼓手[3]41。长崎奉行所西厅被作为讲堂,日均 6课时[9]192。

二、第一期学生的传习活动

长崎海军传习所学制两年[10]105。第一批学生包括幕府官员 37名、木匠 2人及各藩志士 128人(鹿儿岛藩 16人、熊本藩 5人、福冈藩 28人、荻藩 15人、佐贺藩 47人、津藩 12人、福山藩 4人、挂川藩 1人)[11]65-67。所需水手从盐饱诸岛选派,共 45人。除陆上讲授演示,还常登舰操作。为便于实习,幕府还将新购的 6 000枝枪中的 200枝留给长崎[4]16-17。其目的从短期看是为“观光”号以及将向荷兰订购的两艘轻巡洋舰培养船员,从长远看则是海军兵学校教育的开始[3]10。这也是日本正式的欧式海军教育的开始[6]。

传习生船上练习作息时间为:早晨,夏天 5点(冬天 6点)吹螺击鼓起床,再鸣钟一下早餐,饭后换专门服装清洁卫生;上午,8点半水手长升旗,值班部长检查船员击鼓、演习洋枪和张帆,然后点名。其后,船长派小船接教习到船练习至正午;中午,收拾器械后就餐,再响钟一下收拾餐具,安排下午练习用器械后午休;下午,2点接教习到船练习到 4点;黄昏,吹螺降旗、击鼓、演习洋枪、卸帆并收拾用具。值班部长检查船员、枪炮;晚 8点吹螺击鼓就寝,值班部长巡视船内,注意防火,遇风雨则检查是否下重锚及舵和发动机是否正常。夜晚值班人员每一点钟换班,换班时须检查有无易被水侵入之处及其他疏失之处并记录。螺、笛、鼓须有号码,此外还应记录当天的天气。节假日,上午升旗后清洁卫生。下午除值班者外都放假,但平时懒惰者不准假,以对其砥砺,平时勤奋者虽是其值班日也给假。

另规定幕府和各藩学生轮流在室内上课或登舰练习,并规定幕府派遣学生专修科目:佐佐仓桐太郎、岩岛源八郎、长泽纲吉、铃木勇次郎修士官学;中岛三郎助、石井修三修士官学和造船;望月大象修士官学和蒸汽机;尾形作右卫门、三浦新十郎、松岛铎次郎、蜷川藤五郎修枪炮;白井藤三郎修会计;高柳兵助、福冈金吾、土屋忠次郎、小野友五郎修天文、地理及测量;簾松龟次郎、竹内卯吉郎、吉田鹤次郎、小岛羊太郎专修发动机,兼修管理火工;山辨藏池、边龙右卫门、绪方贤次郎修造船;岩田平作、滨口与右卫门、山田八郎、武井茂四郎、竹内胜三郎专修船舶驾驶,兼修管理水手[4]26-28。

先于专业课和实地教育,首先开始授课的是数学和荷兰语两门基础课。课堂在长崎奉行所西厅一个独立的大房间内,由于冬天只有炭火盆,对习惯南方印尼爪哇炎热天气的荷兰教官来说比较冷,所以他们多次要求改善教学环境。实习活动大多利用停泊于大波止海面的“观光”舰,传习生利用自制单桅小艇来往于大波止和“观光”舰之间。“观光”舰有自己的舰载小艇,但其是教官团专用交通艇。故此,日本人船匠在荷兰船匠M. M.Hervin指导下练习制造欧式单桅小艇。佩尔斯·林肯建议在海岸附近建立短艇造船厂。故此,新设了制帆厂和锻冶厂,也为传习生提供了良好的实习机会和教材[3]59-60。

与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大学相比,第一期长崎海军传习有点像兼备航海、运用、炮术及发动机各科的海军综合专科学校。该学校有专为士官开设的高等科和普通科课程,也有为下士和普通士兵开设的练习生课程。此外,还附设了荷兰语和数学课程[3]42-43。

第一期海军传习生进行了多次长距离远航练习,尤其是 1856年秋末,胜海舟曾率七八名学生、水兵六名及两名荷兰教官,乘“观光”丸远航,先到五岛,后入对马海峡,最终到达朝鲜釜山海面[12]15-16。

长崎海军传习所离江户较远,再加幕府决定在江户设练习所以扩大海军传习规模。故此,总监永井尚志及第一期毕业生 105名驾驶“观光”号于 1857年 3月 26日返航江户,矢田堀井藏率其余人员从陆路返回。

三、江户军舰讲授所与幕府自主传习尝试

德川幕府一直想尝试自主进行海军教育,但又不想让荷兰人知道。故此,1857年(安政四年) 1月 6日,长崎传习所总监永井尚志和佩尔斯·林肯座谈。永井尚志向荷兰教官团团长佩尔斯·林肯转达了幕府领导层想让传习所总监率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没有荷兰教官帮助的情况下乘“观光”舰独立返回江户,而让成绩差的学生以及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继续留在长崎接受荷兰教官团教育,并从江户招募年轻学生做补充的意向。对此,佩尔斯·林肯认为对由日本人独立驾驶“观光”号返航江户还需慎重考虑,而让一些学生在没有完成预定课程的情况下返回江户有些可惜。永井尚志答复称就上述情况自己曾向江户反映过自己的意见,但幕府领导层仍坚持己见。数周后,幕府正式决定由日本人独立驾驶“观光”号返回江户。为此,长崎传习所的日本人独立对“观光”号进行了整修。3月 4日晨,观光号启程返航江户[3]74-75。

4月,急于自主创建海军的幕府在江户筑地南小田原町讲武场开办军舰讲授所[8]52。幕府下令“幕府旗下群士,凡其子弟有志报效者,概准入校。食禄万石以下士人及陪臣有才识资用者由其主转禀同准练习”[4]32。该所由永井尚志总理校务,矢田堀井藏任教头,其余教师为佐佐仓桐太郎、铃藤勇次郎、滨口与右卫门、岩田平作、山本金次郎、小野友五郎、石井修三、中滨万次郎,助理教师为尾形作右卫门、土屋忠次郎、关川伴次郎、村田小一郎、铃木仪石卫门、小川喜太郎、塚本横辅、近藤熊吉。

该练习所于7月19日开学,其章程规定:“学期为每年 1月 19日至 12月 19日。上课时间为上午 8点至 12点,下午 12点半至 3点。每逢一、六、四、九日习测量及算术,二、七日习造船,三、八日习蒸汽机,七、五、十日习船具,二日习帆船,二、八日习海上炮术,二日和二十三日习射击。5月10日至 8月晦日(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习游泳,其间三、八、五、十日练习水上调马。水手每天上午 10点到下午 4点,无论晴雨习摇橹。每月朔望、每年五令节等日放假。开学日学生须穿礼服,平日穿常服。进出训练所须持名片登记”。[4]32-33

1859,该所改名御海军操练所,胜海舟任主管[13]3。后因火灾于 1867年迁到滨御殿,翌年停办。明治维新后变为海军兵学寮,进而成为海军兵学校,成为明治海军发展的基础。

四、第二期学生的传习活动

长崎海军传习所第一期教育开始一年之际,作为舰长候选人的永持亨次郎荣升他职,有必要选定新学生长。而就为引进的蒸汽军舰培养船员的传习目的而言,从第一期传习生的构成看,无论是学习蒸汽机械的人数,还是其能力都比较弱,还不足以为军舰远航提供保障。故此,幕府认为有必要培养更多的蒸汽机技术人才,最好选择素质较好的年轻人到长崎海军传习所。而随着箱馆、新潟、下田等地即将成为新的开港地,为加强上述地区的海防及沿岸警备,有必要对相关官员及其部属进行培训,以培养真正的海上警备人才。虽然在 1854年通过“森宾”号、1855年通过“森宾”和“吉德”两舰已经对长崎本地海防警备人员进行过实地讲习程度的海事训练,但还算不上真正的海防训练。基于上述必要性,海军传习所总监永井尚志没有和荷兰教官团方面协商,便决定增加一期传习生,其主要目的是作为第一期的补充和对长崎本地海上警备人员进行训练。故此,第二期传习生共 96名,除幕府招募学生外,还有大量长崎本地海上警备人员[3]19-20。

1857年(安政四年)1月幕府选派第二批传习生 12名,都为幕臣子弟[8]36。分三组,榎本武扬、伊泽谨吾、松平金之助、尾本久作属住幕臣部屋厄介(厄介即“食客”);冈田井藏、松浦金次郎、吉见健之丞、伴铁太郎属远国奉行组;肥田滨五郎、安井畑藏、柴弘吉、松冈盘吉属江川太郎左卫门组[3]18。

对长崎海上警备人员并没有进行特别教育,其课程几乎和幕府传习生一样。故此,后来他们发挥了海军预备役人员的作用。

五、第三期学生的传习活动

1857年 3月第一批传习生返回江户后,胜海舟同中岛三郎助、望月大象、春山辨藏、饭田进之助留守,负责新旧教师和学生接待,其他事务由目付骏河守冈部长常接管。同年 5月,原海军传习所图书头木村喜毅就任长崎目付兼海军传习所总监。增选第二期学生伊泽谨吾为学生长。此外,考虑到还有第一期学生的留级生,胜海舟仍担任学生长[3]83。

8月 4日,日本向荷兰订购的“日本”号(后改称“咸临”号)抵达长崎,搭乘的有由荷兰海军大尉卡廷迪克①卡廷迪克毕业于荷兰一所海军学校,1839年升任海军大尉并担任舰长,当时是荷兰国王威廉三世的侍从武官大尉。后来曾在 1861年至 1866年期间担任荷兰海军大臣。他为日本赴荷兰的留学生提供了种种帮助和便利,著有《摇篮时代的日本海军》及日记《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日日夜夜》。(W illme Johan Cornelis ridder Huyssen van Kattendijke)带队的荷兰新教官 37名[8]55。这次的教官是从荷兰本土海军中招募的[3]43,后来有三人因品行不良被勒令回国。与第一次的22人相比,这次可以说荷兰派出了大型教官团。从其职务构成看,包括了会计、军乐队、骑兵、活字印刷师、医官等近代海军应该具备的职务。这也说明幕府要求传习内容的拓展。与此相伴,其对海军以外领域的影响也扩大。特别是医师庞贝(Pompe vanMeerdervoort,1829-1908)在荷兰教官团回国后滞留日本,在长崎居住达五年之久,接受其直接指导的日本医生达 133人。经其建议,幕府于 1861年建立了日本最早的西洋式近代医院——长崎养生所,并开创人体解剖实习、霍乱防疫、梅毒检查制度[1]42-43。

9月 16日,荷兰旧教官回国。同月,幕府新派第三批学生 26名到达长崎。这些学生都从旗本、御家人的次子、三子中选拔[8]36。翌年新来学生 11名[4]36。

如果说第一、二期传习生是成人群体的话,第三期传习生还大多是儿童。其年龄除两三个例外,大多在十五、六至二十一、二岁之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第三期海军传习的目标是进行针对未来的海军兵学校士官的入门教育。

第三期新生规则等与第一期大体相同,只是科目方面增加了医学、骑兵等课程[11]91。教学分工为团长卡廷迪克教乘船常识和舰内规则,航海、造船及蒸汽发动机理论和技术则由一等士官、二等士官及发动机士官讲授,此外会计士官讲数学,军医士官讲物理和化学,基础学科教师讲荷兰语和算术[3]47-48。因缺乏翻译,特地从 8岁到 15岁的学生中挑选了 25到 30人组成了一个翻译培训班。

1858年 5月 3日,幕府向荷兰订购的另一艘军舰“江户号”(后改称“朝阳”号)抵达长崎[10]104。由于“咸临”号返回江户,该舰的到达为教学提供了便利。鉴于练习舰缺乏,日本还购买了锚泊中的英国船“卡特利娜·德雷希亚”号,改名“鹏翔”号。“朝阳”号到达后,“鹏翔”号被派往江户作为军舰操练所练习舰。

1859年 1月 5日,胜海舟驾驶“朝阳”号,同航海士官安井畑藏、伴铁太郎、松冈盘吉、吉见健之丞,发动机士官杉浦金次郎、岗田井藏及其他人员返回江户。由于荷兰政府顾虑国际形势,停止向日本派遣教官,幕府于 2月下令暂停长崎海军传习,学生都经陆路返回江户,只留木村喜毅处理善后[4]38。

六、诸藩长崎海军传习所毕业生的传习活动

佐贺帆在诸藩中较早开展近代海军教育。1854年 8月,佐贺藩派杉谷雍助、中野喜左卫门、桥本内藏允、田中弥三郎等参加了第一次长崎海军预备传习活动[3]62。1858年,该藩在三重津设海军所。翌年,该所增设海军寮、训练场等设施,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军教育机构[14]。该所由长崎海军传习所毕业生佐野荣寿佐卫门、真木安左卫门、中牟田仓之助、增田孙作等任教官,用荷兰海军传习赠给的教材[15],以长崎传习所课程为基础,教授航海、造船、炮术、船具、测量等学科。学生为该藩以前设立的以学习海军为主的兰学寮的学生 50名[16]16。该所海军训练活动严格按上午8点至 12点,下午 1点至 4点的规定进行,大多为室内课程,有时登船训练,只准用心暗记,不准做笔记[4]26。佐野荣寿左卫门任总管,使该藩的海军教育享誉各藩。

长洲藩在于 1858年 7月派第二批学生前往长崎海军传习所的同时,设立西洋学所。该所除开设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也进行陆军教育。1859年 6月,户田龟之助、梅田虎次郎、栗屋彦太郎、波多野藤兵卫、藤井百合吉、长岭丰之助等传习生从长崎返回长州。于是,该藩将西洋学所改称博习堂,由上述学员进行军舰驾驶、舰炮射击、航海等海军教育。1864年 4月,鉴于博习堂已不能满足海军发展需求,长崎传习所毕业的松岛刚藏和北条源藏等人积极推动建立类似幕府军舰讲授所的海军专门学校。故此。长州藩在山口设海军局练习场。翌年 4月,以该练习场为基础,在三田尻设立海军学校。户田龟之助、梅田虎次郎等任教官,最初的学生 40名,学习期限 3年,开设外语、军舰应用、造舰、舰炮术、航海术、蒸汽技术等科目。

总而言之,尽管长崎传习所的历史不长,但通过该所及与该所相关联的海军传习活动还是为日本培养了大批掌握近代海军制度、船舶及枪炮运用知识的海军士官,如胜海舟 (曾任幕府海军的军舰奉行、明治海军第一任海军卿)、榎本武扬(曾任幕府海军副总裁,明治海军第三代海军卿)、川村纯义 (明治海军第二、第四任海军卿)、中牟田仓之助(明治海军兵学寮亦即后来的海军兵学校的第一任兵学头,第一任海军军令部长)[17]4、肥田滨五郎 (第一任海军技术总监)、赤松大二郎(大将、海军卿)、松本良顺(第一任军医总监)等[16]15。故此,胜海舟认为正是长崎海军传习所和筑地海军所对幕府和诸藩子弟的培养奠定了近代日本海军发展的基础[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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