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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基本特点及成因

2010-03-21

外国问题研究 2010年3期
关键词:外来文化日本文化

郭 丽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天津 300071)

日本是位于东亚一隅的一个岛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从未间断,特别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对于这些文化形态及其承载主体的认识和应对,大体遵循这样一种逻辑:感到压力或威胁便动用武力打击,交锋失败便转而向对方学习,然后再励精图治伺机制服之。日本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民族,自古以来不懈地追寻着自己的大国梦。日本有明显的强权崇拜倾向,并惯于通过攀附强权借势上位。同时,日本还是一个善于学习模仿的民族,凡是国际交往中崇拜和攀附的对象,都是其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等外来文化融合的模式,一般称之为“和魂汉才”和“和魂洋才”,西力东渐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增长和中国文化影响的消退,前者很快就被后者所取代。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吸收引进,往往是在异文化的压力之下与之对峙、较量并失利之后进行的,而滋养其成长、强盛的异文化,后来又往往被当做迈向更高目标的垫脚石。

一、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

日本自其民族形成期就开始和中国往来,并受到中国高势能文化的影响。公元前 3世纪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以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制造技术为特征的弥生文化进入,并与绳纹文化融合,使日本民族得以形成,并实现了社会历史的跳跃式发展。这次由外来新文化的传入而激起的革命性飞跃,给“孩提”时代的日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日本后来养成“从大陆吸收先进文化的品性”产生了很大影响[1]。此外,日本列岛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部落国家,为了借助中国皇帝的权威来确立对其他部落的优越地位,最晚在公元 3世纪就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行朝贡之礼。公元 7至 9世纪,是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期,遣隋使和遣唐使的派遣,使日本吸收了大到政治体制、生产方式,小到生活习俗的涵盖一切领域的中国文化。经过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革新,日本以“法式备定”的唐朝为蓝本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由此从奴隶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

古代日本一方面仰慕中国文化并加以大规模地吸收利用,另一方面又不甘久居臣属地位。7世纪初,日本开始表现出意欲寻求与中国对等地位的愿望。到 663年,日本支持的百济和唐朝支持的新罗在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白村江之战,日本首次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发起直接挑战。结果,日本大败而归并放弃了对朝鲜半岛的干涉。大国梦一时间破灭了,不过日本对中国文化反而更尊崇、更倾慕了,吸收引进的热情更加高涨。近世之前的日本,尽管与中国之间的朝贡往来时断时续,不过一直处于东亚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朝贡体系之下。直到 16世纪末,丰臣秀吉 (1536—1598)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文禄、庆长之役),公开和中国争夺朝鲜半岛的主导权,自此彻底断绝了与明朝的朝贡关系。

德川幕府成立后,曾要求与明朝讲和并恢复关系。但鉴于倭寇的滋扰以及丰臣秀吉的挑衅,明朝对日本十分警惕,再加上厉行海禁政策,拒绝了德川幕府。不过,近世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一直未曾中断,日本依然孜孜不倦地吸收着中国文化。近世日本的知识人,对中国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不由自主地仰慕中国文化,认为相比之下日本是“文化落后小国”。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传统儒学中的中国崇拜表示不满和反对。随着“锁国”体制的确立,日本文化逐渐具有自身特色,民族意识日益高涨。到近世中后期,出现了古学派、水户学派和国学者标榜日本在“皇统”、“国体”、“武威”等方面的优越性,提倡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

19世纪中叶以来,清朝在鸦片战争中为“英夷”所败,使日本取而代之成为东亚社会之中心的欲望更加强烈。同时,日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西方,在与列强的接触、交流乃至较量中,逐渐认识到对方在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强大和先进。随之,对中国的评价渐次降低。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日本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开始大规模吸收引进欧美文化,并彻底摆脱了对中国的自卑感。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分水岭。福泽谕吉曾鼓吹甲午战争是“文明进步与野蛮落后的较量”[2],并无比兴奋地说甲午战争是“日本外交的序曲”[3]。甲午战争是日本为取代中国的“中华”地位并称霸亚洲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福泽谕吉显然是通过推行其“始造”的“文明”、“进步”——“野蛮”、“落后”的世界秩序基准,来为日本的对外扩张造势。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中国的评价进一步降低,不仅批评中国“野蛮”、“落后”,甚至用“猪尾汉”、“跟头虫”等明显带有贬义的词汇称呼中国人。

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吸收,最早可追溯到 16世纪 40年代,吸收对象国起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继而是荷兰、英国,并扩大到西方主要国家。其中,荷兰在近世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中占有重要地位。到 19世纪中叶,西方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活动到达远东。位居远东航线末端的日本,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西方列强以美国为先锋,以坚船利炮相威胁,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迫于强大的军事压力,日本与美国、英国、俄罗斯、荷兰、法国等国相继签订“亲善条约”和“修好通商条约”,西方列强将殖民掠夺的枷锁强加给日本。自此,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向作了战略性转变,即由主要吸收中国文化转为主要吸收西方文化,英、法、德、美等国成为主要吸收对象国。

“黑船来航”以来,日本也曾尝试过与西方列强直接进行军事较量。如,攘夷急先锋长州藩炮击美国商船与法国、荷兰军舰,招致美、英、法、荷四国联合舰队攻击下关;萨摩藩藩士刺杀英国人遭到报复,英国舰队动用当时最先进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向萨摩军开火。这两次战争,在对方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面前,日本武士引以为自豪的勇武显得不堪一击,萨摩藩与长州藩损失惨重。日本人由此认识到“天下之一般形势,已非复攘夷”,认为萨 (摩)英 (国)战争“对启迪三州土民之愚昧,实天赐千金难买之良机”[4]。日本随即改变敌对态度,积极与西方列强接近。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遇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第一种是割断与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第二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19世纪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凌,因为日本“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并“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显然就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调整和适应”。日本也由此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通过适应来进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5]

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旗帜下,走上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蓝本的近代化道路。在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期,日本除了在政治制度、产业和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取法西欧国家之外,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出现了欧化风潮。到明治二十(1887)年前后,“西欧化”风潮招致越来越多的反感和抨击,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开始抬头,强调保存日本传统文化的国粹主义论调甚嚣尘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完全隔绝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而是体现出更大的选择性。如,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因为与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潮暗合而大受欢迎,德国文化被置于模仿和移植的中心地位。

二、大国情结与强权崇拜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日本的近代化在形式上表现为学习西方并进行自我改造的“西洋化”过程。然而,明治时期的“西洋化”自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入主亚洲的手段”。这种手段或方法,是基于“中国与周边国之间长期的历史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日本作为周边国,其“选择”受到很大限制这样一种历史条件所产生的。而且,这种动机和尝试,“在长达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时期里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广阔领域内的朝贡关系中,日本作为周边国曾多次经历过。”[6]亦即说,近代日本不是单纯要回归到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体系,而是要通过“西洋化”的途径进行自我强化,然后再“依西洋人之方式”在亚洲树立霸权。

当然,日本的大国梦并不局限于亚洲。早在18世纪末期,本多利明 (1744—1821)就提出:小国日本要求得独立与发展,除了进行海外贸易及对外扩张外别无他法。日本的“国务”,在于“即使侵凌他国,也要使本国增殖。”而且,要使日本成为“天下第一最良国”,作为“东洋之大日本岛”,与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殖民地的“西洋之英国岛”,一起成为“天下大世界中两个大富国、大强国”。并提议日本向堪察加半岛、桦太(库页岛)及中国东北地区扩张[7]。明治时期随着“富国强兵”政策日见成效,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是表露无遗。如,福泽谕吉在《压制亦愉快哉》(1882年)一文中指出:自己早年在香港看到英国人在当地横行霸道的情形时“慨然羡慕英国人之压制”,认为“压制他人,可谓人间最大的愉快。”福泽谕吉还明言:“我等之志愿,在于压制此压制,并致力于独自在世界中推行压制。”有朝一日,“我帝国日本”在贸易、军备、航海等方面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不仅要像英国人那样“指使支那人等”,更要如对待“奴隶”般“压制、束缚英国人”[8]。

甲午战争后,日本加入西方列强侵吞亚洲国家的行列,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也愈益膨胀、爆发。日本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侵略,与不断对外扩张的沙皇俄国的利益产生冲突,并最终引发战争。结果,作为黄色人种的日本战胜白种人俄罗斯,使日本人普遍感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已经实现,与西方列强抗衡的自信心显著增强。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日本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围绕在亚太地区的殖民掠夺和瓜分势力范围等问题,日本与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德宣战,再次在中国的领土上发起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的武装侵略和殖民掠夺进一步扩大。同时,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愈演愈烈,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为止,曾经引领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西方国家,悉数成为日本要“压制”的对象。

实际上,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方式,与古代以来对中国的态度方式如出一辙。前近代,在东亚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下,作为中国周边之“东夷”的日本,在吸收儒家华夷观念的基础上将朝鲜半岛等地区和民族视为自己的臣属,同时寻找一切机会试图挑战中国的大国地位。西力东渐以来,日本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殖民地链条中的一环,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在自身尚未完全摆脱被殖民侵略的枷锁时,就“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将对外扩张的魔爪伸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明治时期日本通过“西欧化”力图要跻身于“文明”国家之列。当然,日本的“西欧化”也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一种策略或途径。一旦目标实现,便要求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甚至更多。

日本和美国之间,一定程度上复演了日本与西欧国家的关系程式: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双方正式确立敌对关系。随后,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终结了近代以来日本的世界霸主梦,也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在日本的权威地位,并使日本找到了新的学习模仿对象。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日本开始了民主化改革,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制度等方面,还是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开始了全方位的美国化,有学者将日本战败和接踵而来的美军占领所造成的开放称之为“第二次开国”。

在美国的扶植和庇护下,也是在日本民众的顽强努力下,日本迅速恢复重建,并跃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日本的民族自信心与日俱增,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强调和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有学者提出:日本把依附强权和争取霸权集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强权政治。二战前日本的扩张史,“正是日本不断变换结盟对象,借助列强中某一国或某几国的力量,实现其称霸野心的历史。”二战后,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不得不放弃军国主义的“外壳”,而“构成军国主义实质的强权政治和地区霸权主义不但从来没有改弦更张的迹象,而且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日本的强权政治在经历了从战败到上世纪70年代的“蛰伏期”,以及 70年代前后至 90年代的“活跃期”后,从 90年代开始进入了“进攻期”,日本“不但要重新称霸东洋,而且要与世界霸主共掌天下。”[9]

三、见贤思齐与因循守旧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模仿的民族,凡是国际交往中崇拜和攀附的对象,都是其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而且,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利用,体现在日本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以日本的“固有宗教”——神道为例,有学者将其在历史上独特的延续、发展方式比喻为“换穿衣裳的偶人”,即:“当时代改变时,它就很快脱掉前代的旧思想的衣裳而换穿上下一代新思想的衣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神道这个“偶人”先后曾换穿过多件思想的“衣裳”,包括“佛教的衣裳”、“三教 (儒、佛、道)一致的衣裳”、“朱子学的衣裳”、“国学的衣裳”、“基督教的衣裳”、“家族国家主义思想的衣裳”、“马克思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衣裳”等[10]。

所谓“偶人”,是指日本的传统思想、传统文化,而“衣裳”则指外来文化,随着流行与需要不断被更换。换言之,对于日本民族而言,外来文化如同时装的流行,旧了、过时了马上就会被扔掉,重新拾取更新的。对于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风潮,有人提出:“无论是圣人还是贤人,其始必先学于人。现今虽然口口声声西欧、西欧的,其道理是天地间之道理,是万国积蓄之所成,故而非学西欧,而是学习天地间之好道理。欧美诸国广泛与世界各国交通,集万国之所长。欧美学习世界,日本学习欧美。”吾辈过去之衣食住行言,实际上都学自中国,此次只是“转而学习更好的”[11]。在日本人看来,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和吸收引进,宛如褪去原来的中式“衣裳”,换上他们认为是“更好”、更时髦的西装般简单。

日本不仅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又是一个固守传统的民族。日本吸收外来文化不是摄影式的翻版,而是既影响于日本的传统,又经传统改造之后再加以利用。如,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中提出:“以固有之智力,作固有之事,同时吸取西洋之事物,使之成为我固有之事物。望能少舍弃一些,多吸取一些。”[12]624这种“少舍弃”、“多吸收”的主张,其实正是日本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一贯态度。正因如此,日本文化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混杂性,甚至有人称日本文化为“杂种文化”[13]。以宗教信仰和伦理思想为例,除了固有的神道思想之外,日本还吸收了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基督教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杂然相陈,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分别发挥着各自的“功用”。

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既坚持“少舍弃”、“多吸收”,又严格限制在一定的尺度之内。因此,同一件事,在不同状况下会做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如,对于率领“黑船”前来叩关的美国人培理,起初福泽谕吉还赋予其文明使者的形象,他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指出:“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民心头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12]4然而,时隔几年,培理就成了“无礼”进犯者的角色。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说:“美国人第一次前来,率领数艘军舰耀武扬威逼近我国海岸,实为无礼。”如若是“使者”,乘坐一艘军舰足矣,带那么多“无用”的军舰来,会让人感觉到“威胁”,难免心生不悦。他还提出:无论“锁国或是开国”,信奉“佛教或是基督教”,尊重“妇女或是男子”,如此等等,都是一国之“国风”。一国有决定维护还是变革其“国风”的自由,这是其“国权”,其他国家“毫无干涉之理”。否则,就是“侵犯国权,谓之无礼。”对于无礼者,“可予以打击,无需顾虑。”[12]609显然,“文明开化”期日本对西方文化近似于放纵式的摄取,已经引起了知识人的担心与忧虑。

日本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擅长创造性地运用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桎梏。因此,日本并没有因吸收中国文化而中国化,也没有因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化。实际上,外来文化进来后,往往是被按日本的风土人情、政治统治需求等“日本口味”改造后再利用的。所谓外来文化的日本化,就是日本人活学活用,顺应自身的需要将其实用化了。外来文化和日本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程度,不同的层面情况有所不同。就思想层面而言,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提出:日本人处于“精神的杂居状态”,即“多种多样的思想并未从内部真正相‘交’,只是在空间上同时存在着。”[14]

其实,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杂居”状况,对于日本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实用又方便的状态。一方面,当与异文化遭遇、对峙或较量失利,需要大规模吸收引进外来文化时,就强调其先进性。另一方面,当吸收摄取到一定程度,开始担心对外来文化的“心醉”会导致自身传统的迷失,且往往此时自身的实力也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传统剥离出来,标榜日本所谓“国体”、“武威”等方面的优越性,自身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日本历史上每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之后,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类似现象。实际上,各种文化和思想之间能够“杂居”而相安无事,与日本民族的价值观不无关联。有学者指出:“有用性”是日本民族的多维价值观的核心,“有用性”也是日本对外来文化进行价值判断与取舍的基准。此时此地有用者既有价值则取之,无用者即无价值则弃之。文化对日本民族来说,始终是手段,而未像中国那样成为需要维护其纯洁性的目的。“日本民族正是以‘有用性’为准则不断摄取与利用多元的外来文化,从而形成其民族文化的。”[15]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多维价值观及其“有用性”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务实而善于审时度势的思想传统,可能导致日本人漠视人类普遍的是非标准,容易迁就于眼前的形势变动,以获得暂时的利益。表现为目光短浅,对内外采取双重是非标准的实用主义等。当然,日本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方式,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有人指出:中国、伊斯兰、印度等文明古国,早在西洋之前创造了伟大的世界文明,很难轻易改变自己的文明。“自己家的孩子自己觉得可爱,亲手制作的东西不会轻易丢弃。”中国、伊斯兰、印度因为不肯出卖灵魂而肉体饱受摧残。他们之所以长时间被西洋的新兴势力以军舰、大炮所支配,即因为不肯出卖灵魂。“而对于日本人来说,灵魂不值几个钱,肉体的发达是其所追求的,想成为肥猪,也就成了肥猪。因此,日本人没有要贯彻什么精神或理念的高姿态。”[16]

四、结语

日本自古就梦想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霸主,但作为一个后起的小岛国,往往需要通过摄取、移植外来的先进文化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并需要借助和攀附强权来追求其大国梦。因此,面对外来的军事压力和文化冲击,日本往往会以务实、功利的价值判断方式来应对,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并因此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中获益颇多。日本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中的表现,与其“先天条件”与“后天追求”之间的矛盾不无关系。“先天条件”不足导致日本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促使日本为了既定目标会积极寻求、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方法,甚至是不择手段。而且,强烈的危机意识也使日本具有强权崇拜情结,这也是日本大国情结的心理根源。因此,日本的强权崇拜是一种功利性的崇拜,在现实的对外交往中往往表现为通过结盟等手段攀附强权,且崇拜和攀附的对象也是日本要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

大国情结是日本对外认知和行动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其对外扩张侵略的主要动因。历史上我们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凌,今后仍需“与邻为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以日本为“伴”,实力才是硬道理。日本的大国梦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自己更强大,我们也必须更强大。此外,利益之争恐怕永远都将是国际关系中的不二法则。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当今世界,各地区及不同国家之间既相互依存,又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的对峙、较量之中。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需继续坚持和平、稳定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同时也需放眼世界,在国际交往中具有见贤思齐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利用一切可为我所用者。关于这一点,日本民族的务实精神以及对外来文化的积极评价并摄取、利用等方面,对我们不乏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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