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军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海北镇位于黑龙江省海伦县北部,哈尔滨至黑河铁路沿线附近,创建于 1902年,归天主教吉林教区管辖。该镇虽然建立较晚,但发展迅速,建镇之初天主教徒不足 10人,1939年时已猛增到9 000人左右[1],与辽中县三台子、吉林省小八家子村、锦州的松树嘴子、吉林省扶余县的苏家窝棚并称为东北五大天主教自治村。

一、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海北镇

海北镇是由法国神父陆平创建的。陆平(Rev.Roubin),1871年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天主教徒家庭,幼年时父母去世,遂进入天主教寄宿学校学习,1895年巴黎外方传教会①巴黎外方传教会 1659年成立于巴黎,1664年得到教宗的批准,是历史上最早从事海外传教的天主教组织。巴黎外方传教会于 1680年到达中国福建,此后陆续开辟了吉林教区(1898年)等 14个教区。神学校毕业后晋铎为神父,并被派往中国东北传教,先是在黑龙江省巴彦县长岭子天主教堂担任助理神父,后升为本堂神父。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陆平在巴彦天主教堂受到义和团攻击的情况下,于同年 7月上旬逃往哈尔滨,搭乘俄国轮船到达海参崴,后又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滞留 3个月后,又于1901年春返回巴彦。此时的巴彦天主教堂已经被焚毁,教徒四散。在巴彦教堂恢复无望的情况下,陆平开始到其他地方选址兴建新教堂。

1902年,陆平离开巴彦来到尚未开发的海伦县北部“墨字三六两井”,搭建简易祈祷所,决定在此建立天主教村。1905年夏,陆平用在法国募集到的资金购买了 2 500垧土地,建造了教堂和两个村落,而后从巴彦、辽中县三台子、吉林省小八家子村、锦州的松树嘴子等天主教自治村招募教徒来此居住,并将此地命名为“圣若瑟屯”。

1909年,“圣若瑟屯”初具规模,陆平也被吉林教区正式任命为本堂神父。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建立自治制度,最终使海北镇成为不受海伦县政府管理的天主教自治村镇。他首先从教徒中选出 12人,负责行政、土地、治安的管理工作;然后又于翌年秋设立商会和农会,负责土地登记和征税,设置治安委员会和堡防队,负责训练壮丁和巡逻。除各种机构外,陆平还制定了以下 10条村规:“1.在村内居住的人,必须是由本堂神父或其他神父担保的人,没有获得担保的人不许居住;2.住在本村的人都要按照财产的多少缴纳税费,用于购买枪支,以防范匪贼;听到土匪进攻的警报时,16岁以上 60岁以下的男子要马上从家里出来,守卫城垣。堡防队员要日夜交替巡视城墙内外。神父、会长负有监督之责。如果擅离职守,疏于守备则要受到处罚。3.为了便于检查外来人员和防范不良分子混入村内,所有的大小店铺、旅馆、饭店均要在东门外营业;4.村民不论男女都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严禁违反村规和国法;5.村民严禁赌博或进行与赌博相类似之活动,违反规定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6.村民不论男女都不许奢侈,特别是女子应生活朴素、节俭,遵守教规;7.村民十户为一单位,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户口调查,并上报给村公所。有外来人员来家居住,不论亲疏,皆需上报村公所进行登记。如果发现没有及时上报或违反相关规定,则要对户主进行严厉的惩罚; 8.村民的子女年满 7岁以上,都必须入教理学房,学习圣经;9.居住在村内及其附近的信徒,不论男女,每个星期天和四大节日都要歇业,到教堂进行祈祷和聆听教诲;10.在村内饲养家畜的人不许随意放养,对破坏公共建筑和物品或砍伐树木以及破坏城壕者进行处罚。违反以上十条者,经各会长协商之后进行处罚。”[2]27-30通过建立上述自治制度,“圣若瑟屯”成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模范村,治安状况良好,居民安居乐业[3]。

1912年,海伦县知县将“圣若瑟屯”更名为海北镇,海北镇也开始进入繁荣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圣若瑟大教堂的兴建。1913年,海北镇教会开始兴建哥特式的圣若瑟大教堂,至 1919年完工,历时 6年。据《黑水十三篇》一书记载,圣若瑟大教堂“总面积 3 600平方米,耗资 8万余元。坐北朝南十字形,建筑面积 1 500平方米,可容 2 000人。主钟楼高 40米,十里之外可见,声传二十里之遥。屋顶拱形,主祭台、左祭台有精彩浮雕,窗户嵌花纹玻璃”[4]。除教堂之外,神父的住宅和男女修道院也一并落成。一时间,海北镇成为远近闻名的天主教村。1923年,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视察地方行政和治安情况时也来到海北镇,会见了陆平神父,对其功绩大加赞赏,将刻有“鞀铎西来”四字的匾额赠送给天主教堂。海北镇繁荣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学校和养老院的建立。随着教徒数量的增加,1924年,本堂神父陆平为了培养传教士,在海北设立了小神学校 (中学程度),作为神学校的后备基地。1927年,又设立两所官民合办的高等小学,同时还成立了公立第三小学。1929年,教徒刘瑞周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养老院,收养孤寡老人,受到海伦县县长杨溥的赞扬,并获得刻有“博爱为怀”四字的匾额。

在天主教会的推动下,海北镇的规模迅速扩大,其人口在 1919年已经达到 4 000人,而同一时期的与辽中县三台子、吉林省小八家子村、锦州的松树嘴子、吉林省扶余县的苏家窝棚的人口不足 2 000人。在这种背景下,海北镇吸引了大批天主教徒前来。1929年 4月,朝鲜天主教徒郑骏秀带着家人来到海北镇。不久,金振英也带着家人前来,此后朝鲜人已经达到 200人。朝鲜教徒们在海北镇扎音河附近定居,建立了善牧村。

可以说,海北镇的形成和发展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东北天主教会传教策略的改变可以说是海北镇出现的前提条件。义和团运动之后,天主教会认识到,传教活动之所以受到强烈抵制,是因为教会强购土地修建教堂的行为损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很多神职人员无视中国的文化习惯,在文化上强硬对抗,吸收的教徒也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常常依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于是,他们为了减少摩擦,或是从政府手中购买未开垦的土地用于修建教堂,或是加强对教徒的约束,或大量启用中国籍神职人员。陆平神父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在海北镇购买荒地,吸收教徒前来开垦,建立一个与外界少有接触的天主教自治村。吉林教区的主教为了增进天主教与中国民众的亲近感,也先后向海北镇派遣了张伯多禄、张方济、张恩利等多位中国籍神父。

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则可以说是海北镇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力,清政府虽然被迫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但暗中却不断进行阻挠。“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经无力与西方势力对抗,其天主教政策也不得不愈加宽松。此后的奉系军阀政府也基本上对教会态度友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神父陆平轻松地购得了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建立了海北镇,并实行完全的自治。民国时期,警察分署的署长和巡警长期从教徒中选举产生,1922年之后,海伦县政府虽然向海北镇派驻了警察,但也只能在镇外办公。

二、伪满时期的海北镇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海北镇一度成为了敌我交战的战场,当地的教徒由于支持抗日军队也惨遭日军的屠杀。1932年,曾参加“江桥抗战”的马占山部队由于受到日伪军的夹击而撤退到海伦附近,其中一部分驻防海北镇。广大爱国教徒为马占山部队的抗日义举所感动,纷纷捐钱捐物,提供粮草。6月 2日,日本飞机对驻扎在该镇的马占山部队进行了轰炸。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马占山的部队被迫撤出海北镇。翌日,步兵第十九联队长石川率军占领海北镇,并开始实行宵禁。马占山在收拢部队之后,于 6月 10日晚反攻海北镇,打死日军大队长一名,100多名日军和 30匹马[5]①日方资料记载此次战斗中,日军步兵少佐奈良本音次郎、一等兵登内勇和阿部清一郎被打死,见滿鐵弘報課編『海北鎭とル-ヴェン』。。在当晚的激战中,一些教徒也拿起武器,抗击日军。战后,日军第十九联队对帮助中国军队的海北镇教徒进行了疯狂报复。他们冲入各家进行搜查,将曾经帮助马占山部队的居民圈在北城壕里,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枪杀。“天主教徒卜怀才,把两个侄子藏在自己家的土豆窖里,大的22岁,小的 18岁,被日军搜出,绑在镇里电线杆上,用刺刀活活刺死。这次惨案海北镇民众共遇害 108人。”[6]33

与抗日军民的爱国义举相反,海北镇的教会和上层人士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日军采取了妥协的态度。马占山部队撤退到海北镇之后,圣若瑟天主堂的邱神父受教会委派到海伦县城和哈尔滨,将马占山部队的情况报告给日军。1932年,日军占领海北镇之后,兼任商会长和农会长的教徒李香馥以及朝鲜教徒郑骏秀则成立了日军招待处,招募服务员 6名,负责给日军喂马和提供食宿以及做向导。镇长赵俊忱也因为积极与日军合作,而获得伪满洲国政府的表彰。1933年,圣若瑟教堂本堂神父法国传教士牛守仁还为战死在海北镇的日本士兵修筑了“忠灵碑”[2]37。

1934年,“满洲国”成立两年之后,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出于维护天主教廷在中国东北利益的目的,承认了“满洲国”,并授命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为教廷驻伪满的宗座代表。1934年 2月 10日,教廷在东北的机关刊物《满洲公教月刊》杂志发表了《天主公教会发表书》,其内容如下:“罗马教宗将满洲帝国领土内之天主教会,所有各教区长代表名义,委托于吉林及新京之教皇代理高主教奥斯定阁下,以办理关于帝国天主教会之关系事项,得与满洲国政府交涉。吾天主教会,无论在任何国家传教,对于其国民之幸福,则绝不能付于等闲者,已属周知之事实。故罗马教皇廷,常使其传统忠实之代表,以使之将关于天主教会所有问题得与既成之国家交涉耳。”[7]同年 3月 1日,高德惠发布《吉林教区主教通令》,规定“在 1、2、3日弥撒中,念《皇帝颂》、《官府颂》经文,为伪满洲国祝福、祈祷,并要求各堂口、公所大门上悬挂伪满洲国旗,教徒必须敬拜天照大神等等”[8]。这一命令发布之后,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会上层人士纷纷出来配合日伪政权推行殖民统治。隶属于吉林教区的海北镇天主教堂也开始悬挂伪满洲国国旗,并要求教信徒服从日本侵略者,协助“日满协和,一德一心”殖民文化政策的宣传,本堂神父牛守仁也加入了海北镇协和分会[6]3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海北镇天主教会在伪满政府的授意下,要求教徒参加勤劳奉仕运动、储蓄运动、金属献纳运动等与宗教无关的活动,极力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

天主教会的“亲善”行为得到了回报。伪满当局对天主教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他们除允许教会继续吸收教徒和开办学校等慈善机构外,还对教会人员施以小恩小惠,如规定教会人员可以享有 30%的火车票折扣,可以购买大米和白面等,此外还经常对教会进行奖励和表彰。伪满当局曾授予海北镇的前本堂神父陆平勋章,并在其死后树功德碑。在采取“友好”态度的同时,伪满当局也加强了对天主教会的监视和控制,如 1938年颁布了《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规定伪民生部和各地的行政部门有权取缔危害社会安全的宗教场所和逮捕“可疑”的宗教人士。海北镇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严格控制。1932年,伪满当局收缴了海北镇民团的武器弹药,并派遣日本警察常驻海北镇。此后,又派遣日本人垂忠雄担任副镇长,直接控制海北镇。1939年,又成立了金融合作社和亚麻工厂,进行经济掠夺,海北镇的自治权被完全剥夺[6]37。

日本殖民当局对天主教会的严格控制和对宗教生活的干预激起海北镇中国籍神父和教徒的愤慨和抵制。1936年 3月,张恩利神父因为无法忍受伪满当局的宗教统治而离开海北镇,远赴察哈尔省怀来县杨家坪的苦修院修道。善牧村天主堂的王瑞寰神父则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逃到海北镇的抗日英雄安重根之弟安洪根全家。原籍海北镇的南京教区主教于斌目睹家国的沦陷,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以至于被称为“政治主教”。1936年,于斌在第一次全国公教进行代表大会上发起“献机”(捐献飞机)运动,从而使世人改变了天主教徒不爱国的成见。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于斌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主持难民教济工作,又发起百辆救护车运动。抗战期间,他曾前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家,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从而使中国得到了第一批美援。伪满当局为了摧毁于斌的抗战意志,竟将其在海北镇的亲属逮捕,将其弟弟折磨致死,但这些迫害却进一步坚定了于斌的抗日意志[9]。

综上所述,天主教会的上层与伪满当局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政治关系。教会希望通过与当局的合作来扩张自己的实力。实际上,东北的天主教在伪满时期没有遭到打击,教徒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伪满当局则一方面希望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一方面利用天主教磨灭民众的反满抗日意志。这种关系在海北镇天主教会与海伦县伪政权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法国神父牛守仁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一直与伪满当局合作,压制教徒的抗日思想,成为了殖民主义者的帮凶。与之相对,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籍神职人员和教徒没有屈服于伪满当局,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抗争。

[1]芝田研三.満洲宗教誌[M].沈阳:満鉄社員会,1940: 252.

[2]滿鐵弘報課.海北鎭とル -ヴェン[M].沈阳滿洲日日新聞社,1940.

[3]杨寅东.海北镇之沿革及历史 [J].满洲公教月刊, 1938(2).

[4]黑龙江文史资料馆.黑水十三篇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22.

[5]刘书良.黑土骁将——马占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205.

[6]海伦文史资料第五辑 [M].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海伦市学习文史法制委员会,1990.

[7]顾裕禄.梵蒂冈对华政策百则[J].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2:27.

[8]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吉林省志:宗教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47.

[9]李霜青,麥菁.一代完人于斌樞機[M].台北:野聲文化事業公司籌備處,198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