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峰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崇左 532200)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 论汪曾祺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反思

潘文峰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崇左 532200)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文学创作中具有至上的地位，是作家进行创作时须信从和服膺的原则和方法，这导致了主体意识的彻底丧失或严重异化。20世纪60年代初，汪曾祺对这样的创作局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停止了小说创作。20世纪70年代末，汪曾祺对当代小说创作进行了反思，带来了独具审美品质的诗意文本，消解了僵硬的当代小说创作模式，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汪曾祺；当代小说；创作；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汪曾祺对近几十年来的当代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反思，虽已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对此有所涉及，譬如李陀探讨了汪曾祺对当代文体文风的反拨作用[1]，曾一果论述了汪曾祺背离主流现实主义小说宏大叙事的意义[2]，但是针对汪曾祺反思的研究则仍待进一步深化。本文试图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意识形态的大背景切入，对此进行探讨。

1979年，停止小说创作长达17年之久的汪曾祺，再次提起手中的笔进行小说创作时，是这样描述他当时激动的内心的：“十年浩劫，使很多人对一系列问题不得不进行比较彻底的反思，包括四十多年来文学的得失。‘四人帮’倒台后，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写作了。我可以不说假话，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几篇东西就是在摆脱长期的捆绑下写出来的。从这几篇小说里可以感觉出我的鸢飞鱼跃似的快乐……”[3]194

汪曾祺停止小说创作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56年。1956年至1958年经历了有关“现实主义”的论争和批判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占据了主宰的地位，是作家们创作时须自觉遵循的原则。对于一统整个时代文艺的创作方法，作家只能信从和服膺，这导致了主体意识的彻底丧失或严重异化。汪曾祺对此相当警醒，他在 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了一本与现实苦难无关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之后，忽然对当时的文艺政策有了清醒的认识，便停止了小说创作，直到1979年。他回忆说，“长期以来，强调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我做不到，因此我就不写，逻辑是很正常的。那时你要搞创作，必须反映政策，图解政策，下乡收集材料，体验生活，然后编故事，我却认为写作必须对生活确实有感受，……才能写得好”[4]。

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发出了铿锵的誓言：“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5]64，便宣告了曾一度迷失的“诗性主体”回归了。汪曾祺在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诗性主体，凝聚着他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反思。可以说，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背离了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当时主流文学的创作道路。当时的主流文学——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仍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进行历史反思，习惯地与政治思潮保持高度一致，汪曾祺却意识到了这种惯性写作的历史局限并从陷阱中抽身而出，不与历史共谋，不让历史的节拍束缚自己的创作节奏，找回几十年来已迷失了的“诗性主体”。

一、自主的“思”与自由的“悟”：反思主体意识的丧失与异化

步入新时期，文学创作仍处在相当复杂的境况之中①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国内出现了关于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等论争.论争的激烈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 自由的文学想象和话语表达仍然陷于某种窘境.参见: 王爱松.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J].文学评论, 2006, (1): 113-121.，因此，对于如何进行创作，汪曾祺有过深入的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发言中，汪曾祺说：“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6]24。然而，汪曾祺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20世纪80年代所提倡的现实主义。

要探讨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我们自然不可忽视新中国文坛这个影响巨大的力场和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发展流脉。

现实主义，其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新时期，塑造反映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社会主义新人”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作家的召唤。当时，强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对实现国家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7]。1979年和1981年，改革文学作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赤橙黄绿青蓝紫》成了“经典文本”。而汪曾祺在《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等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并不具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特征，小说中的小英子、小明子和王二等人几乎没有什么典型的性格特征，他们只不过是世俗世界里的凡夫俗子而已②参见: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C].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7.下文所论汪的小说均出于此, 不再一一作注.。他们毫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具有革命理想、科学态度、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等品质，这与《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和《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等人物形象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显然，汪曾祺所进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与众不同，属于另类的“现实主义”。这源于汪曾祺对主流的“现实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对现实主义有着独特的感受。他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的流变时说：“现实主义，本来是简单明了，就是真实地写出自己看到的生活。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得复杂起来。大概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中国曾提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有批判的现实主义，再后来修改成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怎么结合？典型的作品，就是‘样板戏’，理论则是‘主题先行’、‘三突出’。‘主题先行’、‘三突出’不是样板戏之后才有的。‘十七年’的不少作品就有这个。而其滥觞实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3]193-194

到了新时期，要成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家，按照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自然就不能不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时代的要求”，不能不考虑反映“主流的声音”，不得不考虑作品教育作用的最大化。但如果仅从社会效益这个衡量标准出发来评判作家的创作，作家的个性与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思考或将被挤压到最低限度，乃至被挤压在作品之外。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虽符合时代的要求，但难以做到个性与时代内涵的和谐共鸣，更无法超越时代，而只是时代召唤的回响。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新时期在主流现实主义召唤下所创作出来的不少小说，其话语模式与“十七年”的主流作品以及文革时期的文学的话语模式，别无两样，都属于“应时听令”。

汪曾祺对“应时听令”创作道路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学为何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汪曾祺用自己的恩师——沈从文的话进行了概括和阐述：“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需用‘信’字，或不容易扭转。中国文艺的主要问题是强调‘信’，忽略‘思’”[8]。新时期十年文学的转机，也正是由“信”恢复到“思”。但要做到由“信”恢复到“思”并非易事，因为相当多的人有迷信，有狂信，但没有“坚信”，没有非常坚定的信仰。多年来，当一切从大局着眼、信从“时代的号召”已成思维惯性，甚至沉淀为无意识，这自然就会成为内在的逻辑依据并支配人们的思维。这种思维可使作家放弃自己的信条、个性、自尊，乃至使作家失去羞耻感，失去独立的品质。但长久以来，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迷信”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危害——创作主体意识的丧失或异化。汪曾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子[9]：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的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梢，完全不像叶子……）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污蔑到了什么程度？！……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如莎士比亚说，所有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另一方面，我是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

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这场运动中，批判他人的诗人与被批判的人虽然都感到这场批判运动是荒诞的，但大家都积极扮演着时代赋予他们的角色，都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为宝贵的主体意识。人们在时代的运动中迷失了方向，失去自我，以致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次次一呼而应、应者云集的荒诞的批判场景。

作家主体意识的丧失或异化，将会使作品的内涵变得稀薄甚至透明，逻辑思维将变得简单而霸道。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作品，以至读者读了开头就已大致知道情节是如何发展，结局是如何收场的了。

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经过反复衡量之后，发出了铿锵的誓言：“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并彻底地摆脱“信”的困扰。这主要得益于他遭遇的磨难以及由此而进行长期的思考。他说：“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当然也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但是并不‘应时听令’，比较容易摆脱，可以少走点弯路……经过三四十年缓慢的，有点孤独的思想，我对生活、对文学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并且这点看法正像妞子大的枇杷果粒一样渐趋成熟……我不否认我有我的思维方式，也有那么一点我的风格”[10]。

虽然汪曾祺没有系统地阐述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但从他的谈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汪曾祺把“内在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的和谐统一放在了文学创作的首要位置。汪曾祺说：“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我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创作被看作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导致创作缺乏创作个性，”[11]“我写小说，要有真情实感，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12]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是破除了精神枷锁，不把“我”放在主位去主宰表现对象，而应任物我互应互照互明，由此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自由的悟”，在“悟”当中展现心灵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

汪曾祺说：“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积累，二是长时期的对生活的思考。接触生活，具有偶然性，我的写作的题材几乎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作家发现生活里的某种现象，有所触动，感到其中的某种意义，便会储存在记忆里，可以作想象的种子。……其次，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思索，长期的断断续续的思索。‘井淘三遍吃好水’，生活的意义不是一次淘得清的。散文化小说思索，不是抽象的思索，而是带着对生活的全部感悟，对生活的一隅、一片段反复审视，从而发现更深邃、更广阔的意义。思索，始终离不开生活。我的作品在记忆里存放三四十年。”[3]194-195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虽然也强调创作源自于生活，但并不像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带着某种强烈的意志和情感去体验生活，向生活索取材料，然后再去统摄收集来的材料。他更多地强调对生活的“悟”和创作的偶然性（创作题材的偶遇），这种“悟”甚至是跨时代的，达几十年之久。以“悟道”方式来指引创作，使得作家可以除去焦躁的写作心态，也使得作家容易摆脱一时之观念与主宰时代的思潮，使心境得以澄清和澄明。如此，主体精神自然便可飞向自由王国了。

新时期，汪曾祺得以从丧失“主体意识”的困境中回归“诗性的主体”，正源于他对占据着主宰地位的“现实主义”的深刻认识，并拒绝了它的诱惑。“我愿意悄悄写点东西，悄悄发表，不大愿意为人所注意。”[6]21“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3]201

淡泊带来了自主的“思”与随意的“悟”，也造就了心境的澄清和澄明。创作主体心境的澄清和澄明，作品自然便是创作主体生命本真的“天然”展现。无需雕琢，天然浑成，圆润如玉，小说里的每个词、每个句话和每个情境以及所蕴含的情感，无一不是对生命与生活的本真体悟，而非来自时代的使命。这或许就是汪曾祺所说的“现实主义，本来是简单明了，就是真实地写出自己看到的生活。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得复杂起来”的延伸内涵吧。

二、按生活的样子写生活：消解僵硬的当代小说创作模式

汪曾祺的《受戒》等小说的发表，引起了人们的争论。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有人则称之为“无主题”小说。汪曾祺讲过这样的一次遭遇：“我在山东菏泽有一次讲话，讲完话之后有一个年轻的作家给我写过一个条子，说：‘汪曾祺同志，请您谈谈无主题小说。’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以为我的小说是无主题的”[13]。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创作，作家们要在人物身上和作品中蕴涵宏大的主题，表露出明显的思想倾向，否则人们会不解其中的意味。所以，当汪曾祺所创作的那些不在乎蕴含多少时代与社会的内涵，似乎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毫无深意的世俗故事，营造温润而有兴味的文本情境的小说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人们不免惊诧。这是多年来因为小说创作模式养成了读者的阅读习惯所带来的尴尬。

多年来，对刻画人物形象，我们坚持“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屑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4]；而小说的情节，则被视为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因此，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众多小说中总能见到承载着厚重的社会政治内涵的人物，这些人物性格特征鲜明，心理、言语和行为的演进逻辑清晰可见。读者能从他们身上清晰地读出社会的进步与堕落或历史文化对他们身心的扭曲。而且，小说情节推进也经得起反复推敲，

反观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他并不强调人的社会政治内涵，他所表现的是宽松文化情境里个体生命的自然生存状态及日常诗意的世俗，人物的行动没有清晰的心理逻辑、历史逻辑或社会逻辑为依据，小说人物几乎完全跟着“生命的感觉”和“身体的感觉”走。对此，汪曾祺持论说[15]34：

散文化的小说不过分地刻画人物。他们不大理解，也不大理会典型论。海明威说：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说谎。……要求一个人物像一团海绵吸进那样多的社会内容，是很困难的。透过一个人物看出一个时代，这只是评论家分析出来的，小说作者事前是没有想到的。……散文化的小说的人像要求神似。轻轻几笔，神全气足。《世说新语》堪称范本。散文化的小说大都不是心理小说。这样的小说大都不喜欢‘挖掘’这个词。人有什么权利去挖掘人的心呢？人心是封闭的。那就让它封闭着吧。

综观汪曾祺的小说，他不刻意去刻画人物和突出什么主题。假使要在小说中蕴涵什么东西，那么，它也是隐含在小说的韵味、情境、气势、音节之中，隐含在对象主体的某种情怀与智慧之中，或者说是通过有意味的情境或本文来表现的。通常的小说创作注重情节、故事，但是，汪曾祺不讲究通过情节的创设来组织结构，而是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汪曾祺于 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异秉》、《职业》、《受戒》和《鉴赏家》等小说，就是这样的典型。

《受戒》和《鉴赏家》这两篇小说，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情节，假使出现某些情节，其前后也不存在什么逻辑关系，前面出现的情节对后面出现的情节并不起到强劲地推动作用。《受戒》的结尾描写小明子和小英子把船划进那一大片深密的芦苇中享受两人甜蜜的世界，与小说开头写小明子出家当和尚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这并非是清规戒律对人性压抑而引起的反抗），情节对塑造人物思想性格的作用不大，它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更多地只是起到了串联成篇的作用。就人物而言，小明子和小英子也谈不上有什么鲜明的思想性格特征。《鉴赏家》更无情节可言，汪曾祺只是把卖果人以及鉴赏家叶三的几个日常生活场景连缀成篇。《异秉》则是以主人公王二悠然的生活情境和别致的问答展现某种思辨的意味，在原生态的世俗中体现中国人追求的生命韵律和生命本色。在《职业》中，汪曾祺没有过多地渲染那个买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小男孩悲苦的家庭背景，小说的蕴涵以及动人之处，则在于街头的婉转有韵的各式各样的叫卖声，他们的或甜脆或苍老低沉或富有韵律的叫卖声，与他们所叫卖的东西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置身于这样的情境里，文本蕴涵本身就是澄明之境，读者自会有所感有所悟，感觉到澄明之境的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曾祺创作的中心，是以描述人们诗意世俗的生活场景来映衬人的圆满生命与生存状态（实现个体生命本真和诗意生存，活出个人的真性情），而不是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他醉心于在悠闲的世俗生活中“点染情致”，在原生态的世俗生活场景中“涉笔成情”，展现人的生命状态。毫无疑问，这种创作道路的自觉选择源于作家的创作观。汪曾祺非常赞赏契诃夫：“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他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于是才有了真正的短篇小说”[5]69。之所以给予契诃夫如此高的评价，与汪曾祺所持的创作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汪曾祺不无深意地说：“散文化小说不大容纳过于严肃、严峻的思想……散文化小说的作者不是先知，不是圣哲，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不是富于煽动性的演说家。他们是读者的朋友。因此，他们不拘束，也希望读者不受拘束”[15]36。选择“按生活的样子写生活”的创作道路，无疑是汪曾祺对僵硬的当代小说创作模式的一种反思和反拨。

汪曾祺对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意义，当代作家阿城的评价既生动又贴切：“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我因为七九年方从山沟回到北京，忙于生计无暇它顾，所以对七六年后的‘伤痕文学’不熟悉。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检旧杂志，我从小就好像在翻旧书页，忽然翻到1980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的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这扇门本来是《受戒》悄悄打开的，可是魔术般地任谁也不认为那是门。直到一场运动，也就是‘寻根文学’才从催眠躺椅上坐起来，慌慌张张跑出去。”[16]

[1]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 兼谈毛文体[J].花城, 1998, (5): 126-142.

[2] 曾一果.过去的“现实主义”: 由汪曾祺的“现实主义”论起[J].文学评论, 2006, (4): 61-69.

[3]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C] // 汪曾祺.汪曾祺人生漫笔.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4] 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C] // 汪曾祺.汪曾祺人生漫笔.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424.

[5] 汪曾祺.谈风格[C] //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6] 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C] //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7] 黄平.再造“新人”: 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42-49.

[8]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C] //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235.

[9] 汪曾祺.随遇而安[C] // 汪曾祺.汪曾祺人生漫笔.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174-175.

[10] 汪曾祺.《晚翠文谈》自序[C] //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336-337.

[11]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C] //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302.

[12] 汪曾祺.《孤蒲深处》自序[C] //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322.

[13] 汪曾祺.小说的思想和语言[C] //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39.

[14] 南帆.五种形象[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7.

[15]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C] //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16] 阿城.闲话闲说: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M].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156-169.

“Long Having Fought with Myself, I Choose to Be My Inner Self”—— Study on Wang Zengqi’s Reflections over Modern Novels’ Creation

PAN Wenfeng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China 532200)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ist realism, revolutionary real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had formed its leadership in literature circle.In the creation, writers should create in obedience to this creating principle and method.This phenomenon caused complete loss or even severe dissimilating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literature creating.During the early 1960s, Wang Zengqi observed this phenomenon, sunk into deep thought and stopped writing.Just in the late 1970s, Wang Zengqi did carry on reflection on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novels.His reflection has brought a brand new poetic aesthetics to readers, broken the rigid creation mode of the modern novels and genera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novel creation in the New Era.

Wang Zengqi; Modern Novel; Creation; Reflection

I206.7

A

1674-3555(2010)05-0051-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5.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0-03-07

潘文峰(1970- )，男，壮族，广西上林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