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膺，吴 晶

(1．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 310006；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 310025)

论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之关联

周 膺1，吴 晶2

(1．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 310006；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 310025)

生态批评对生态美学的发生具有诱导作用，它促进了生态学和后现代哲学、伦理学思想的美学性融会。它以切近生态自然的“新感性”方式改变了传统美学的感知方式，使自然美有了阐释和实现价值的可能，使美学成为“自然的返魅”的有效途径，从而在生态圈境域上构建了差异化生态美学语境。

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后现代美学

生态美学是在阿卡狄亚式生态学思想、哲学存在论和生态批评等诸多思想的作用下发生和形成的。阿卡狄亚式生态学思想、哲学存在论构成生态美学的思想内核，而生态批评作为最早的生态美学样态强化了思想界的生态美学意识，并有力地促进了生态美学的形成。

一、当代美学的转向与生态批评

当代美学存在两种转向：一是从文化论向自然论转向，二是从认识论向存在论转向。它们共构为后现代美学的基本特色，但首先为生态美学所包容。生态美学是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时期提出的历史性学术命题，是适应社会转型需要而发生的转型性理论，体现人类对美的古典认识论观照向后现代存在论观照转型的现实紧迫性和理论完备性的需要。

生态思想或生态美学思想发源很早，西方古希腊思想家、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即有丰富的表述。根据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思想发源于18世纪。其早期阶段即形成两大传统：一是以英国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为代表的对待自然采取“阿卡狄亚式态度”的田园式浪漫主义传统①阿卡狄亚(Arcadia)是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区, 后人喻为具有田园牧歌式的淳朴风尚的地方.；二是以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为代表的帝国式生态学思想传统[1]。前者以生命为中心，后者以人类为中心。沃斯特将它们归于“异端的”和“基督教的”两大传统。而生态思想或生态美学思想发源，特别是生态学和生态美学的创始，与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相伴随，与之有极大的相关性。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以及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即强调自然世界审美的和功利的两方面。他们认为，自然世界的美丽让人看着愉悦，所以应当保护。斯多葛学派主张人应当顺应自然而生活。古希腊诗人西奥克利特斯（Theocritus）描写西西里牧人生活的诗歌开创了田园文学。在他的影响下，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确立了作为一种特定文学形式的“田园诗”模式。后来，田园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欧洲文学最重要的诗学形式。怀特1789年出版的有关野生动物、季节和古迹的书信集《塞尔波恩的自然史》，是英美自然史学说的奠基之作，事实上也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随笔集。其笔调简洁明快，富有美感，一出版便成为最受喜爱的英文书籍之一，至今已印行100多版次；而“吉尔伯特·怀特和塞尔波恩崇拜”则在英美世界长时间流行。怀特也倡导人类过简单和谐的审美生活，使之与其他有机体能够和平共存。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是另一篇著名的生态美学宣言，更是一部公认的文学巨著。梭罗在书中用他的生活实验告诉人们，只有简单需求的生活才是唯一能够“使森林回归新英格兰”和“使自然恢复到某种程度”的种子。如果这种简朴的种子能洒在他同乡的脑子里，它就会使那些行为模式——不断升级的、期望着剥夺土地并使其变成一个农场和城市的人造世界——发生改变。他情愿让人和任何生命拥有对地球产品同样多的权利，而反对人在自然意识上的控制权。

帝国式生态学思想传统则是非文学、非审美的。基督教认为只有人才有永存不灭的“理性灵魂”，动物和植物的“觉魂”和“生魂”则非精神性的实体，它们随生命消亡而俱灭。自然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需求。现代西方科学自其产生起即深刻地受到这种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受其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生态学思想构成了反阿卡狄亚的生态学传统，沃斯特称之为“帝国式的自然观”。它比基督教更强调要保证人类对地球的支配权——经常以纯粹的世俗利益的名义提出——这是现代人类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林奈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一书中指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每一个物种都有其“被指派的位置”，所有的东西生来都是为人服务的，人类必须利用和他一起的物种，从而与他本身的优越地位相称。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了“人造乐园”这一概念，这个乐园通过人类科学的管理而变得丰饶。他曾预言，人类将在那个乌托邦乐园里恢复一种尊严和崇高的地位，并且重新得到他一度在伊甸园中所享有的高于一切其他动物的权利。在阿卡狄亚式的自然主义者恭敬地奉为生命范例的地方，培根式的英雄却是“能动科学”的人，忙着研究如何改造自然和改善人类的地位。理性是他们用来赢得胜利的武器——它不仅被看作是思想的批评能力，而且也是在“积极主动的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进攻性的力量。培根用自信的口气宣称：“将人类帝国的界限，扩大到一切可能影响到的事物。”这种非审美的帝国式生态学思想最终走向了生态学的反面。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游历了南美洲厄瓜多尔的魔鬼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 Islands），为其生物景象的奇特和变异的美所震惊。经过研究，达尔文提出，自然的经济体系从来都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系统，没有一个物种能够在其中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任何时刻的每个位置会出现哪种物种是难以被预测的，并且这个位置迟早会被替换。如果一个物种的变异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那么他就会渐渐地取代另外一个物种的位置。但达尔文主义内含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占主流的支配自然的维多利亚道德观，是“帝国式的自然观”的极致，其极端后来被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是来自阿卡狄亚式浪漫主义的生物中心论。达尔文从未动摇过一种信念，他相信存在一个活的生物共同体，它永远都是人类最终的家。一切生命体都是“一丘之貉”，人类与自然界是在一个共同的星球上旅行的“诸兄弟同仁”。达尔文终其一生都带有加拉帕戈斯忧郁。他晚年曾强调，加拉帕戈斯是他所有思想的起源，也是他的巨著《物种起源》的起源。达尔文的学说使自然界成为一个远比以前有着更多麻烦和不愉快的地方，而达尔文以后的生态学和经济学一样，它甚至是比经济学更加忧郁的科学。达尔文的加拉帕戈斯忧郁则是一种生态美学情感。

阿卡狄亚式思想传统最终穿透现代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流思想，并推动生态学、哲学的存在论化或审美化。后现代主义坚持生态系统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事物也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即既有区别又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后现代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的否定，坚持非人类中心生态伦理学理念，认为自然万物同人类一样既具有工具价值，也具有内在价值。J. M. 费里（J. M. Ferry）根据理性的发展与表现形式将现代化分为三种发展方向及三种形式：根据科学客观性这一现代概念实现的社会现实理性化是“第一方面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主要指的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它是由第一次产业革命引起的。“第二方面的现代化”，即根据政治与伦理法律化的现代概念实现的社会现实理性化，这方面的现代化意味着整个社会关系甚至国际关系将逐渐服从于正式的法律准则，它与民主方面量的进步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依此类推，假定第三种从美学的角度提出的现代化，它与科学技术受到震荡的经济革命和法律、道德受到震荡的政治革命无关，却与改变人际关系和人对世界（如科学、政治、传统、文化以及本人和他人）的看法的“文化革命”有关。今天，美学的因素可从“新的需要”、“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中找到，也可以从普遍重视生活质量、重视人际关系的真实可靠以及强调重新发现其他事物、强调人与自然的新关系等社会现象中找到。而且，围绕重新评价文化、人种、宗教和地区的属性，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趋势。可以把这些社会性、真诚可靠性和建立群社的需要解释为反对失去人性的、追求物质享受的、技术化的、人丧失其地位的社会。“‘美学原理’可能有一天会在现代化中发挥头等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好的生活’这个原理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低租金住房，城市的污染和危害，城市人口集中化和乡村衰落等现象仅仅成为人们的一种不愉快的回忆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自由、无拘束和浪漫……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这些都是有关未来环境整体化的一种设想，而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知识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鉴于实现科学、伦理学和美学这三方面的现代化都是经过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到行动这一过程，因此可以说它们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即‘应用’。我们把应用科学规律称之为‘技术应用’（Techné），把应用司法准则称之为‘实践’，把应用美学思想称之为‘创造’（Poiésis）或‘制作’。”[2]

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生态学已经不再是经济学向整个生命世界的延伸，而是逐步变成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哲学理论。这一转变被认为始于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有机过程哲学。怀特海在《科学与当代世界》一书中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现实是完全彻底的患难与共，科学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存在着道德上的恶果。曾先后担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政府农业部长、副总统的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曾说，今天非常需要一个《相互依存宣言》，就如同1776年非常需要一个《独立宣言》一样。康韦·劳埃德·摩尔根（Conway Lloyd Morgan）提出物质、生命和人类意识三个层次的层创进化理论，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从生态学方面给予深入论证。按照层创进化理论的观点，在发展进化过程中，事物因新因素的介入不仅会增加数量，而且会因新组合而发生质的变化，从而构成新事物（Emergent）。惠勒指出，没有真正离群索居的有机物，所有的生物都是群居性的。这些层创进化的群集层次可能全都是一个类型组成的大小群落，也可能是有机物集合体，它们共同联结在生物群落、生态群落和达尔文的生命网中。这事实上是对怀特海相关性理论的印证。而在怀特海离开英国定居美国时，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苏格兰老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生态学思想影响下，鼓吹“有机组织的理想”，以期能够恢复美国人的公共道德。但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结果却使人类在反生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毁灭性地破坏自然生态资源，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全面恶化。在此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教化受到局限的景况下，生态批评兴起并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

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文学笔法提出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卡逊是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并且禀有一位诗人的洞察力和敏感。她不后悔对自然做的这次有感情的回应，尽管她在当时遭受到了人身攻击。她成功地将一本论述死亡的书变成了一阙生命的颂歌。保罗·布罗克斯（Paul Brockes）评论道，这部书在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所谓的两种文化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斯诺于1958年发表一篇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指出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互相不理解的鸿沟，它们的对立和分化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卡逊的言论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经济界的猛烈抨击，而且社会公众也被强烈震撼。卡逊的思想事实上发了生态运动的先声，并成为生态运动的重要奠基石，在几十年以后直接诱发了当代生态批评。

约瑟夫·W·密克尔（Joseph W. Meeker）在1974年出版的《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爱荷华州评论》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的文章，创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文学研究术语逐渐被公认，首先得益于专业组织的建立。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3年，《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刊物问世。1996年，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和哈罗德·弗罗姆（Harold Fromm）主编的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中的里程碑》出版。1999年，美国人文研究专业刊物的“旗舰”《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PMLA）和美国最前沿的文学研究季刊《新文学史》相继推出了生态批评研究专号。生态批评由此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显学，也成为生态美学的发源基础。

二、生态批评的生态美学性征

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批评有多种界定。密克尔所谓的文学生态学是“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学主题和关系的研究。同时它又是发现人类物种在生态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种努力”[3]14。主张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4]。鲁克尔特对生态批评的界定是：“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的批评，它“把生态学以及与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3]107。不难看出，密克尔和鲁克尔特的定义把生态批评局限在生态学或生物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方面，似乎生态批评就是生态科学加文学研究。随着生态批评走向更加深入、更为广阔的领域，这样的观点逐渐被摒弃。威廉·豪沃思（William Howarth）在《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一文中则将生态批评表达为包含人类在内的地球上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大家庭的“家事裁决”，是通过文学研究和评论来评断、裁决人类思想、文化和行为的文化批评[3]69-71。格罗特费尔蒂在引述和评价了密克尔和鲁克尔特等人的定义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界定：“生态批评是对文学和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它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生态批评“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互关联，文化影响物质世界，同时也受到物质世界的影响。生态批评以自然与文化、特别是自然与语言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作为它的主题。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立于文学，另一只脚立于大地；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3]18-19上述论述主要将生态批评界定为对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两方面关系研究的文学批评理论，尽管表述相当粗浅或表面化，但却涉及审美关系和美学方法论等要件。其中，格罗特费尔蒂所说的“文学和自然环境关系”实际有两层关系，除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以外，还隐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是文学的主体。把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即主体间关系强化为研究对象，正是生态美学的性征。

在生态批评产生之际，现代性话语与后现代性话语的紧张关系已经全球化了。生态批评奠基于劳伦司·库伯（Laurence Coupe）所说的“完整的后现代主义式的对人类主体特权的剥夺”[5]28，其建构策略则是“在后现代主义的临时性（Provisionality）和多元主义（Pluralism）中寻找希望，将生态学对于有机生命的创造性和生态多样性的强调置于其中”[6]7，因此，它作为“文学研究的绿色分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组成部分而非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动[5]31。库伯言说后现代主义的临时性和多元主义主要指的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人提出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他更赞成“生态的或重构的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or Reconstrctive Postmodernism），但由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可以在“现代性的崩溃中扮演角色”，所以仍将其当作话语工具。在《作为退隐者话语的生态学》一文中，利奥塔曾追溯生态世界退隐的语义学根源，明确表示“家（Oikeion，生态世界）的退隐状态是悲剧的起源”[6]135。虽然利奥塔所说的生态世界并不专指自然共同体，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却能够服务于自然的返魅。库伯等人强调生态批评对总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归属关系，说明其已发现了这个线索并用它来强化生态批评的解构力度。生态批评在原初意义上已经被置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并且是作为其构成因素生长起来的：第一，它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的基本理念解构现代性中的人类主体特权（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奠基；第二，它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方法，在历时性的建构过程中不断消解自身残存的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使理论创造走向圆融和自觉；第三，它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增加了生态学维度，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从单纯解构走向建构有推动之功。在上述这些意义上，生态批评全面走向了生态美学的论域。

为了对抗以主体特权为中心的话语谱系，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倡小叙事，寄希望于语言游戏的元素异质性，号召人们激活差异。生态批评虽然不赞成利奥塔等人对小叙事的迷恋（这造成了小叙事/大叙事的新二分法），但采纳了前者对元素异质性、差异、边缘、多元化的重视。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在《生态批评的（不）可能性》一文中正面肯定了上述理念对生态批评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和宏大理论的解构伴随着话语的平等结合，这种表达模式创造了边缘话语可能获得倾听的草根阶层的微型政治。此处所说的“草根阶层”已经不仅仅指少数族裔、妇女、劳工阶级，还包括被压抑的非人类个体。在解读《白色噪音》等20世纪80年代的后自然小说时，生态批评家辛西娅·迪特英（Cynthia Deitering）以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口吻将人定义为“废物制造者”：“废物进入了人的自我，成为人的一部分，我们开始将自己的生殖角色理解为废物制造者。”[3]198人作为“废物制造者”本身也是废物，他在制造“自然之蚀”的同时在自我流放：在业已“卫生间化”的地球上，世界不再是家[3]200。此类话语的极端品格造就出巨大的语言张力，揭穿了人类主体自主万能的现代性神话，敞开了主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进步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为新的话语平台——生态美学、后现代美学话语——奠定了叙述基础。

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又指出，生态批评已经从主要关注自然保护深入到主要探究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社会根源，它更加关注的是环境正义，关注全球化与生态保护地域的关系和冲突，关注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关怀与生态关怀的联系和抵触。由于深入到了思想文化社会层面，“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变得越来越复杂。起初使用“生态批评”是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学者，这些早期的生态批评家有许多人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并宣称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文学应该使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而现在已处于“第二波”生态批评之中，它是以如下前提为出发点的：第一，所有形式的话语在原则上都可以充分地成为“环境”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关注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的体裁。第二，“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危机，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以各种形式包括了全球所有国家）；不仅关乎相对较少的人们可体验到的与自然的接触，也关乎日常的人类经验行为。第三，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1994年在盐湖城召开的以“界定生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为题的专题讨论会上，有不少学者意识到生态批评必须深入到思想文化批判的层面。他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是“推行一种医治人类造成的环境伤害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生态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伦理批评和教育，它要探查并促成自我、社会、自然、文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允许它仅仅是另一个发表文章求取长久职位的‘主义’机器，而应该使用生态批评的透镜透视并质疑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的种种经典，质疑继续视非人类自然与人类在其中的位置无关紧要的经典。”因此，与其把生态批评界定为一种新型文学理论或方法论，毋宁视其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一种将文学批评和研究与现实的需要、问题和危机联系起来的思潮或运动，一种超越文学学科自身的藩篱，力求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环境学、伦理学与哲学等交叉结合的思潮与运动。这并非学术意义上的科际整合，而是在认识人与自然整体关系的前提下，寻求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7]。生态批评的这种文化学路径正是生态美学或后现代美学的基本思想走向。

三、生态批评对生态美学的建构性

1978年在加拿大的艾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召开了“环境的视觉质量讨论会”，结集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名为《环境美学阐释文集》，最早提出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概念[8]。而1988年贾苏克·科欧（Jusuck Koh）发表的《生态美学》一文，最早提出“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Eco-aesthetics）概念[9]。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生态美学开展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已出版相关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中国的生态美学是在对近几十年来出现的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进行总结、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实现的美学理论超越。但总体上看，生态美学在当前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

虽然生态批评尚很不完善，但在考察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却可以清晰地发现其深层逻辑。作为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的构成，它将后现代主义对差异、多元化、去中心的强调具体化为对生命多样性的重视，并因而建构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生态学之维。生态批评虽然强调对文学的阅读、写作、教授可以在生态圈中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指向生态圈的进化和健康，但并不主张回到整体主义的文学价值观。生态批评在文化转向过程中张扬对世界性的差异和特性的宽容的精神，抵制以牺牲感觉、情感和想象为代价的学术理性。因为它所说的生态圈是差异的培育者、无中心的开放体系、众多生命主体的复合体。生态批评家认为，文学必须找到两个共同体——人类共同体和自然共同体——共存、合作、繁荣的基础。在以文学维持生态平衡的行动中，人应该发展“交互自我的理性”，激励对生命共同体的参与，以使世界文化和地球生命具有先前自然所不可比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由于地球只是银河系中的一颗普通的行星，因此，生态批评最终关注的问题是“星球性、星际间的”。这种生态思考的宇宙论背景不仅意味着文学场域的扩张，而且也暗示了后现代主义重新勘定自身边界的可能性[10]。由此，生态批评就具有了生态圈意义上的建构性。如果说未来的美学应该在总体上存在于“现代性之外”，那么，生态批评则是展示这种可能性的实验。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倡“新感性”——主张以人的感性来制衡理性的奴役，并将人的感性视为人的深层本能结构和自然主体性，强调通过人的灵性、激情、想象、无意识等感觉力量的发挥进行艺术创造，从而构成一种颠覆和破坏旧世界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感性的审美解放，才是发达工业社会中勇敢面对科技主导的物化力量对人的异化并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条件。他曾借怀特海的话说：“理性的作用，乃是高扬艺术之生命。”[11]比尔·戴维尔（Bill Devall）指出：“深生态学努力发展个体、社会和所有自然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而和谐的关系。它可以从根本上满足我们的深层呼唤：忠诚于并且信任我们的直觉，勇敢地采取直接行动，怀着愉快的自信与感觉的和谐共同舞蹈。这种感觉的和谐是通过与我们身体的节奏、流水的节奏、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地球上所有生命过程的自发而富有游戏精神的对话而被发现的。”[12]这种新感性是生态批评所竭力寻找的，而且也正是它的实践方式。新感性使生态美学或后现代美学有了更加正确的感知方式，使美学回归于本源。

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所说的“自然的返魅”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追求，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追求。后现代主义把科学发展分成附魅（Enchantment）、祛魅（Disenchantment）和返魅（Reenchantment）三个阶段。远古时期行“万物有灵”论，是为附魅。现代社会消除了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用理性主宰世界，抛弃了有机论、目的论，通过对世界的还原以及机械的数学、物理解释，宣判了自然之死——自然失去了目的、价值、意义，制造了世界的祛魅。于是“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生命变得异化和自主了”[13]，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引发了生态危机。于是返魅问题成为历史课题。自然的“返魅”并非是回到神话自然观，而是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自然观的三个层面，即技术、伦理、审美层面的统一。只有以审美的态度欣赏自然，以道德的态度对待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活动才会赋有神圣和诗意的色彩。约翰·克里斯蒂安·弗利德利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rich Hölderlin）的诗恰好揭示了自然的魅力，而且这种魅力通过自然自身的澄明而彰显出来。生态批评呼吁恢复灵性主体（Animistic Subject）概念，以消除文学中的人类/非人类的界限。在生态批评的话语场域中，自然中的各种生命不仅仅是文学表现的对象，而且是文学最原始的创造者。没有众多生命主体的互生和共生，文学就不可能诞生。生态世界是无数生命主体的家，这些生命主体以自己的方式说话，各种各样的“方言”汇合成的世界语言是文学的源泉。因此，非人类的生命主体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作者：绿色植物是地球上最有创造性的机体之一，它们是自然的诗人。既然如此，文学家就必须与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主体展开作者间际的对话：在自然的伟大网络中，所有存在都值得认知，均可以发出声音。由此，生态批评探讨作者怎样表现风景中人类与非人类声音的相互作用。为了探讨这种对话的可能性，迈克尔·麦克道尔（Michael J. Mcdowell）将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的对话理论应用到文学批评中，试图以对话模式取代现代文学中流行的独白模式：“对话首先有助于强调对立的声音，而非以叙述者的权威性独自为中心。我们从此可以倾听风景中被边缘化的角色和元素。我们的注意力被导向在风景中联合着的各种角色和元素的语言差异。”[3]384在对话过程中，好的文学“不但要叙述自然，而且要提及——至少要暗示——自然的抵抗”，展示自然如何“抵抗、质疑、逃避我们试图强加给它的意义”[14]。对话作为语言层面的交流是不同生命主体的交往形式之一，它牵引出不同生命主体更深层的互动关系。如果我们将不同生命主体的互动理解为游戏的话，那么，人在其中的真实角色就既非牺牲品，又不是剥削者，而仅仅是游戏的参与者。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供人类演出的舞台”，而是“戏剧中的演员”。在这样的世界观中，文学必然由人学升华为不同生命主体呼唤-响应/传达-领受的游戏。人仅仅在将这个游戏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上是文学的作者，文学的最原始作者是生态圈中的无数生命主体。作为被无数作者成全着的作者，人在创作时已经在接受前者的呼唤和委托，理应将自己投入到成全和被成全的基本运动中去。这种成全和被成全的基本运动造就着无数生命主体共同的家（Oikos）即生态圈（Eco-sphere），因而以生态的（Ecological）的立场进行创作是“家事裁决”的必然要求[10]。生态批评在“自然的返魅”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格里芬等人的哲学、伦理学研究之外在美学上的极大拓展。

自然美是生态美学的最基本范畴，但它一直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也是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回避的问题。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就将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贬抑自然美。在流行美学中，自然美或者直接被看成“自然人化”的产物，或者被视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依附于人而存在。从生态美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美，是一种新的基础性理论建构。艺术美的特征在于人的因素对审美对象的介入。而人在自然母体中对美的领悟一旦成为知识，就助长了人自我意识的膨胀。体现在艺术品上，就是力图在这个制成品上打上自己的印迹。但自然美不是自然对美学范畴或者美学理念的符合，而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对感性的执着、对秩序和形式的抵制。米盖尔·杜夫海纳（Mikel Dufrelnne）指出：“而自然对象则激起世界的各种感性面貌，这时，感性面貌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思议性便成了主要效能，无需人们试图在其中寻找一种事先考虑好的组织的严密性……我们接受自然感性的自发性和丰富多彩，但是在艺术感性中，我们却不能容忍。”[15]自然美的不可确定性及其对美学范畴和理念的抵制、艺术的妙肖自然，都在指向着美的真实的存在——感性真实呈示的在先的被给予性。因而表面上的自然美作为对艺术美的挑战，事实上却是对美的启示和照亮。这个预置了一切、将显现和被显现者、精神和物、经验和先验统摄一身的在先的被给予性，才是唯一的显现者，人和世界永远只是生活在她的母体中。而让人引以为傲的确立自身的文化形式——哲学、艺术、宗教、科学……只不过是植根在这个母体上的虚幻的花朵，映衬着人类精神自立的枉然的梦幻。对于人来说，企图摆脱母体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一个冒险，最安全的地方只在开端处。人只有在这个母体中才有家园的感觉，当放弃所有的狂妄和倨傲，人才能诗意地栖息。生态美学的兴起，对以艺术作为主体的传统美学提出了根本性挑战。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突出的是作为在先的被给予性。生态美学的突破在于：消除艺术美中主体性的膨胀，回复人与世界原初的肉身交融。生态美对美学的深层启示在于：美是对在先的被给予性的感性确认[16]。生态批评突破传统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视域自闭，进入人域互为开放的境域，具有自然与人文、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两极张力。它以形式节律特征反映内在的存在意义或生命意义，从有利于人类当前与永远美好生存的角度建立一种崭新的、包含自然维度的“生态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精神在当代的新发展，因而，事实上它成为生态美学的开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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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nection between Ecocriticism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ZHOU Ying1, WU Jing2
(1. H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China 310006; 2.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China 310025)

Ecocriticism has an inductive effect on occurrenc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it promotes aesthetic integr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ecology, post-modern philosophy and post-modern ethics. It changes the perceptual mode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through the way of “new sensibility” which is close to ecological nature, makes it possible for natural beauty to be expounded and its value to be realized, and makes aesthetic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enchantment of nature”. Thus, the differentiated context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re constructed within the ecosphere.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Aesthetics; Post-modern Aesthetics

I06

A

1674-3555(2010)03-0009-09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3.00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0-03-03

周膺(1961- )，男，浙江建德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西美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