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

何谓新生代农民工？对此学界尚没有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7周岁～30周岁的青年农民工。他们一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另外一部分是出生在城市，但未取得城市户籍，并随父母留在城市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子女。相对于以前外出打工的老一代农民工,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日益被社会关注。

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包含的融城特征

1.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已发生很大变化，城市认同感加强

在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代农民工当中的很多人虽说从事着工业生产，却把自己定义为农民，对城市的感觉是边缘的、疏远的，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双亲都在农村，对家庭、土地充满感情，心理更倾向于农村，他们经常在农闲时进城打工赚钱补贴家用。但在农忙期间他们还是会选择回家帮助收割庄稼，即使庄稼收成还抵不上车旅费成本。在他们心目中，城市只是打工、谋生之地，他们没有、不敢、也不能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据2009年《经济参考报》调查显示：只有8.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7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把自我身份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较少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这一身份名词持认同态度。 另据一项“您想在城市定居吗?”的调查显示, 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有15%的人想在城市定居, 40岁～50岁的为21%, 30岁～40岁的为37%, 20岁～30岁的为45%, 20岁以下的高达61%，这说明他们更倾向于城市生活。他们从小学读到初中或高中，一旦毕业，就外出务工，几乎没有做过农活。尤其是那些跟着父母在城市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求学生活，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恋土”意识较为淡薄，不适应农村生活，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2.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方式市民化

城市生活全面改变着新生代民工的价值观念，他们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步更新着自己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新生代农民工和城里年轻人之间的差距更大。第一代农民工受制于家庭的期望和他本人对家庭的责任，除了必要的生活消费，省下的钱全部补贴家用，娱乐消费几乎为零。对他们来说，电影院票价太高，歌厅等高档娱乐场所更是奢侈。所以，即使好不容易轮休一次，他们要么在宿舍度过，要么就扎堆在商店、饭店看“免费电视”，或者到录像厅里打发时间。而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行为方式还是思想观念都在悄然与城市居民趋同。他们租房住、用手机、穿戴时尚。上网聊天、听音乐、去舞厅跳舞、逛商场、阅读报纸杂志等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方式。2005年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新一代农民工收支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十分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目前广东省农民工每月的平均生活消费大约为500～800元。

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教育程度高，职业选择呈现多样化

第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选择职业的范围较窄，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均较差，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新生代农民工则不然，他们文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据教育部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已达到93．6%，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4．1%。 2004年广州市劳动力市场在招聘现场进行了一次300份样本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60%的求职者具有高中学历，22%具有初中学历。政府组织“春风行动”为农民工提供免费中介服务，求职者中48%的人通过报纸广告得知这一消息，11%的人通过互联网得知消息，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捕捉信息的能力很强。 除了文化程度较高外，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拥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当中有的参加过职业培训,有的甚至毕业于职业学校。有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比老一代的24.2%高出十多个百分点。 因此，他们职业选择的范围很广,呈现多样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

1.制度性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主要面临三大制度性障碍。第一，传统的户籍制度。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口严格划分成为农村人口和非农人口,户籍制度的存在不仅仅割裂了城乡之间的联系，阻断了合理的人口流动，缩小了农民工个人生存发展的空间，更为严重和贻害深远的是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的影响，国家在制定民政、劳动保障、教育、养老、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政策时，将农民工区别对待。可以说，城乡二元分治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对农民的歧视。第二，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甚至是缺失，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社会工作的有效开展。二是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设计上没有把农民工纳入其中，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自然享受不到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缺乏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更享受不到应得的单位福利和社区福利。第三，农村土地制度。由于我国的土地流转制度还不完善,土地成为农民进城的一大阻碍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安排中，将所有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附加到土地上，使土地不单单承载了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资料和为工商业发展提供生产资料的功能，同时也承担了农村家庭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功能。现行的土地制度显然也影响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影响了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步伐。另外，在子女教育、购房制度安排上对新生代农民工也存在着歧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性障碍是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2.自身素质障碍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尚未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超过90%的新生代农民工是17岁～30岁的年轻人。这个年龄阶段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远离父母、亲戚、朋友，从熟悉的农村来到陌生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要面对全方位的生活考验,较低的经济收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疏离的人际关系常使他们陷入困境,因此，他们最容易产生孤独和失落感，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都在下降,很容易在放任自由的状态下迷失自己。一旦当他们面临巨大的心理落差，遇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情况时，很容易诱发犯罪。第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知识与技术障碍。近年来,我国的城市产业结构正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上一代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大部分因为没有受过充分的职业技能培训而缺乏相应的技术技能。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 相反，越来越多的用工单位则对农民工的职业技术素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出现了“民工有人无岗，企业有岗无人”的局面。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突破个人发展的瓶颈制约。

3.维权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社会，还面临着他们的权益如何依法得到充分保护的“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素质较低。根据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显示：仅有16.7%的青年农民工真正了解劳动法，大多数青年农民工只是对劳动法了解一点，而15.3%的人则一无所知。他们对自己的权益受损忍气吞声，更有甚者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不明确。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状况不容乐观。《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显示：国有单位同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最好，占73.8%；其次是外资企业，占68.6%；民营企业的签订率最低，仅有55%。 无合同就业导致了青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受到损害的时候得不到赔偿，很多农民工遭受工伤的时候用人单位不仅逃避责任，同时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这是很恶劣的行为。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的渠道也不畅通。农民工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无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解决，而有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还停留在政策层面，缺乏稳定性、持久性和彻底性。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问题，但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城市市民本位利益(如市民充分就业)的考虑，在市民化乃至农民工进城问题上，排斥和抑制多于鼓励和支持。因此，一些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由于找不到有效的解决途径，往往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诸如：跳楼、绑架老板、堵塞公路，甚至围攻政府部门，等等。

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

1.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与之相伴的农民工群体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长期存在，因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当务之急，要全面调整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探索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2009年12月22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在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同时，还转移部分单位缴费额；参保人员在各地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对农民工一视同仁。这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从养老保险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相信不久其他一系列惠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诸如农民工工伤、医疗、失业、住房制度等将陆续出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有利于树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信心,消除他们和城里人不平等的思想顾虑。

2.政府、企业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技能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但就业技能相对欠缺，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与现实岗位的差距。就业技能缺乏不仅制约着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权益享有和实现能力，而且也制约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为此，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保障部等六部门颁布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说明国家已经看到农民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培训农民工，实际是造就新一代产业工人。农民工输出地要抓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前的基本技能培训，主要措施是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提高补贴标准，试行农民工“培训券”，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之前得到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农民工输入地要抓好转移后的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特别要充分发挥用工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企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活动载体,应该承担起提高其综合素质的责任，政府可以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3.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要把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市民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造成了农民工流动务工的现状。随着大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其吸纳新增人口的能力已近极限，农村劳动力城镇化的难度不断上升，“大城市病” 业已显现。因此，推进城镇化不能仅靠大城市，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中小城市发展成本低、效益好、空间大，城镇化的愿望也尤其迫切，这正是城镇化的动力所在。针对农民工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空间更大的状况，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大量移民将带给中小城市各种资源，并促使其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产业和服务多元化，收入和消费升级加快，就业机会更多，单一功能城市逐渐变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逐渐成长为大都市。长三角等地的“新市民”运动可以说是农民市民化的成功尝试。

4.社会要更多地善待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渴望城市的接纳。他们用激情蓬勃的生命力为城市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他们却享受不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且社会上尚有一部分人看不起农民工，歧视他们。我们认为这是一件从意识到行为都需要重新反思的事情。社会应善待他们，提供最人性化的关怀。城市应将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与市民“同居一城、身份不同,享受的公共服务差异明显”的局面。城市管理也不能再沿用以往的“劳动力管理模式”,而应向“居民管理模式”转换，做到与常住人口的同服务、同管理，切实使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社区，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有机组成部分。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应大力宣传农民工为城市和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农民工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使人们意识到广大农民工默默无闻的奉献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所起的巨大作用，营造一种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氛围和环境,让他们切身感受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只有这样，新生代农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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