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仁

摘要：《易经》卦爻辞中“用”字句有两种句法格式，一是“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二是“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从“用”字词义与词性的发展来看，有一个从具体义向抽象义，从实词向虚词转变的过程，而《易经》文本正是此一过程的过渡阶段。通过对《易经》“用”字含义和用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纠正对某些含“用”字卦爻辞的误解与误读。

关键词：用；卦爻辞；异文；解读

中图分类号：R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2－0003－07

“用”字是甲骨文中的常用字，在卦爻辞中亦广泛出现，表明“用”这一词的重要。但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其意义太平常、太具体，二是其意义逐渐由实词变为虚词。这两者看似对卦爻辞的理解都无关宏旨，但是了解这个词的意义对于我们理解有关卦爻辞的确是很有帮助的。

一、《易经》文本中的“用”字用法分析

“用”字在今本《易经》卦爻辞中共五十八见，分布在乾坤等三十八个卦中。没有出现“用”字的卦有讼、小畜、履、否、同人、豫、临、贲、剥、无妄、大畜、咸、恒、家人、睽、蹇、块、鼎、震、艮、归妹、丰、旅、兑、节、中孚等二十六个卦。但是，若是考虑到古本异文，那么，亦有出现“用”字的卦，比如讼卦。下面，我们首先对《易经》文本中的“用”字用法作一分析。

(一)《易经》文本中含“用”字句的句法格式

通过分析卦爻辞中含“用”字辞句的句法成份，我们会发现“用”字句的句法格式主要有两种：“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前者可以独立成句，或者作为一个整体作“利”字的宾语，或者作“王”、“公”等词的谓语，如：蒙卦初六“用说桎梏”，泰卦九二“用冯河”，谦卦初六“用涉大川”，复卦上六“用行师”，升卦彖辞“用见大人”，谦卦六五“利用侵伐”，困卦九二“利用享祀”，困卦九五“利用祭祀”，谦卦上六“利用行师”，随卦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离卦上九“王用出征”，解卦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等。后者则是典型的动宾式，可独立成句，如：坎卦六四“用缶”，坎卦上六“系用徽纆”，逐卦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萃卦彖辞“用大牲”，革卦初九“巩用黄牛之革”等。

(二)“用”字的词义与词性

要准确理解卦爻辞中含“用”字的文句，除了理解其语法格式外，还必须了解其词义和词性。

第一，“用”字具体义与抽象义。

甲骨文“用”字，“从卜，从为骨版；从卜者示骨版上已有卜兆。卜兆可据以定所卜可施行与否，故以有卜兆之骨版，表施行使用之义。”《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可见，“用”字施行、使用之义本从占卜来。如《合》(301)：“癸卯卜，王侑于祖乙。二牛，用。”《燕》(245)“用三百羌于丁。”这可能是“用”字比较原始的用法。据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甲骨文“用”字“除了用作杀牲之义，还表示使用，可用之义，则又为施用义之引伸。”他举例如“大吉，用”(《甲》753)，指某一次的占卜卜兆是大吉，所以可用；如“叀兹璺用”(《佚》241)，即“用此璺”。叀是助词，使宾语提前。豊是盛着玉的豆，一般用作祭品。用此豊，即用此盛着玉的豆作为祭品。《易经》卦爻辞中的“用大牲”、“用黄牛之革”、“用缶”等应该是这种用法的继承。

从上引甲骨文对“用”字的使用来看，我们认为“用”字意义的发展可能是这样的：杀牲、使用、施行、可施行。虽然都作动词解，但是有明显的从具体到逐步抽象的发展过程，有从以具体物品为对象到以一般行为为对象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层次中，后者是可以涵括前者的意义的。“可施行”必定“可用”，所以《说文》释“用”字为“可施行”，虽非其本义，但的确是对上古“用”字之义的综合概括。由此亦可知，《易经》卦爻辞中，“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式应该比“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式更古老。

具体从《易经》卦爻辞中的“用”字字义来看，“用”字本应兼有“利”义，这也属于“用”字的具体意涵，但此义可能在后来逐渐弱化了。这可以从卦爻辞中含“用”辞句的吉凶判断看出来。下面详述之。

《说文》释“用”为“可施行”，就其着一“可”字而言，是十分精当的。但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极少有人意识到它的意义。“可施行”往往被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为“施行”。实际上“可施行”不等于一般描述意义上的“施行”，“可施行”对将要施行之事作了一个有好结果的判断，即施行此事会吉利、顺利。这与“用”字从“卜”紧密联系。如果不注意其“可施行”中“可”字的深义，将削弱《易经》作为卜书的性质。由于“用”的“可施行”义中本有吉利、顺利的判断，即我们所谓的“用”兼“利”义，所以卦爻辞中有“用见大人”、“利见大人”、“利用见大人”，但没有“不利用见大人”之类表述。因为“不利”与含有吉利、顺利义的“用”连用是不成话的。

从“用”字的“可施行”义解，“用涉大川”与“利涉大川”是完全同义的。“用见大人”与“利见大人”也是完全同义的。只不过随着语言的发展“用见大人”中“用”字的吉利、顺利义慢慢被隐藏了。于是在卦爻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含“用”之辞及其吉凶判断乃三种表述方式并存：一是对“用”字词组往往不作任何另外的吉凶判断，如泰卦九二“用冯河”，但是据“用”字的本义，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一般讲述徒步过河之事，而是说徒步过河会很顺利，所以才会有该爻后文所谓“得尚于中行”。二是对“用”字词组或句子往往作一个正面的吉利的判断。如谦卦初六“用涉大川，吉”，明夷卦六二“用拯马壮，吉”，升卦彖辞“元亨，用见大人”，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三是在“用”字前往往加一“利”字而成“利用”式表述，这个“利”字乃是对“用”的“可施行”义中吉利顺利的突出和强调。所以“利用”式往往不再有正面的吉利的断语，最多给个“无咎”或“无不利”，从反面再强调一下吉利义，不可能有凶的断语。如谦卦上六仅言“利用行师”，观卦六四仅言“利用宾于王”，困卦九五仅言“利用祭祀”，谦卦六五言“利用侵伐，无不利”。

第二，“用”字作虚词解不如作实词解。

在“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式中“用”字为动词，作杀牲或使用义解，历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在“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式中“用”字词性是什么，作何训解，却是有争议的。朱方桐先生在其《周易虚字考释》中曾就《易经》卦爻辞中的“用”字作虚词的用法作过举例概括。“用”字作虚词有两种用法，一是介词，一是连词。作介词可训“以”，训“于”，训“因”；作连词可训“至于”。他最后总结道：“古籍中，‘用作虚词，似到两汉为限。特别是作连词，仅见于上古典籍中，甚至《易》所用亦颇鲜。而‘用作介词‘于，也大抵见于《易》，其它典籍不多见。但用作‘以、‘由、‘因，却多见于秦汉及秦汉之后的文章中。”可见，朱先生认为在《易经》卦爻辞中，“用”作虚词，尤其作介词“于”，是先秦文献中的“特例”。

实际上虚词本由实词而来，介词本由动词虚化而来。这一转化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一个词的词性往往不是固定的，文言文中一些介词往往是可以同时用作动词的。正如杨树达先生所言：“词无定义，虚实随其所用，不可执着。”我们认为，《易经》卦爻辞“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式中的“用”字虽然作某些虚词训解可通，但作实词动词意义上的《说文》“可施行”义训解亦完全可通，而且从总体来讲比作虚词解更好理解、更合理。若作介词理解，“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式就是一个介词词组，介词词组的主要语法功能是充当状语或补语，一般不能独立成句，不能作谓语，这就不好理解诸如“王用亨于西山”，“王用出征”等辞的语法结构了。离上九“王用出征”之后，还接有“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语，“嘉”是嘉奖义，“获”是俘获义，都是动词，其所构成的词组，都是动宾式，与“用出征”构成连动式，所以“用出征”也宜作动词词组而不是介词词组来理解，与后文同作“王”的谓语成分。两处含“用”字句，翻译出来即“王可施行享祭于西山之事”，“王可施行出征之事”。注意，这里的动词或动词性词组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定语修饰部分，其中心词“事”省略掉了，这一结构可以看作是偏正结构省略了中心词的“意省结构”。所以，“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式都可以翻译为“可施行(做)某某事”。

二、某些含“用”字卦爻辞解读

对含“用”字词组或句子结构的理解，极有益于我们索解某些卦爻辞之确义，纠正某些错误或含糊的解读。下面具体来谈谈对某些含“用”字辞句的理解。

如，蒙卦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历来许多注家都误以“刑人”为名词，指受刑之人。如高亨先生将“利用刑人，用说桎梏”的意思说成“刑人脱桎梏，出牢狱”。说，读为脱。据上文我们已经知道，“用”字前若有动词“利”字，那么它后面往往接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因此，“刑人”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宾式的词组。刑，即刑罚。刑人，即施刑罚于人。利，直译是有利于。更精确点，可译为“宜于”。“利，宜也”。整句爻辞的意思是说：“若要启发人们对律法的蒙昧无知，就宜于对犯人施刑罚加桎梏；如果脱去犯人的桎梏而使犯人逃亡，就会对律法的执行造成困难。”此爻的句读应该是这样的：“发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以往，吝。”“以，犹‘而也。”“往，假借为亡。”吝，困难难行之义。《孟子题辞》“余困吝之中”，焦循注云“吝之义为难行”。高亨先生是站在受刑之人的角度认为脱桎梏是有利。殊不知，此“利”是对“正法”有利。此爻《象》云“‘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是此意。《象传》虽然只解释了“利用刑人”是为了正法，但我们可以非常合理地推知，“用脱桎梏”将会乱法。所以正是要施刑于人才是合宜的，而不能随便脱去其桎梏。可见高亨先生的解释恰恰弄反了。他在解释此爻《象》辞时把本来是并列两个意思的“利用刑人，用脱桎梏”连在一起解释，说是依法放人才是正法，这个意思很现代，应该是对原文的误解。

又如，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关于“恒”字的解释，刘大钧、林忠军两位先生将历来的注解概括成两种：“一常规，一久。”据上文“用”字用法例，我们认为，“恒”字在此处应用为动词。《象》云：“‘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显然，恒，即未失常，未失常即保守着常。所以，恒为守常，而非久处，或持之以恒。守常，即守着常规而行。此爻，孔颖达释义是比较准确的。孔氏曰：“但难在于坎，初九去难既远，故待时在于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远也。‘利用恒，无咎者，恒，常也，远难待时以避其害，故宜利保守其常，所以无咎，犹不能见几速进，但得无咎而已。”孔氏虽在解字时说恒为常，但明显活用为动词了，所以在疏解爻义时说的是“保守常”。这是正确的。这个常不是持久之义而是平常、常规之义，是与不守常规贪图冒进相对的。此爻的意思是说：在郊远野外等待，象征着离目的地还很远，还没到攻坚涉险之时，这时候就宜于按平常常规而行，而不要贪图冒进犯难而行，这样才不会有咎害。

又如，噬嗑卦彖辞：“利用狱。”据上文“用”字用法例，“狱”应该用为动词而不是名词。高亨先生解为名词，讼事。“利用狱”，即对“讼事有利”。讼必有两方，对讼事有利是对谁有利?不明确。卦辞应该是带有纲领性的话。如果把“狱”字解为动词，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抓住这个纲。这个纲就是“要以刑法治国”。刘大钧、林忠军二先生的解释非常准确，“利用狱”的意思是：“适合于处理刑狱之事。”“处理刑狱之事”与“刑狱之事”相比要具体明确得多了。卦辞就是要告诫统治者，刑狱之事很重要，所以要重视处理刑狱之事。这个意思与《象传》之辞若合符契。《象》曰：“电雷，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敕就是治理、整理之意。陆德明《经典释文》：“敕，《字林》作敕。郑云：‘敕犹理也。一云：‘整也。”

最后，我们详细地谈谈从战国楚竹书本讼卦彖辞“利用见大人”的“用”字异文以及“见”字训读，来理解“利(用)见大人”之确义。对“利见大人”的理解，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利于见大人，第二种是有利于大人出现。为了理解和引证的方便，我们以《易经》卦爻辞最先出现“利见大人”一语的乾卦爻辞为例来谈。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郑康成注云：“九二利见九五之大人”，这是取第一种意思。又王弼注此爻云：“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从这里似乎看不出王弼对“利见大人”的理解是取第一种还是第二种。但我们再看看他对句式结构完全一致的乾卦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注解就可以知道，他是持第一种看法。他说：“龙德在天，则‘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万物之睹”即“万物睹之”。《说文》：“睹，见也。”“睹之”即“见大人”，而不是大人自己出现。其实《易传》即是作此解。乾卦九五《文言》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孔颖达在疏解乾卦九二王注时则明确说：“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大人。……二之与五，俱是‘大人，为天下所‘利见也。”程子伊川解乾卦九二云：“田，地上也。出现于地上，其德已著。以圣人言之，舜之田渔时也，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见大德之人，以被其泽。”又解乾卦九五云：“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以上都是以“看见大人”解“见大人”。再查阅一些重要注文，胡瑗、朱熹、高亨、金景芳、刘大钧、周振甫、陈鼓应等都作此解。可见，从先秦《文言》以来。“利见大人”的意思是“有利于见大人”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对“利见大人”出现了另外一种解释，即有利于大人出现。尚秉和先生注乾卦九二即云：“利见者，言大人宜于此时出见也。”当代诸家如黄寿祺、张善文、唐明邦、李申、廖名春诸先生都作此解，例不具引。可能这种解释是现代才出现的。

这两种理解的关键分歧首先在对“见”字的训读上，前者训“看见”，后者读“见”为“现”，训出现义。到底哪种理解是对的呢?我们认为第一种理解是对的，第二种理解应该有问题。理由如下：

第一，首先从字源上来看，甲骨文“见”，“象人睁大着眼睛，表示看见。此为本义。甲骨文用作动词，有献的意义，为借音字，……这种意义的见，古籍中常写作现。”可见，“现”为“见”的分别字，是献义，出现义要晚些。当然，也不能因此断言商周时“见”没有出现义。《易经》卦爻辞中的“见”字就有可训“出现”义者。但是“见”的本义是看见，而不是出现。而且甲骨文中“见”字绝大部分都用本义。《易经》成书于商周之际，如果把所有“利见大人”的“见”字都不作看见义解，显然是不妥的。

第二，再从句法结构的角度来看。《易经》卦爻辞中“利见大人”七见，“利涉大川”九见，两者的结构完全一致，“涉大川”是动宾式，“见大人”也应是动宾式。而且，在今本《易经》中，“涉大川”与“见大人”各有一处作“用”字的宾语。一是升卦彖辞“用见大人”，一是谦卦初六“用涉大川”。从上文对“用”字用法的分析可知，“用见大人”与“用涉大川”都属于“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式。“涉大川”与“见大人”都是动宾式作“用”字的宾语。“大川”又是“涉”的宾语，“大人”又是“见”的宾语。如果读“见”为“现”，并作不及物动词，它就不能接宾语。如果“大人”作“见(现)”的主语，就应该在“见(现)”字前面。如《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战国策·燕策三》“图穷而匕首见”。后者“见”的主语是“匕首”，不带宾语；前者“见”的主语省略了，也不带宾语，此语是孔子自明己志，所以“见”的施事者即孔子。或者，将“见(现)大人”理解为“大人见(现)”的倒装。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见大人”就与“涉大川”的结构不相同了，因为“涉”字是及物动词，“涉大川”也不可能倒装。因此，如果参照“涉大川”的结构，“见大人”也不应该是倒装。如果不从倒装的角度理解“见(现)大人”，而且把“见(现)”理解为及物动词，则“见(现)”字用法应该理解为使动用法。于是，“见(现)大人”的意思就成了“使大人出现”。这也与“涉大川”的“涉”字用法不类。而且，“使大人出现”应该有施事者，这似乎不合爻义卦义，这一点我们将以另文申说。所以，若读“见”为“现”，训出现义，不论是作不及物动词还是作及物动词。都是成问题的。

第三，再从语义上来看，乾卦九二讲“见龙在田”，本来就是借龙开始出现在田地上这一现象来象征大人开始出现，龙就象征大人。而如果“利见大人”的意思是“有利于大人出现”，则义有重复之嫌。退一步讲，即算此解说得过去，但到第五爻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第五爻是“龙高飞于天”之象，是在“见龙在田”的基础上象征着大人进一步居高位而治世，此时，大人早已在第二爻的时位上“出现”过了，怎么还如二爻之时一样，仍断以“有利于大人出现”?在同一个过程中，“出现”应该是一次性的。可见，将乾卦九二、九五两处“利见大人”都解作“有利于大人出现”是不妥的。而如果理解为“有利于去见大人”则没任何问题。九二龙开始出现，象征着大人开始出现，所以这时候人们就应该去见这个大人。九五龙已飞于天，象征着大人已得天下，此时人们就更应该去见这个大人了。又从“用”字本义为“可施行”来看，“用见大人”的意思是“可施行见大人之事”。而如果读“见”为“现”，则意思成了：“可施行大人出现之事”或“可施行使大人出现之事”。比较两者语义，显然以“可施行见大人之事”为长。

三、诸本“用”字异文及《易经》文本问题

若以战国楚竹书本《易经》辞句之有无为标准，诸本“用”字异文一共有四处。分别在讼彖、比九五、井九三、涣初六。其具体情形制表详列于下：

今本讼卦彖辞“利见大人”，“利”字后无“用”字，但帛本楚竹书本均有“用”字。比九五，今本作“王用三驱”，帛本、阜阳本同，楚竹书本作“王晶(三)驱”，“王”字后无“用”字。井九三，今本作“可用汲”，帛本同，楚竹书本“用”作“弓(以)”。涣初六今本作“用拯马壮吉”，帛本、楚竹书本“撜”或“拯”前均无“用”字。楚竹书易所缺之辞句，而其它诸本所存者，还存在一些“用”字异文。

今本“利见大人”七见。分别在乾卦九二、九五爻辞，讼卦彖辞，蹇卦彖辞、上六爻辞，萃卦彖辞，巽卦彖辞。相应于这七处，帛本除讼卦彖辞此处作“利用见大人”，其它六处均与今本同。楚竹书残本存四处。除讼卦彖辞此处作“利用见大人”，其它三处亦均与今本同。有学者认为，“用”字为衍文或误抄。我们认为这体现的是《易经》文本的变迁，有利于我们对有关卦爻辞作准确的理解。“利见大人”与“利用见大人”意义相同。从与今本这七处“利见大人”相应的帛本与楚竹书本兼有“利见大人”与“利用见大人”两种表述来看，似乎可以作为今本对《易经》辞句作了自觉整理的一个证据。

比九五今本、帛本、阜阳本均作“王用三驅”，唯楚竹书本作“王晶(三)驅”，少一“用”字。据廖名春先生所考，帛书《易传·昭力》一篇之中“三引皆无‘用字，与楚简本同”。可见，的确有本《易经》作“王三驱”，无“用”字，而非抄者误漏此字。但从爻义的明确性与通顺性上来讲，以有“用”字为胜。据《说文》，“用”乃“可施行”义，着一“用”字置于“三驱”二字之前，使得“三驱”成为了一个数词加动词构成的名词性词组。“用三驱”即“行三驱之礼”。而元“用”字则“三驱”之作为一个独立词组的意义不显，“三驱之礼”这一具体意思也就不明确，而只能是一般的“三次驱行”之意。盖《易经》故书原貌本有“用”字，后世整理者以“用”字词义词性的虚化，以及“三驱”作为“三驱之礼”之表达的固定化，而将“用”字删去。这种无“用”字的版本于战国楚竹书本之时就已流行起来了，所以帛书《易传》所引亦有无“用”字者。这表明的是《易经》版本的变迁，而非偶然的抄者一时误漏。

涣初六“用拯马壮”中的“用”字异文，亦如比九五“王用三驱”中的“用”字用法，是指施行某种礼仪。“王用三驱”是行三驱之礼，则“用拯马壮”乃指行献马之礼。此处以有“用”字方语意完足。今本有“用”字大概是故书原貌。而帛本、楚竹书本之原本可能因“用”字意义的虚化而删去“用”字。

井九三今本、帛本均作“可用汲”，楚竹书本“用”作“己(以)”。上文谈“用”字词性转变时引到朱方桐先生关于《易经》“用”字作虚词的用法。他认为“用”作“以”……，多见于秦汉及秦汉之后的文章中。井九三“可用汲”的“用”字，历来易注家多训作介词“以”。现在，从楚竹书本“用”即作“以”来看，“用”字虚化为用作“以”的介词已经在战国时代《易经》本文中体现出来了。这应该是朱方桐先生所说的秦汉及秦汉以后“用”字虚化用作“以”的先声。亦可见，战国楚竹书本《易经》中的“用”字正处于由实词向虚词转变、兼有实词虚词两性这一过渡阶段。而井九三“可用汲”一辞诸本作“用”者更可能体现了《易经》故书原貌，“可用汲”的意思直译即“可以施行汲水之事”。

从四处异文，今本有三处都有“用”字来看，应该说今本《易经》作为古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尽量地复原了《易经》故书原貌。

结语

从《易经》文本中“用”字的两种句法格式来看，对于“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式辞句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只是“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式辞句。若“用”字接在“利”字后，则“用”字后必然是动词或动词性词组。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利用刑人”、“利用恒”、“利用狱”以及“利(用)见大人”等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此外，从“用”字词义与词性的发展来看，有一个从具体义向抽象义，从实词向虚词转变的过程，而《易经》文本正体现了这一过程。我们认为对于《易经》文本“用”字从具体义与动词实词的角度来理解更加合适。又从诸本“用”字异文来看，今本《易经》多存“用”字，可能表明作为古文本的今本《易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故书原貌。

责任编辑：刘保贞林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