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宗平 邓 翔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演化背景下,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紧缩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形成的流动性宽裕并存。文章针对这一现象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分析了流动性宽松与通货紧缩的关系,对通货紧缩的发展趋势及对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宽松流动性的有限性,并提出了应对通货紧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衰退

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化,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从2008年9月份开始,中国针对经济下滑导致的经济紧缩,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等救市措施。然而,救市政策是否有效?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视角,从中国经济运行是否健康的角度看待,而不能简单的认为增加流动性就可以使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

一、 经济衰退中的通货紧缩与宽松的流动性并存原因

全球经济的不断萎缩给中国经济也造成了下滑,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1.7%迅速回落到9%。(图1)

为应对经济衰退,中国也先后推出一系列的救市政策,提出了保“8”与4万亿投资计划。希望通过扩张流动性使经济复苏。但从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大组成部分看,中国经济的紧缩状况并没有根本缓解。

从投资看,我国出口出现超过预期的下滑。2009年2月,我国出口贸易顺差从1月份的400亿美元高速下滑到40亿美元,降幅达到了90%。由于我国经济对外经济依存度已经达到70%,随着外部需求的迅速萎缩,我国经济经济增长动力之一的出口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面临着以外需为主转向大力拉动内需的艰巨任务。

从投资看,投资领域出现了大幅度回落,政府投资大幅度增加。我国的投资主要分为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及企业投资。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状况下,企业由于预期未来经济形势恶化采取减少投资、消化库存甚至取消投资的方式度过经济衰退期。而房地产业在上半年的宽松的过度的环境中,得到了反弹,但这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无法长期持续。

为了弥补企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回落导致的缺口,中央和地方政府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性经济政策,包括降息、减税等方式刺激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增长。但从实际经济运行结果来看,我国的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并没有摆脱经济下滑带来的深幅调整,相反,仍处于下降趋势中。4万亿投资计划中的这1万多亿投资可以带动关联度大的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消化高高在上的库存,既无法大规模增加就业,也无法大规模带动消费,更无法带动我国经济的全面复兴。相反,大跃进式的投资,使我国业已严重的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更加严重,为未来的通货膨胀与产能过剩埋下了隐患,4万亿投资尽管有用,但也有限,甚至有长期风险。

从我国另一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消费来看,长期以来内需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困扰我国内需增长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欠缺,无法满足广大的居民对养老、医疗、就业、工伤等方面社会保障的需求,使人们在消费中由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二是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诸多缺陷,使各居民收入群体间收入差距不断增大。到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从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果来看,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比重中不断呈上升趋势。而个人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图4)。

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导致我国呈现国富民穷的格局,购买力不足导致我国内需一直增长缓慢。随着2008年以来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缩水,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大幅度减少,更进一步制约了金融危机下内需的增长。同时金融危机的演化导致出口加工型企业大量倒闭,仅2008年上半年就倒闭了6万家~7万家,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大学生也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降薪、裁员导致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收入水平的下降导致消费水平的降低,也使人们增强了收入进一步下降的预期。

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美国、日本、欧洲等几大经济体的萎缩,外需在短期内无法迅速地得到大幅度恢复。而美国经济萎缩已导致透支型消费大幅度萎缩,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上升,已达到了3.6%,表明整体消费不断呈下降趋势,对中国的出口将继续造成制约。而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投资方面,由于企业需要消化库存,同样无法为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而仅仅只能通过政府寄予厚望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大规模财政支出来拉动。因此,我国经济才出现了一方面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唱独角戏,使得流动性变得宽裕,资金层面的供给大幅度改善,以致于2009年以来,我国股市与房市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充裕的流动性是推动这些反弹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我国总需求不断减少,实体经济并没有因此迅速摆脱衰退的阴影。由于投资的风险增大与收益水平的降低,增加的流动性并没有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形成投资与消费的热潮。相反,我国的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受经济景气度下降的影响,仍然处于不景气状态。因此,我国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与低迷的实体经济对应,形成了流动性宽裕与通货紧缩并存的局面。

二、 对我国通货紧缩趋势的判断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是否已进入通货紧缩,学术界有不同争议。赞成的一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状态,尽管我国的CPI和PPI刚呈现负值,两大指标的下降时间还没有达到两个季度。反对方认为,按照经济学有关原理,通货紧缩,顾名思义就是由于市场货币供应量不足引起的价格水平的下降。从我国情况看,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流动性充裕。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新增贷款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单月增加最多,2月份新增贷款仍然超过1万亿元,6月份甚至达到惊人的1.5万亿。然而,我国物价指数,无论是CPI还是PPI均从2008年9月开始下降,直到2009年8月,仍维持下降趋势。

尽管按定义来看,还无法确定我国已经完全进入通货紧缩,但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达到惊人的70%。外需深度萎缩,在内需无法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必然造成我国产能大幅过剩,企业将面临长期的消化库存、降低产能的过程。从内需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保障缺位、收入分配失衡以及收入水平的下降使得消费水平下降,无法带动价格水平的上升。因此,从影响价格水平走势的几个因素看,这些因素对通货紧缩的影响是长期的。

本轮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对美国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来,美国不受约束的美元发行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种强行纠正。也是对美国过度消费与中国过度储蓄共同维持的全球经济繁荣的纠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唇齿相依的增长模式不复存在。因此,金融危机同样是对中国粗放型的以外需为主的增长模式的纠偏。由于美国经济萎缩导致中国国内产能迅速过剩,消化过剩的产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规模的萎缩将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因多种因素的影响,内需无法通过需求面的上升带动物价水平上涨。

因此,从较长时期来看,我国的物价水平仍然呈持续下降趋势,通货紧缩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紧缩状态不是仅仅依靠增加资金供给就可以改变的,资金供给的增加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在经济整体紧缩的状况下,即使流动性大幅增加,也可能会陷入到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中,即银行名义利率降低到零也无法拉动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的增长。历史地看,无论是日本的零利率,还是美国大萧条后的新政,均没有走出经济衰退下的通货紧缩。

三、 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习惯于低收入、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污染等“四高一低”的增长模式,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采取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从历史原因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创汇、引进外资、积累资本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从现实因素看,我国人口众多产生的就业压力与国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国情,使得低附加值、粗放式、高污染的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所做出了变相牺牲,长期以来我国人为压低工资、土地、税收及环境污染成本,使得我国在出口竞争中具有明显成本优势,成为发达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产业的理想国家,而加入世贸后对我国出口需求的增加更是进一步带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金融危机的到来,大量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倒闭使得我国经济迅速陷入通货紧缩中。

我国经济的急转直下表明,表面繁荣的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安全度并不高,这是过分依赖外需、压低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造成的后果。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迫使中国不得不改弦更张,转变低效的、粗放的、抗外部冲击能力弱的增长模式。金融危机的冲击表明,这种增长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中国作为大国,其经济增长应主要以内需增长为主,以增强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要从重视数量增长转变到重视质量增长,提高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以科技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积极培育中小企业的成长,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改变经济增长中外需与内需的严重失衡,使我国经济增长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四、 我国应对通货紧缩的政策性建议

为达到此目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转变收入分配方式,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与企业分配比重过大的现状,向居民分配倾斜,这点可以借鉴日本20世纪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促进藏富于民、推动民富国强的格局的形成,增加国民的购买力,达到增加内需的目的,同时调节国民收入中分配的严重失衡,努力把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由“哑铃型”变为“纺锤型”。

2. 加大科技投入,推进科技创新,积极培养和孵化中小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技术创新,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积极培养和扶持中小企业,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培养国民的创业精神,增加和促进就业,培养一大批创新型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中小企业,使之成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生力军。

3. 完善社会保障,增强国民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感。要转变政府将公共产品与社会保障视为负担转嫁国民,从而增加国民生存和发展的不安全感的现象,回归政府职能的本位,为国民提供完善配套的公共产品与社会保障产品,使国民能够消除生存与发展的后顾之忧,从而增强其消费与发展的能力。

4. 建立合理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所发生的惨痛的投资经历表明,如何使庞大的国家财富在投资中获得保值与增值是我们今后要高度重视的经济问题。要转变重货币轻实物的思想,建立包括黄金、原油、矿产资源等实物资产在内的综合性外汇储备体系。当前,要充分利用大宗商品价格处于历史低位的大好时机,增加对资源的储备比例,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能力,防止在通货紧缩中国家财富的进一步缩水,以增强我国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郎咸平.谁都无法逃避的金融危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2. (美)伯南克著,宋芳秀等译.大萧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 查理斯·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第四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济转型期中国居民的消费、 储蓄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705730 75),项目主持人:邓翔教授。

作者简介:邓翔,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付宗平,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09-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