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波

2009年10月,上海交通执法部门钓鱼式执法事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先是上海市闵行区张军的“挂钓钩”事件;不久,上海浦东年仅18岁的被“钓”者孙中界自断手指以证清白。

这两起“钓鱼案”并未像之前发生的类似案例那样“被沉默”,相反,引发了一系列出人意料也可谓情理之中的蝴蝶效应。

效应一:钓鱼执法遭彻查

事情闹大了,社会和舆论要求彻查。10月20日,作为执法主体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欲盖弥彰地公布了《关于“10•14”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情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表示行政执法人员在此事件处理过程中“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这份自己调查自己的结论公布后引得舆论一片哗然。随即,在各方压力下,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对有关问题作重新调查。

2009年10月26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的常务会议透露,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张军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

另据上海媒体报道,鉴于10月20日公布的浦东新区城市行政执法局的初步调查结论,事实不清、结论错误、公布草率,市政府将依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表面上看,‘孙中界们只是在争个人的权利和人格,实际上,孙中界们的抗争,有望终结上海市的‘钓鱼执法。”有人这样评论。

效应二:利益链受冲击

几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执法方式。

知情者称,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钓头”和执法大队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上海市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到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2万元。

相关城市交通管理部门人士明确表示,如果用违法违规手段来执法,甚至从此类执法中牟利,形成变相敛财的“利益链”,则要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如此,这条利益链条面临着也许断裂的命运。

效应三:执政智慧遭考验

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承认孙中界的确是被“钓鱼”后,众多被“钓鱼”车主大受鼓舞,10月27日,100多名中招者聚集在原南汇区城市管理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还车或退回罚款。

从10月28日开始,浦东和闵行两区已经开始登记“被钓鱼”车主信息。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信访办人员表示,登记不分年限,即使早在2005年被钓鱼,也可以前往登记。据悉,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车牌号码、个人要求等。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称遭遇“钓鱼执法”的车主们也在聚集,试图借助上海纠错事件获得应有的补偿。

政府将如何应对这来自民情和执法现实的压力,将极大考验相关机构的执政智慧。

效应四:引发道德危机

钓鱼执法,钓出了一轮的诚信道德危机。

本是好心助人,哪知道却是上了人家的圈套,好心得到却是“非法营运”的恶名。谁还敢让陌生人哪怕是需要帮助的人搭车?网络上的天涯社区,一则《上海“钓鱼执法”与道德危机》的头条文章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谁没有个有困难的时候,谁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都希望在有人寻求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施以援手,在希望得到帮助的时候有人雪中送炭,可是类似‘钓鱼执法之类的行为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有网友如此质疑。

韩寒博客中的一句话语触动人心:说实话,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家里有急事需要搭车,有人愿意让你上车是很罕见的,这样的人是珍稀的物种,是单纯的好人。闵行区交管部门做的事情说简单点,就是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车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元……

(注:上海尚佳律师事务所马天林律师对此文亦有贡献)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1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