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行健

[摘要]胡适于1935年元月参访香港大学时对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学有颇为尖刻的批评，认为完全掌握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适逢港大当局有意聘请胡适主持中文教学的改革，胡适便向港大校方推荐了许地山以自代。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学体制与人员进行了重要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经学课程被彻底取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固然与经学在现代大学课程体制内处于妾身不明的状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却可能是跟授课者的讲授效果有关。

[关键词]胡适；许地山；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经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5—0026—05

一前言

胡适(1891—1962)在1935年元月因接受香港大学颁赠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便作了生平第一次的南游，在香港待了五天，在广州住了两天半，在广西玩了十四天。他回去之后。便陆陆续续地将这次游览经过写了出来，从是年二月完成《香港》一节、三月初写就《广州》一节、四月初前写成《广西山水》一节，一直到八月十二日才最终将《广西的印象》一节脱稿。虽然胡适在这篇游记的序言中调侃自己：“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说话，嘴太忙，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机会太少了。”因而前后二十多天之中，他竞没有工夫记日记，再加上回家后又两次患流行性感冒，“前后在床上睡了十天”，所以难免追忆起来印象模糊。言下之意，似乎为自己这篇游记写得不够翔实周到而感到颇为遗憾。但若细读全文，仍可发现胡适这篇游记还是记载了许多丰富的考察游览内容，尤其在香港和广州的部分并非只是单纯的旅游，还同时涉及了不少与学术、教育及社会文化活动有关的现象，如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与广东执政当局所强力推动的读经运动等，而他的香港之行更事关整个香港高等教育中之中文教学改革的问题。胡适对香港大学中文教育之观察及所怀抱之改革理想，透过了他所举荐的实践者一一许地山(1893—1941)——之具体作为，对香港的当代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胡从经从五四新文化思潮的角度，将胡适和许地山的南来香港分别视为新文化思潮影响及于香港的第二波及第三波，第一波则是鲁迅(1881—1936)于1927年莅港演讲及稍后发表一系列关于香港新文化发展的文章对香港文化界所造成的回响。而胡适与许地山对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的改革理想当然亦是属于新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民国时期大学中之经学教育的角度来讲，胡适和许地山对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亦对该校的经学课程带了极大的变革，对这样变革的来龙去脉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涵之探讨，无论是对香港三十年代以降的中文教育还是对经学在现代大学中之地位及命运，应该都是极有意义的工作。

二胡适与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的改革

胡适于1935年元旦上午从上海搭船南下，1月4日早晨抵达香港，住在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William Hornell)家里。而他在香港五天的行程则由香港大学文学院长佛斯脱先生(Dr.L.Forster)代为排定，每天上午留给胡适自由支配，一切宴会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胡适很满意这样的安排，让他很从容自在的玩了不少地方。

在游玩过程当中，他也对香港大学做了一番深入观察，他认为香港大学最有成绩的是医科与工科，而文科则“比较最弱”。胡适甚至认为香港大学的文科教育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他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

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

他感叹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变动，但港大却还完全在那个变动大潮流之外!

胡适所指的“旧式科第文人”就是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创系主任赖际熙(1865—1937)，以及区大典(1877—1937)、温肃(1879—1939)与朱汝珍(1870—1940)等人。赖际熙为广东增城人，以增生入广雅书院，光绪十五年(1899)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民国肇建后，侨居香港。区大典为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科举孝廉，光绪二十九年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亦移居香港。温肃为广东顺德人，亦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翰林，散馆授编修，官至副都御史。朱汝珍则为广东清远人，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派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回国后担任京师法律学堂教授。至于他们与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的关系，据长期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单周尧教授描述：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创始于1927年，初名中文系。……中文系成立之初，赖际熙、区大典二太史任专席讲师，仿照广雅书院学制，所授者经史、文词为主。

但赖际熙与区大典这两位前清翰林与港大的渊源并非始于1927年中文系创设之时，事实上早在1913年二人便同时受聘于刚成立的香港大学文学院，分别讲授经学与史学课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许振兴教授对当时的课程设施有相当清楚的说明：

当时大学的四年学制被区分为中期课程(Intermediate Course)与终期课程(Final Course)两阶段。学生修习中期课程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学年。采汉语授课的“传统汉文(Clas-sieal Chinese)”课程由“史学(History)”与“文学(Literature)”两科目组成。“史学(History)”讲授中国历史，由赖际熙负责，选取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典》、《通考》、《通志》、《通鉴辑览》与宋、元、明的历史载录，讲授三代至东晋(中期课程)与南北朝至明朝(终期课程)的历史；“文学(Literature)”则讲授经学，由区大典负责，选授朱熹(1130—1200)与其它学者对《四书》(中期课程)与《五经》(终期课程)的评注。

从1913年至1927年中文学院创设前的这期间，传统中文课程又历经一番调整，其结果是将原有四年的教学内容压缩为两年，当然学生接受史学与经学训练的课时也相应地减少了半数。

1927年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成立后，赖际熙被委任为学院的中国史学教授(Reader in Chinese History)，区大典则获委为中国文学教授(Rea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此后赖港府及社会人士多方赞助，教职员亦迭有增加，除原有之赖、区二先生及担任翻译讲师的林栋[1890—1934，香港大学文学院首届文学士(1917年毕业)]三先生外，温肃、朱汝珍、举人罗憩棠、秀才崔百樾等人亦先后应聘为兼任讲师。从单周尧主编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历史图录》中所影印的香港大学1927年度校历所载之中文系课程可以很清楚地看

到当年的课程内容。当时在四年的学制中皆设有经学、史学与文词学三个科别，所教授的内容包括经学之《四书》(第一年)、《诗经》与《书经》(第二年)、《三礼》(第三年)、《春秋》及《三传》(第四年)。史学则皆集中在历代治乱兴衰与历代制度沿革这两个主题，而授课材料则以《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通鉴辑览》与《九通》为主。文词学则是以历代名作为主，包含骈散文名著与诗文名著等。

透过以上对港大早期中文教育的概略介绍，便不难想见这样以传统经史为主的课程内容及师资阵容会给胡适这样的新派学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所以他才会在《南游杂记》中对此大加嘲讽讥评。

其实不只胡适对此现象深感不耐，早在1926年英国威灵顿代表团(Willington Delegation)的报告书中就已经对港大偏重传统经史的中文教育提出类似胡适的看法：本港大学应尽其所能以造就人才，其中文课目，虽不宜废止经史，但大学之中文教育，不以造就中国旧式学者为鹄的，而另有其现代意义云云。然而让胡适感到不满的局面似乎有所改善，胡适说港大副校长韩君与文学院佛君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二人曾在1934年去中国北方访问考察，且同年夏天港大还曾邀请了广东籍学者陈受颐(1899—1977)和容肇祖(1897—1997)来港大研究该校的中文教学问题，请他们自由批评并提出改革的途径。此外胡适也提到，他在香港时，深刻地感到港大当局改革中国文字教学的诚意，而当地绅士如周寿臣(1861—1959)、罗旭和(1880—?)等人也都热心赞助这件改革事业。为此，他们希望能有一个主持这种改革计划的人，但此人须兼具四种资格：(1)须是一位高明的国学家；(2)须能通晓英文，能在大学会议席上为本系辩护；(3)须是一位有管理才干的人；(4)最好是广东籍的学者。但有这种条件的人才毕竟一时难觅，所以胡适在这篇游记中也只以“这件改革事业至今还不曾进行”为此事的叙述做个收束。

其实胡适在这篇游记中未曾写出的真实情况是：胡适在港大改革中文教育一事上着力甚深，此从陈受颐和容肇祖二人受邀来港大研究中文教学，其背后的推荐人就是胡适一事上即可看出端倪。此外，港大当局真正中意来主持改革计划的人选就是胡适本人，但胡适并没有接受港大的邀请。虽然如此，胡适最终还是给港大推荐了两位人选，一是许地山，一是陆侃如(1903—1978)，后来港大当局接受了许地山。胡适对此结果显然很满意，他在1935年7月14日日记中如此写道：“港大决定先请许地山去作中国文学系教授，将来再请陆侃如去合作。此事由我与陈受颐二人主持计划，至今一年，始有此结果”。

三许地山在香港大学的作为

许地山1922年自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理。1923年至1926年分别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就读，专研宗教史、宗教比较学、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7年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但却于1935年遭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排挤而去职。虽然根据许地山夫人周俟松的叙述，当许地山被燕大解聘后，适逢香港大学登报招聘中国文学教授，他正好符合条件(留学英国，能英语、粤语、普通话)，故许地山毅然前往，举家南迁。但从胡适日记及陈君葆日记均可知，港大之所以会接受许地山，最主要的关键应该还是在于胡适的介绍。

许地山来港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来主持中文教学的改革，他于1935年9月初正式上任后，就立即展开改革行动。首先，他将中文学院改为中国文史学系，理由是：

盖文学与史学有连带之关系，今将之拼成为一学系，固得其宜，在名义上亦较为妥当。

其次，该系分为四部，即普通文学部、文学部、历史部与哲学部。第三，在师资方面，当时在中文部任中国史学教授(Reader in Chinese History)的赖际熙已在1933年左右便自港大退休了，而任历史讲师的罗芾棠(憩棠)举人与任国文讲师的崔百樾秀才亦于1935年底不被校方续聘，至于担任经学讲师的区大典太史亦于1937年1月自港大退休，至此这些被胡适所嫌恶的“旧式科第文人”就正式从港大的讲堂上彻底绝迹了。反之，在1936年3月，港大中国文史学系在许地山的主导下聘任了马鉴(1883—1959)为全职讲师，至此整套的改革计划就可算是大功告成，从此也就确立了港大中文系以“中国文学”(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国历史”(Chinese History)、“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三组课程为核心，再配合翻译(Translation and Comparison)课程的基本格局。

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学的改革在当时的确获得不少正面的肯定，如柳亚子(1887—1958)就曾如此评价他的贡献：

据说香港的文化可说是许先生一年开拓出来的。原来，在许先生来就港大中国文化史系主任之前，香港的国文权威。还是落在一般太史公手上的。读经尊孔，用文言文，简直和前清时代看不出什么分别来。自从许先生主持港大，招生的题目就用白话，那末学生的试卷也自然不能不用白话了。这样，才把全香港中学校国文课的文言文的锁完全打破，这是何等伟大的功绩呢!

而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所编撰的《许地山年表》亦做如此的评价：

港大中国文学课原以晚清八股为宗，教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及桐城古文。地山就任后，参照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分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充实内容，文学院面目为之一新。

在这些评价当中，应属1950年代以后长期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罗香林教授的说法最为具体中肯：

惟许先生在香港之贡献，则尤在其将港大中文系之课程为高瞻远瞩之扩充。盖前此赖先生等所定之课程。注意使一般学子于古文辞外，能于经史得为深切了解，自方法言之，犹偏于记诵之学。许先生则分课程为三组，一为文学，二为历史。三为哲学。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今则更及于词曲、小说、戏剧、与文学批评等；前人治史，只重朝代兴革，今则更及于文化史、宗教史、交通史、与板本目录等部分；前人治经，每长于总述，今则将经中之文史资料，还之文史专学，而就其哲理部分、更与诸子百家，历代哲人，与道教佛教等哲理。合为系统研究。皆就前人所建立之基础，而为扩充发扬。继往开来。影响自巨。此后香港中国文学研究之日益发展，皆以此为机枢也。

既然讲授经学的旧式科第文人已经自港大的讲堂中被请了出去，香港大学中的课表自然也就不会有跟经学相关的课程了。从许地山所改革的文学院中文课程中(1936—1937年度及1937—1938年度)，均不见传统经学的迹影，甚至连

经书的课程也付之阙如，许振兴教授对此不禁感叹道：

这将传统经学完全摒诸门外的课程设计，一直被沿用不替。香港大学文学院自1913年始设传统汉文(classic8l Chi-nese)课程，迄1941年12月大学因日本军队侵占而停课，前后三十年间，传统经学在大学课程里的生存空间终被完全剥夺。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可以从经学学科性质的问题及授课者的讲授效果这两个面向来加以探究。就前者而言，经学这门学科或学问领域一直在现代大学课程体制内处于妾身不明的状况，这乃是毋庸置疑之事。但虽然如此，这顶多使得以经学为整体的课程(如经学通论、经学史)在现代大学的课表上消失，但并不会影响及于经书的课程。在许地山改革港大中文课程的时代，中国内地很多大学虽然没有经学整体的课程，但还保有经学专书的课。如在1936年参与教育部课程整理且长期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系务的朱自清(1898—1948)，他虽也认为“经学已然不成其为学”，但在他参与修订的1938年的大学科目表中，仍将中国文学系必修科目之“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一)”的课，规划为以讲授“群经诸子”为主的课程内容。再以许地山曾服务过的燕京大学为例，其1941学年度国文学系的课程中虽亦无经学整体的课，但仍保有经学专书的课(《尚书》、《三礼》、《春秋三传》、《周易》、《论语》《孟子》、《诗经》等)，燕京大学的做法是将这些经书的课放在“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一)及(二)”内来实施。相较之下，许地山所主导的港大课程规划不但取消了经学整体的课程，而且连经书的课也都不见踪影，这确实是相当极端的。所以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么做的原因是否与授课者的讲授效果有关。

当时在港大中文学院负责讲授经学的教师主要是区大典，身为区大典学生的陈君葆在其日记中记下了不少有关区氏在港大教授经学的状况，如其于1935年3月13日记道：

晚八时徽师(案：即区大典，其字慎辉，号徽五)在大学礼堂讲“经学大要”讲到九点，四个字刚讲完，略不一等便从侧门退出，于是我要代表中文学会来致谢词，而他本人已出去，觉得可笑。再则听众中有许多恐怕已预备了一套话来驳他的。看见他出去以为他是逃避，这也是不好的印象。徽师若单是讲经还不要紧，一涉到现代的问题便无往而不见其千疮百孔，而且许多也是极浅薄之见。第一，经学若只限于士大夫阶级，何与于平民?那更非废不可；第二，经若不过礼，其初步工夫便在修已待人，便在实践，然日前的诵读于洒扫应对何补?第三，文字可以统一，言语不可以统一，也未见得。交通便利实促成语言统一的工具；第四，《水浒》、《红楼梦》明明白白是文学，如何说不可以列入教材；第五，自杀亦非一定关系婚姻者。

次日又记道：

今晨对学生言，指出徽师的偏见，原来许多学生都已察出，类如程志宏专从文学立论，罗鸿机谓一比较胡适的演讲与区先生的演讲便看出他们的优劣来，这是无可讳言的。其它陈锡根早就不满意于经学，以为那简直是骗人的东西，甚至施尔也以为“区老师”讲来讲去总不外那一套话，好象是念熟来的。那末为谈经学的讲，若果不变法，总不得了。

又如其于1936年9月24日记道：

徽师的钟点订好了，但学生却讨厌了经学，只得改请他讲授汉魏古诗，这原是过渡办法。关于区先生的去留问题直觉真点难为情，我已尽我的能事挽留他多担任一年，往后恐不能另有什么方法了。

由这几条记载就可知道区大典在当时在港大讲授的经学课程是多么的不受欢迎。在当时本就“不合时宜”的经学课程再由这类不合时宜的“旧式科第文人”来授教，可想而知。对与胡适一样充满新文化思维的许地山而言，是多么的极欲去之而后快了。因而不待区氏退休，港大中文学院就不再有经学的课程了。

四结论

胡适在1932年时曾作有《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文中沉痛地提到：

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八股试帖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做书院课卷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当日最高的教育——理学与经学考据——也是不能造领袖人才的。现在这些东西都快成了历史陈迹了。……

照胡适这种思维来推阐，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若仍落在只会做八股试帖与书院课卷，以及只懂得理学与经学考据的那帮“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显然是不会有前途的。胡适与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育的改革当然不是只针对经学课程，从他们的眼光来看，规仿清季广雅书院学制，以传统的经史、文词为主的早期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课程规划。无疑是跟不上时代的历史陈迹。所以取消经学课程只是许地山改革港大中文教育整体计划中的一环而已，这里面所显示出的讯息乃是：旧式的以科举为导向，以书院教学为主体的学制与课程，向新时代的以学问为导向，以西式大学教育为主体的大的转向。在转向的过程中，传统的学问与课程不可避免地会历经激烈的冲撞，这其间经学的际遇可说是最为坎坷，港大30年代的中文课程改革竞将经学的课程完全取消掉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今日吾人重新审视港大的例子，是否能给关心经学教育的人带来一些启发：亦即经学课程在港大的遭遇究竟只是新旧文化对立与冲突下的一个牺牲品，或是从事经学教育者(推动者、讲授者)也要负起一定程度的责任?在胡适、许地山当时，经学的提倡(往往与尊孔运动结合在一起)不是落在一帮遗老、翰林的手上，就是由少数的军人武夫来主导(如曾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1887—1956)与曾长期主掌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1890—1954)，这当然对经学的传播与推广是颇为不利的。这种带有强烈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经学倡导方式，在那个求新求变，追求改革、进步的年代，注定是难以受到欢迎的，区大典在香港大学的际遇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